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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桂北地区时，首次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并向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认真宣传，在行动上严格执行，从而赢得了桂北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次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为后来乃至解放后制定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中央红军；过广西；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6-0088-03
       1934年11月25日，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从湖南的蒋家岭进入广西地域，至12月13日离开，历时19天。途经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5县，行程290多公里。其间，全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刚刚突破湘江，进入少数民族居住的桂北越城岭山区时，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广大红军将士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从而赢得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顺利地通过。这一首次实践为后来途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积累了经验，也为建国后制定党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红军长征途经桂北首次制定具体的民族政策
       广西桂北越城岭山区是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在桂北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纠纷，实行“民族同化”的政策，造谣污蔑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特别是1933年3月在桂北5县爆发的瑶民大起义，震动全广西，但遭到了新桂系的残酷镇压，使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中央红军能否得到桂北各少数民族的理解、支持与拥护，能否顺利通过广西境地，可以说是红军长征中首次碰到的重大问题。为此，中革军委把少数民族工作当作红军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1934年11月19日，军委就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作战，都密切关系着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各军团政治部，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P82）11月29日，即中革军委纵队过湘江的前一天，总政治部又发布了《关于瑶民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压迫与剥削、汉民族与瑶民的平等，给瑶民的彻底的自决权，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作战，这一基本主张，各级政治部必须依照各地不同的环境与各地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与通俗化”。^[2]（P83）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要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发展党的组织，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同时还拟定了《对苗瑶民的口号》共13条。其中有“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和何键对苗（瑶）的一切苛捐杂税和差役！”^[2]（P84-85）等。这些标语从多方面阐明了红军对待少数民族的主张和希望。
       二、红军在桂北地区认真宣传、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
       ——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根据总政治部的要求，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桂北沿途采取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文明戏等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经过的桂北五县都写有大量的宣传标语，经调查至今仍有100多条保存完好。1934年11月26日红军到达灌阳县的文市镇并宿营，文市镇唐家村唐荣济家门口的墙上至今还有红三军团写的标语12条。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的白面龙舌岩内壁上，红三军团在此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红军散发宣传品，主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告白军兄弟书》等10多种。红军在全州的石塘、兴安的界首等集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宗旨和民族政策，分发恶霸地主的浮财，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特别是军委纵队和红一、八军团途经龙胜县马堤芙蓉村时，在鼓楼上演出文艺节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受到苗族群众的欢迎。红三军团途经兴安、灵川、龙胜三县交界的才喜界观音庙时，师领导召集因1933年桂北瑶民暴动被国民党通缉而长期躲在深山的瑶族小头领进行座谈，并进行安抚，使他们深受感动。1935年阴历正月，当地瑶苗同胞在才喜界观音岩的石壁上刻诗一首：“朱毛过瑶山，官狠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瑶苗同胞对红军的深切怀念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
