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即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实现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根本保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缘由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1-0024-03
纵观中国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理论武器到后来确定为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基础的历史过程．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强调是有它的必然性和历史根据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需要
用实践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亦即中国是否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社会需要。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和强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在中国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焦点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与中国有相似或近似方面的俄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更加坚定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当时，“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走向马克思主义时的口号。也即“中国化”概念首先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而言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在当时，由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处于弱势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阶级，尽管他们都本能地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但还是缺乏系统的思想理论的准备。因之，中国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契机。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要结合中国的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在全党形成共识。
其次，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新时期重新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从国内环境来讲，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面临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我国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因而面临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也是一个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课题。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艰辛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1O年“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断了。就国际时代背景而言，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格局和形势呈现出新的变化和趋势，世界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在当时的国内环境和自际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序幕。这一时代背景和国内环境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境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第三，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党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从国际上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形势的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大理论成果产生的时代背景。从国内看’-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顺利实现了总体小康。但所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全面建设小康任务艰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利益格局(即在社会经济成分、社会阶层构成、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和良好的外部条件，又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从我们党的状况看，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地位、执政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员队伍本身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内情况的这些新变化，是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个理论成果的国情依据和实践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实现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其生命活力来源于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使之民族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马、恩本人那里也不是抽象的教条，他们历来反对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实际和发展过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提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还指出：“理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他们还付诸于实践。如马、恩在探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一向极为重视生产力因素。因此，他们一度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生产力较发达的英、法、德三国同时取得胜利。然后带动其他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注意到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的东移，他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思考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和条件上．并多次提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俄国等东方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完整的发展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既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才能转变成巨大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
另一方面是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实践的产物。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使得中国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对理论发展有着更特殊的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使之中国化。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和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运动又出现了新动向。但工人运动不会自发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如同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创立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是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的。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迅速地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化完成，初步地正确地回
答了“中国向何处去”：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此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回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进行实践的过程。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宏大的问题，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超乎寻常的要求：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正确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各阶级状况、科学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解决这些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予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迫切的客观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在我们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中，为回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经历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圆满回答了中国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主题，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永不枯竭的旺盛生命力，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始终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时代精神保持密切的结合，形成新的民族文化、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能够为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性的理论，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从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看，这种文化根据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两个要件：
第一要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本质。考察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本质。除了看理论自身是否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外，还应考察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看这个理论的实践主题是否反映了时代普遍、必然的要求；--是这个理论是否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理论思潮而具有普适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题亦即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时代要求的普遍本质。这就是马、恩从当时的社会现象出发，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向人们提出了必须加以回答和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即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引向共产主义前途。这一课题无疑具有超越“某一民族”和“某一地域”的世界性意义。尔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都致力于解决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课题。无论是列宁主义所面临和解决的俄国问题，还是毛泽东思想所面临和解决的中国问题。尽管各自都有特殊性和具体国情，但都与变革资本主义的时代课题有着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讲的西方问题，也就是20世纪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在其发展中所面临的和必需实际解决的问题。由解决这个时代课题而创立的理论也就自然具有了反映时代要求的普遍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取得胜利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点。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越同时代的其他理论思潮的普适性而言。一方面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学说，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据。另一方面，虽然它产生于西方，但是它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是普遍性的真理，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围绕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救亡图存与现代化，百年中国社会各种政治思想学说纷至沓来，但思想史演进的主旋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五四”运动前后，当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就发生过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宜中国的争议。当时。传人中国的西方思潮和派别，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思潮和派别，都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很快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人民所接受，并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特别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由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转变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要件是“中国实际”。中国是否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土壤，是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无内在根据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具有一定的融通性。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本质和开放的理论秉性，决定了它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上有着广阔空间。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关怀人类命运前途的普遍本质，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尽管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但各个民族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相同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基本思想要求方面也具有很大的融通性。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绝对对立起来、否认二者间具有融通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着某些融通性．可以形成实际的结合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提出了追求“天下有道”、“大同”的社会理想。虽然这是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与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着眼于未来的经济、道德伦理上的理想态势。却有着相同之处。在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致力于争取民族独立，进而实现世界大同。尽管这些强调变易的历史观都没有达到科学历史观的高度，但它们也是以一种强调变易的历史观作为理论根据的，因而这种求变的历史观易于同唯物史观相衔接；同时，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出了变革现存社会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美好社会的时代要求，又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即变革资本主义制度部分重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社会历史条件。(2)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在中国先哲们的著述中，历来存在无神论、唯物论．特别是辩证思维的传统。《老子》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思想，《
易传》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观点，以及古代学者提出的“物极必反”、“一分为二”、“合而为一”等名言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息息相通。
四、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党的杰出代表不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形成共产党人特有的思想境界。因而他们是当然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力量的人，即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的深刻理解和正确领导，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这一根本保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组织保证；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亿万人民革命实践活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第四，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反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由此可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不断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二，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也重视领导集团的作用。列宁说：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领导集体就是这样的集团。这是因为：第一，由于他们最有影响、最有威信，因此他们就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凝聚力。而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是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二，由于他们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因此他们可能站在全党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胆识和能力，能够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他们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善于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他们能够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创造出来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三，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拓者。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思想，首次准确找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点和途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立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的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根本问题；在我们党面向21世纪之际，以江泽民为主要创立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境界。
责任编辑 张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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