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广角］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逻辑起点
作者：王飞南
《桂海论丛》 2006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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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观的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当代诠释；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完善而逐步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念；它既是中国市民社会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市民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事实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视野来考察，市民社会都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逻辑起点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6-0056-04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观的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当代诠释。它是在中国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完善而逐步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念，它既是中国市民社会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市民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事实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视野来考察，市民社会都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逻辑起点。
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荣辱观的形成
荣辱观作为一种道德判断和价值诉求，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形成和发展始终受到特定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荣辱观与之相适应。尽管我们不能说经济发展了，道德价值观、荣辱观就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甚至生存都成问题的普遍社会贫穷，绝对不会生发出高尚的道德价值观、廉耻观和荣辱观。早在春秋初期，管仲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三百多年之后，孟子也认为，“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马克思则更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32-33)由此可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荣辱观的形成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强大的经济基础。
如果说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荣辱观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是极为落后的狩猎经济，而与封建社会中的荣辱观相适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荣辱观或道德观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当今时代，走向市场经济或实践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世界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当今时代就是一个全球市民社会或全球公民社会时代，市场经济以及市民社会构成了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经济基础。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和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荣辱观及其道德价值取向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无疑也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构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经济基础。
毋庸讳言，经济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无疑构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强大经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市民社会培育要求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诉求，其本身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壮大的直接体现，同时，它的形成和逐步完善也始终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事实上，就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内容而言，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经济指涉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经济荣辱观，其中的“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等无不内蕴着一种以科学主义为核心，以自由、平等、诚信为基本理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荣辱观，这种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荣辱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做到：首先，必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反对任何形式的愚昧、迷信和盲从；其次，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在中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要大力发展大城市、实施以农养工的发展战略，而是要大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因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只有这样，我们才算真正地践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荣辱观，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成功地践行了社会主义荣辱观。
二、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荣辱观、国家荣辱观以及政党荣辱观的形成
首先，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极大地促进了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荣辱观的形成，这一社会荣辱观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直接目标。
众所周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紧密相联并协同作用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2](P50)事实上，这一功能系统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和促进着社会的和谐化发展。就积极的方面而言，市民社会中的市场机制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源按照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和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合理配置，从而使经济的运行遵循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要求，其本身就是一种促进社会和谐化发展的功能性整合。这一功能性整合又称自然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3](P16)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中的市场机制本身就要求人民自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辛勤劳动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这无疑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和现实性。
就市民社会的消极方面而言，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人类在“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极端理性化的导引下，实施了对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根本性改造，这尽管使人类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中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与此同时，绝对理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是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横流的物欲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渺小无助以及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完全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人”，[4](P114)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危机，并由此酿成社会的畸形发展与病态发展，形成只追求物质享乐而不择手段的各种短期行动，引发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中市场经济的极端盲目性和极端理性化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也强烈要求和谐的发展理念，强烈要求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也极大地促进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荣辱观的形成，这一国家荣辱观以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为直接目标。
如果说市民社会的消极方面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提出了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荣辱观的形成。这是因为，弥补或克服市民社会中市场经济的极端盲目性和极端理性化弊端，其有效的途径就是依赖民族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实施制度性整合，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以充分发挥政治国家的经济功能。长期以来，人们常常认为市民社会的“契约性”社会自治既然是在日益摆脱政治国家的束缚与统治中实现的，越是彻底摆脱政治国家的影响，市民社会也就越能更好地实现其社会自治。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政治国家作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6](P166)“它同社会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它不可能真正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也不可能切实反映社会的普遍意志”，[7](P90)但历史表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战略意义，离开了政治国家的宏观调控，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自治就无法实现，市场就会“失灵”，市民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之所以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强大还有着特殊的含义，那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外源性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8](P185)这里，“非经济因素”主要指的就是现代化领导权威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巩固，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前提。可以说，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现代政治国家的形成是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仅是一个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即发挥经济功能的问题，事实上，建立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以及培育强大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这本身就是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威望的爱国主义义举。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也极大地促进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荣辱观的形成。
最后，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也极大地强化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荣辱观，这一政党荣辱观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为直接目标。
在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在国内，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
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沉着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局势，必须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服务人民为荣、以危害人民为耻”，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由此可见，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也极大地强化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荣辱观。
三、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的形成
社会主义荣辱观事实上也是一种公民荣辱观，涉及到一个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的根本性问题。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本身也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事实上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众所周知，市民社会中的“契约性”社会自治具有很大的私人指涉性，这是因为作为市民社会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个体经济，因而也可以说市民社会是一个崇尚合理个人主义的社会形态。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9](P197)“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9](P309)马克思也认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10](P448)这种私人指涉性在当时具有极为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打破了传统封建的人身依附纽带，极大地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而且人民个性的张扬与发挥，为个人各方能力的培养以及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市民社会中“契约性”社会自治所具有的私人指涉性，才从根本上调动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甚至认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P63)
在某种程度上，市民社会保障了人民自由民主权利、促进人民个性张扬与发挥、培养个人各方面能力以及实现社会进步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尽管人的全面发展牵涉到社会中的所有社会成员，但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个体指涉性，意在强调社会中个人各方面素质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系指普遍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属于人的某种东西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人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发展，其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的”与“全面”的认识上，马克思指出，“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12](P83)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即需要摆脱各种强制的人身依附与人身限制；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个性的张扬以及个体能力的提高；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个人各方面能力的提高，一句话，人的全面发展其实就是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
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尽管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随着现代社会实践过程中人的本质的过分个性化张扬以及极端化发展，由于过分的强调个体利益以至用个体利益忽略、取代集体或类的整体利益为代价换来一时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遭致了严重的扭曲，人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是灭顶之灾，这实质上是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的可持续发展强调整个人类的利益与发展优于或高于具体个人的利益或发展，强调当代人的需要和发展要以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为限度。一般而言，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层涵义：其一，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对人的本质的过分个性化张扬与极端化发展的深度反思；其二，人的可持续发展尽管没有忽略社会中具体个人的发展，但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强调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类”的指涉性；其三，人的可持续发展意在正确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12](P279)最后，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等几重相互关系。不管怎样，人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对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扬弃与超越，是人的本质向“类生存”的复归与发展。
毋庸讳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本身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它既要求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以牺牲类的生存与发展为限，同时也要求类的生存与发展不应以过分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在当前个性过分张扬而类生存日益面临危机的特殊历史时期，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强烈要求我们践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公民荣辱观，以维护类的生存利益，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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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