       ——模范遵守铁的纪律，做到秋毫不犯。桂系当局害怕群众接近红军被“赤化”，对他们的统治不利，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制造谣言诋毁、污蔑红军，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致使许多群众产生害怕心理。另一方面采取坚壁清野，威逼群众每户交10—30根竹签并挖陷阱插竹签，驱赶群众离村上山，企图孤立红军，饿死红军，给红军行军和生活造成巨大困难。但红军将士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红军途经灌阳县水车乡时，邓茂英一家在民团的驱赶下随村里的群众上山躲避起来，但家里的粮食和一头大母猪以及10多只母鸭关在家中。邓茂英心想这下完了，家中的猪和鸭可能被红军宰杀了。邓茂英不放心，就壮着胆子回家看看，回到家发现不但母猪还好好的，而且还添了12只小猪，并且喂得饱饱的，13只鸭子也在，楼上的谷子颗粒不少。她非常感动，从内心认为红军是一支好的军队。红军要经常在黑夜中打火把行军，桂北山区不少农家的房子都是用杉木板和杉树皮盖成的，用竹尾枝、毛竹围起的篱笆，这些是做火把的好材料。可是，红军秋毫不犯，自己上山找干柴扎成火把，以利于晚上照明使用。红军的先头部队还在经过的民房边和篱笆上张贴标语，告诉后续部队严禁拆群众的篱笆做火把。红军几万将士经过的地方，群众的东西都完好如初。这些行动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真切地感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
       ——关心群众疾苦，保护群众利益。红军每到一处，十分关心群众，只要群众有困难，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他们。如红军经过灌阳县水车乡时，村长威逼当地群众上山，农民翟顺修夫妇带着刚满二岁的儿子也上了山。第二天，他儿子发高烧，便不顾村长的阻拦和威吓，抱着儿子下山找医生。回到村里碰到红军，红军十分亲热，立刻找来医生免费给他们的小孩看病、打针、喂药，使他儿子的病很快好转。他们把家中仅有的6个鸡蛋和一筐柑子贴上红纸送给红军以示感谢，但红军医生说什么也不肯收。在经过龙胜的苗寨时，红军敬老爱幼，见苗胞衣衫单薄，就送给他们衣服，见苗胞家里穷，没有被子盖，就请小孩和红军搭铺过夜。如果是开饭时间，红军就主动邀请当地苗族群众入席共餐，买了族人的猪肉时还分一些给当地贫苦人家。沿途群众通过耳闻目睹，真正认识了红军，对红军更加亲热。
       ——为民除害，深得民心。桂林是桂系的老巢，当地的人民受到恶霸地主的压迫，对他们恨之入骨。红军入桂后，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沿途发动群众打击当地的恶霸地主。据统计，在红军经过的全州、兴安、灌阳、资源等县就镇压了恶霸地主32人。红军到达龙胜后，部队的住地经常发生火灾，不但给群众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活上的困难，而且给红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造成极大的损失。中革军委要求各部队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都要认真检查，要巡视部队驻地；规定各连队要值班，一遇火警，务必设法扑灭，并救济受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经群众公审后立即枪决。红军按照这一指示，加强防范，但国民党还是派敌特到红军驻地纵火。红军在龙坪抓住三名嫌疑分子，经审讯证实了其中两名是国民党派来纵火的敌特，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他们罪行，揭穿敌人的诡计，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红军当场处决了两名敌特，并发放银元救济受灾群众，得到群众好评。
       
       三、红军得到了桂北各族人民的大力帮助
       红军严格履行党的宗旨，认真执行中央制订的民族政策，挫败了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使桂北各族人民从红军的言行中认识了红军，消除了对红军的种种疑虑，并积极行动起来帮助、支持红军。正如陈云在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到：“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军事力量，而且在于得民心”。^[2]（P227）
       桂军和地方民团准备到灌阳的水车炸毁灌江浮桥，以达到阻止红军过江的目的。当地的群众得知后就去阻止他们，经过数百名群众的力争浮桥留下来了。但在红军到来时，敌人派飞机轰炸把浮桥炸毁，红军前进受阻。附近文市、水车、大车田等地的100多名群众不顾桂军和民团的恫吓，自告奋勇赶来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他们将家里的木料、门板，甚至床板扛来给红军。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钟赤兵对帮助红军的群众说：“真太感谢你们了。”“这是我们自愿的。”“你们为什么自愿帮我们？”“红军已经不是一次经过我们这里了，有李明瑞的部队和肖克领导的一支红军都从这里过江，他们每次经过从不乱动我们农民的东西，要吃要用都拿钱买，借东西也还，打土豪得到的浮财也分给我们穷人，不象李、白的军队这么坏，所以我们愿意帮我们穷人自己的军队。”在灌阳的新圩阻击战中，龙桥村的30多名贫苦农民为红军指点地形、运弹药、抢运伤员、磨米煮饭。红军在界首渡湘江时，因为江面宽，只有用渡船和货船连在一起，上面放门板才能架起浮桥。可是，红军架起的浮桥数次遭敌机轰炸，当地的群众一次次地划来木船、竹排，并把家里的木板、门板扛来给红军架浮桥，为红军抢渡湘江赢得了时间。在龙胜，有32名红军被敌人围堵在天云山附近的深山里，情况危急。瑶族农民沈再德、沈再富兄弟二人正在山中采蘑菇，见到是红军战士，他俩当机立断，由弟弟沈再富在山上引开敌军，哥哥沈再德带领32位红军穿过密林，躲到一个秘密的岩洞。第二天，兄弟俩又准备了干粮送到山洞里，除二名受重伤的红军留下治疗外，其余的30名红军由他们带领抄小路追上了部队。红军在进入桂北山区后，由于语言不通，山高路险，处境非常困难。但沿途的贫苦农民见到红军处处为穷人着想，不侵犯群众利益，又关心群众的疾苦，所以，也乐意帮助红军。在红军不熟悉前进路线遇到困难时，当地的群众和少数民族就自告奋勇地为红军带路、做翻译。在龙胜，仅独境、广南、平等、龙坪就有10多人为红军带路当翻译。侗族农民伍户斌为红军带路当翻译10多天，直到红军顺利通过湘桂黔边沿的侗族地区才回家。
       在中央红军经过桂北期间，许多当地的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仅全州就有70多人参加了红军。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有看牛娃、有丫头。全州凤凰学里村的蒋授理就是帮地主看牛的，当年只有17岁，红军来后，他丢下牛就参加了红军。灌阳文市望月山立村有一户地主家的丫头，也是红军路过时她逃出地主家参加了红军。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和红军牺牲之地，当年群众冒着被杀头和坐牢的危险，秘密掩埋红军的遗体。据调查，桂北5县如今仍然保留的红军单个或集体墓达100多座。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期间，成功地实践党的宗旨和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为红军后来通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制定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借鉴，并且对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红军长征突破湘江[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1.
       [2]红军长征过广西[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黄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