［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辨析
作者：刘国胜
《桂海论丛》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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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蕴含着指向未来的哲学旨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应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三个方面去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当代性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3－0008－04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当代性?在我们当下的生存境遇中，我们为什么不探讨柏拉图主义的当代性?康德主义的当代性?黑格尔主义的当代性?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实质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当代生存的意义问题，而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生命力。只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我们才可以言说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一般说来，我们探讨一种思想及其当代旨趣，必须从这种资源本身的意蕴出发。如果我们谈论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哲学解释世界。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和最终成果，乃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这其中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片断”或“支脉”。只有马克思完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实现了哲学史的伟大革命，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用哲学改造世界的时代主题。所以，我们称马克思为现代意义的哲学家，这就奠定了我们与马克思对话的基础。
一、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思想的初始语境之中
马克思生活在工业化时代，在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他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指向现实批判的思想武器，马克思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并对“后工业社会”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马克思指出：“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1](p11)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灾难”一直到“后工业社会”还未得以彻底消除。从马克思批判理论中，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我们生活的时代虽然向前发展了，但我们这一时代所要实践的主题仍然处在马克思思考的问题域中。当代著名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针对西方自由主义者福山的“福音”说，向我们全面描绘了一个“脱节”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时代的“十大祸害”：越来越严重失业；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在欧共体诸国之间，在欧共体国家与东欧国家之间，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在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方面控制矛盾的无能；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和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常规的”武器还是处于电子尖端技术前沿的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核扩散的扩展，甚至连国家机构再也无法控制了；由一种古老的幻觉和观念，一种共同体，民族一国家、主权、边界、本土和血缘的原始概念的幻觉所驱使的种族间的战争和势力；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渗透，它们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势力；国际机构受到种种限制，国际法的实施仍主要受特定的民族一国家的操纵。[2](p115-119)尽管时代发生了重大的“错位”变化，但德里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弊端的全面拷问，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根本缺陷的全面批判是相通的。只不过是某些方面在“后工业社会”表现得更为严重、更为普遍。德里达认为，马克思指出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2](p21)。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生存问题还未超越马克思思想旨趣，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仍旧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码说话”[2](p79)。
在这些当下的问题域中，我们不可能超越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从现实和理想的视界交融中抓住了人类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视角。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及其一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存在的观点，又从现实和理想两个矛盾着的层面契合着当代社会的诸如人与环境的关系之类的重大问题。而当今颇为流行的其他政治学说或社会理论都只是从人类社会的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社会仅仅归结为这一侧面、这一层次、这种关系，未能从根本上、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因此，当代任何一种理论要显示其批判功能都无法避开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视而不见。对于当代各种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下不可逾越的意义视界。
二、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根据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方法论，是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这一观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的思想是一致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存在，在当代西方思想主流学派中已取得了共识。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德里达认为，在当代的世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时代里，“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2](p78)。所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就是要“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2](p122)。批判性、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有活力的部分。在时代不断变换而时代精神却在趋于自由主义的惰性和短视之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继承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无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2](p122)换言之，只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仍然会焕发旺盛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其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而方法论则是最有价值的本质方面。批判精神通过方法论体现出来，方法论的价值蕴含在实践之中，而解构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实践的思维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的人在生存境遇中的激进在场。所以，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称作是一种解构”[2](p129)。由此可见，批
判、解构和方法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具有同样的功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即马克思义主义方法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过时，我们必须继承；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要继承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方法，而是其完整的方法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406)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就在于，通过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向我们展示整个世界的本质特征，为我们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使我们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能正确认识自己，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去充分显示和扩展人自身的本质力量，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而方法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2](p127)。只有通过继承，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和发展。所以，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2](p21)
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多种形式，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不止有一种，而且是多种，它们和作为其建制形式的社会主义一样，都是由特殊的传统历史地规定或确定的。因此，某一特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崩溃”或“瓦解”并不必然地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终结，并不必然地意指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全面崩溃。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来说，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都是马克思的“幽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
此前，在我们的思想里曾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假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曾在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们动辄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压制、排斥其他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性。因此，要确定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就必须让马克思的“幽灵们”真正“显灵”，真正理解和尊重马克思的各位“幽灵”，也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按照它自己的本质属性——作为一种方法论，作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而存在，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立于不败之地。
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是其实践本性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能始终保持着勃勃的生机、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一直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p57)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将“人类社会”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就是从实践的革命意义上去理解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p56)。这一重大发现预示着马克思以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拨开了笼罩在历史天空中的层层意识形态迷雾，重新颠倒已被各种唯心史观所颠倒的世界，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语词世界”回到“生活世界”。马克思哲学“提纲”的主题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57)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竭的生命之源，也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凸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张扬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不仅从其思想旨趣、方法论意义体现出来，而且还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得到生动的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幽灵”，是一种激进的“在场”，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显灵”的出场形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创造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创新过程。
具体说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两大问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由理论到实践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5]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它的基本理论品质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属性是一致的；毛泽东思想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创立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具有中国形式、中国作风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及其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任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作出了许多新的概括、判断，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建设实际“新的结合”。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逻辑起点，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又一重大发展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的三重伟大历史使命——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内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又结合中国新时期的实践情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多年来，每一次理论的创新都不是凭空想象的空穴来风，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个结论，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发展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国际社会又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本着“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信念和原则，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亲民的姿态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积极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为逻辑起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新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和2l世纪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
总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从而合理地解答、科学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法]雅克·德里达，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光明日报，2006－10－23．
责任编辑 黄志恒
作者简介：刘国胜(1966—)，男，湖北红安人，信阳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