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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天下着大雨，我赶到会场的时候，许多记者已经到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在一个桌子前签到，签完后领一个手提袋，手提袋里边是一些资料。有一个小信封，我把手伸了进去，是……一百块钱。我有些激动。但若无其事地对着主席台。台上坐着一些领导，其中一个在铿锵有力地说话。这些人看上去很精神，甚至称得上漂亮。他们衣着得体，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脑后是庄严的背景。电视台的记者拿着镜头对他们一一仔细扫描，他们则对眼前的镜头视而不见，依然兴致盎然或者专心致志地讲话、倾听。自从电视出现以后，所有的公共活动都有演变为一场电视剧的可能，领导者的风度和容貌也因此咸了一个问题。所有的领导讲完话之后，记者开始提问。问的问题起码在我看来不够尖锐。领导温和但是《艮有力地回答，讲到会心处面带微笑。有一小段冷场，我有些不自在。似乎着急的不应该是会议主持人，而是我，我应该捧场。我隐隐觉得应该站起来提一个问题，我代表着一家报社，而不是我自己。我觉得我有理由在这个场合发出属于我们报社的声音。我就站了起来，问了问题。这是我在西安第一次发出声音，在一个公众场合。我尽量装得像个内行，但是问完以后，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这个会议应该提问的，因为领导在回答时声音突然高亢，似乎还愤怒，要把一种压力铺下来。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我甚至怀疑领导下来会找我单独谈话。不过．领导保持了风度。会议结束了。
       
       2
       一家老旧的报社。最高的楼是六层。但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战争年代。办公室很紧张，夏天里尤其紧张。坐的是藤椅。藤椅是一种很舒服的椅子，有人夏天脱了鞋蹲在上边抽烟。办公桌是实木桌子，桌子上是玻璃板。玻璃板下边有照片、电话号码，照片是和一些很有名的人的合影。经常会来一位退休的很老的记者，他写有回忆录，发送给新来的人，并且希望大家写读后感，在报纸上发表。这本书告诉所有新来的人，作者是炮火中追求进步的新青年，建设年代成长的好干部，“文革”时代的受迫害者，在新的时代里焕发青春。更多的时候，报社来另外一些人，有的会口噙毛笔写字，有的可以跳绳跳遍全国，有的写了快板希望报纸能予以发表，有的每天寄来报纸的错别字，有的表扬单位的领导积极进取，改革成效显著，有的告发单位领导挪用公款生活腐败和出纳勾搭成奸……
       一些很奇怪的人，我想。生活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平常的日子，而是一些事件。他们处于事件之中。这些事件让他们激动，让他们充满倾诉的欲望。对我来说，生活不就是一些平常的日子吗?一个农民终年在地里劳作，他安静地锄地、拔草、收获庄稼，进行有限的交往，这不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他当然会有不幸和苦难，但这并不意味这些灾难需要向陌生人倾诉，他承受的一切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里传播。一个单位里的故事，和新闻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必要告诉报社，让更多的人知道呢?现在，一个人要跳绳跳遍全国，这不是他自己的事情吗?你跳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其他人知道呢?而我，昨天还生活在一个被人遗忘的小县城里，坐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今天却拥有了倾听和裁决的权利。只要我坐在这里，就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故事主动讲给我听，就有人愿意把他的苦难、不幸、落魄、不平毫无保留倾诉出来。似乎我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帮助他们伸张正义，排遣心中的不平。但是，我凭什么获得这种信任?因为我是一个记者?一个记者就是值得信任的?这个记者第一天就按例收了他人的红包，他凭什么获得这种信任?把自己的故事倾诉给他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吗?
