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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民族特性相结合，进行国别化、民族化、具体化，才能发挥真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才能指引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思想和民族特性相互交融，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3－0005－0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让人们背诵的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民族特性相结合，进行国别化、民族化、具体化，才能发挥真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才能指引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民族性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历史文化、民族特性相结合，在科学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走自己的路，使马克思主义呈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应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空间发展的多样性，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因而，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这种理论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汇在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中，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民族性的烙印。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学说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法和指南，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理论学说的。他们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5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同样表明，凡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民族化、具体化做得好的国家，革命和建设就取得大的胜利；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不与本国国情、民族特性、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国家，革命和建设就易遭挫折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民族性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的特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体现。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养分和思想资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优秀品质，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创造性运用。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也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形式。例如，它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等等。
       邓小平理论也具有亲切自然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邓小平理论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看似浅显、平易，实则博大精深。就其思想内容而言，邓小平理论又充分吸收了“重民”、“贵民”、“惠民”、“安民”、“富国”、“强国”、“以礼正国”以及“兴教励学”、“选贤任能”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治国智慧。当然，这些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是经过了唯物史观的改铸的。
       江泽民同志也向来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强调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提出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创造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确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它不仅继承了那些包容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优秀品质，而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小康”的思想，将“小康社会”确立为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党领导人民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作了系统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汇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中华民族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传统、经世致用传统、知行合一传统以及自强不息的意识、天下为公的理想、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诚实守信的品质、言简意赅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等等，全都渗透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
       中，全都被创造性地运用于新世纪党的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并被中国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因素起作用。文化界许多学者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发源于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具有两个相亲的因子，即整体观和人性论的乐观趋向。马克思主义把自然界、社会与人自身融于一体的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维观念有一致之处；儒家文化在人性上的性善论与马克思坚信人类必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能自觉约束自己的思想有一致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相似之处；“修身、齐家、平天下”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文化的道德情怀、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也有着相似之处；中国文化的朴素唯物论、“实事求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有着相通之处。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容纳因素，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的特有的文化土壤。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历史文化、民族特性之间的融合要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它们之间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让马克思主义取得外在的中国化的形式，如取得“中国话语”的形式，而是要内在地使两种文化、文明相互融合，这才是本质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在吸取、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人类各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中有些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未能涉及到的或未曾展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是马克思主义未能涉及到或未曾展开的，因此，中国民族文化必须要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不是让两者之间进行简单的“话语转换”、“话语对接”，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注入新的内涵，获得新的生命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汲取智慧，借以丰富发展自己，使自己中国化，使两者内在地融合为新的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对传统文化一分为二，采取辩证的态度，正视其中消极的、腐朽的东西，防止这些消极、腐朽的因素渗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决杜绝“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现象发生。
       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更好地体现出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强调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恩格斯曾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并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成员不懂得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美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生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个教训特别深刻，我们党的感受也最深刻。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p191)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的也是“中国”二字。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邓小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63)江泽民同志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一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要“代表”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对党的工作所提出的新要求，联系和总结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其出发点和着眼点是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
       基于民族基础上的多样性是人类存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文化存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事物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规律的体现。民族性作为贯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规律，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必将继续支配、指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赵　静
       作者简介：徐建(1979—)，男，江苏徐州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20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