       
       3
       房子里边黑糊糊的，一些葡萄形状串联起来的小灯泡发出闪闪烁烁的红光。有一种潮湿的味道，是从地面墙壁和椅子中散发出来的。椅子是两人座的硬皮椅，摆了三排。这使它看上去像电影院。但是屋子很小，也许不到二十平方米。
       我们被人请到这里来了。采访、吃饭、接受礼物，甚至接受邀请进入歌厅。
       似乎不需要商量，吃完饭之后，主人就开始安排晚上的活动。没有人推辞，夹在嘴上的烟很好地模糊了大家的意见。
       小姐叫来了，站成一排，目光打量着客人。客人太客气，主人就主动分配，分配的原则是每个人的个子。这是这个场合最简单的标准。分配给我的是一个感冒的留着披肩发的女孩子。仔细看看，不漂亮，甚至称得上丑陋。不过其他人的也不漂亮，顶好也只是胸部大一些脸盘圆一些。这种歌舞厅是不可能有很漂亮的女孩子。这是一个小歌舞厅。
       我是第一次。但是这一切让我感到《艮新鲜，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坐在一起。大家开始跳舞。地方很小，有人就坐下来，和女的发生摩擦。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就不断地抽烟，拒绝和身边的女孩更近距离地接触。我紧张得厉害，腿不停地在抖。我没法保持镇定。我当然觉得身边的女孩不漂亮，但她还是带给我新鲜感。陌生就能让身体颤栗。我竭尽全力要看清楚朋友们怎么干，但灯光太暗了。分配给我的女孩子很失望地在我身旁抽烟，然后就独自跳舞。她跳着跳着就跳到我跟前，然后往我身上一倒。我很敷衍地接受了一下，也许是在安慰。我觉得如果我对她不表示任何好感，她会在朋友们心目中没有地位。最后她变得无精打采，问我：你是司机吗?我狠狠侮辱了她一下，以证明我不是司机。她满意了片刻。也许，她需要证明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我只不过因为身份所限，不能放肆。
       整个晚上就这么过去了。我的朋友过来说：你以后再这样我们就不带你出来了。请客的人开始发小费。每人二百元。小姐送我们出门，我上车的时候，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说，你是个好小伙。
        4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或者节目主持人，我想象自己手拿话筒，伸向被采访者。对方面对镜头，激动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但是，我是一个文字记者。我不需要面对镜头，我手中没有话筒。我拿的是一支笔，手中是一个报社统一制定的红皮采访本。我心里隐藏着一种难说的不满足，尤其是和电视记者一块采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有电视镜头在场，被采访者常常变得认真或者不知所措，他不停地捋头发、整领带，甚至脸上汗都出来了，完全不像自己。但是面对文字记者，被采访者显得散漫随意，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会儿倒水一会儿吐痰，要么就不断接电话。文字无法拥有电视镜头那种震慑作用，难以满足采访者心理上占据的高位。他很难掌握被采访者。
       后来，报社为每个记者配了一台小型录音机。这东西虽然没有电视镜头那么有威慑力，但一想到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完全复制下来，仿佛法庭取证，有人还是感到紧张和不自然。我反复播放自己的采访记录，虽然我的声音并不铿锵有力，但比对方还是主动了许多。我基本上体现了仁慈、善良、宽容、理解这些相对美好的品质。
       根本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在采访中变得勇气不足。也许是在反复播放录音的时候，也许当采访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些事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也许……也许是那次在监狱采访。一个罪犯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兴趣怎么看都有窥私的嫌疑，可是你如果以记者的名义采访，那么你的行动不但合法，而且会有道义上的感觉支撑。我尽可能像一个和犯人打成一片的记者。这是一个煤矿，我穿上一身矿工的衣服，这衣服有点刺眼，因为太新。衣服是新的，靴子是新的，脖子的毛巾雪白，头上的矿灯雪亮。这和周围有点不相称。我和犯人一同进入坑道。矿车急速下降，眼前只剩下头顶矿灯的光亮时，我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强烈。我觉得那些扛着铁铲的犯人可能随时在我脑后来一下。他们是犯人啊，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当然一切都没有发生，我胆战心惊地从坑道里出来，矿车骤然一停，我的心中一片光明。脸上有一点黑灰，这更让我自豪。那些犯人在我眼里不再可怕，我和他们一起照相。我搂住他们的肩膀，就像搂住一个熟人的肩膀。这种亲昵让犯人有点尴尬。我很自然地问：伙计，怎么进来的?这是采访的技巧，我尽量不让对方发现我在采访。对方脸上呈现很无奈的表情：我是个收牛奶的，收牛奶的时候发现对方的牛奶掺水了，然后就争执，然后就打了起来，顺手拾起身边一个砖块扔了过去，把对方砸死了。然后就判了。就这些?就这么简单?这不是我寻找的对象。我希望寻找一些罪大恶极拒绝改造的惯犯，他们有足够的罪恶满足我的采访。我看见一对父母，他们对剃着光头身穿囚服的儿子在说什么。做母亲的一直在流泪。她希望找到一个人诉说，她觉得这里任何一个人，只要听她诉说，就会明白孩子多么无辜多么不该到这里来。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清，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在重复说一句话：才十六啊，还是个孩子啊，一辈子怎么办啊……
       一个人距犯罪者有几步?我们是否和犯罪者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我问自己。原来如同天堑般的距离突然之间变得触手可及，一个人成为犯罪者也许是刹那间的事情。而这其中许多时候并没有预谋和准备。他突然跌入深渊，悲惨呼号，眼中充满悔恨的泪水，无法相信命运在一瞬间被改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已成为人间另类。这是不是有点太容易?
       我突然找不到最初那种坚定介入的信心，找不到那种推土机一样一往无前的勇气。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自己必须找回勇气，没有勇气提问对记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记者是社会和群众的代言人。在记者的身后，是无数不具名的群众，他们数量庞大但来向不明，含混不清却意向清楚，身份不定但拥有天然的正确的道德力量。他们有强烈的同情心，对他人的故事充满好奇，记者的责任便是替他们发问。我是记者，我的工作面向广大的不可知的人群，而不是我自己。
       但是，这种劝说依然无助于我找到记者的身份感觉，我看不到自己的身份优势在哪里。我在采访中常常莫名其妙地回到我自身，我发现被采访者身上的缺陷我全部拥有，我发现一个人跌入监狱是多么容易的事。那种人和人之间清晰的界限在我这里突然变得模糊起来。我曝光黑暗，追问腐败，剥掉人类身上的伪装，戳穿生活的假象，但是，我，我和我的那些被采访者，我们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和一个腐败的官员、我和一个背叛妻子的丈夫区别在哪里?我们不是一个同样堕落的动物吗?我的人生理想总是和腐败的生活相连属，我的精神享受几乎从未脱离世俗生活的追求，那个歌厅的女孩实证了我的虚伪，我第一天接受的红包成了我的原罪，我从开始就无法摆脱诱惑，我有什么资格提出问题2我的假象谁来戳穿?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所做的一切，别人没有发现，别人不知道。但这就是我所建立的发问基础吗?谁又赋予我免予接受道德盘问的权利?
       我丧失了一个记者应有的道德勇气。在这种勇气照拂下，个人可以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持，他变得无所畏惧，可以在生活的所有领城提出问题。他提问，但不回答；因为从不回答，他的提问永远正确；因为正确，他可以铿锵有力义正词严。
       但是突然之间，我把这一切丢了。而一旦在被采访者身上发现自己的某种缺陷，我会立即陷入不自在之中，甚至会把这种缺陷无缘夸大，以致丧失对所有问题提问的勇气。
       很多时候，我是糊涂的。我搞不清这种个人德性的自我盘问是否必要。毕竟谁也不是道德的完人，生活本来就充满缺陷，我们已经遍体鳞伤，何必一再跟自己为难。也许，你该把自身永远虚置于谁也搞不清的地位，
       绝不泄露底牌。甚至，你在提问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你不断思想，提出问题，你的灵魂却早已不在场了。
       如果，我做不到呢?
       
       5
        会议室乱糟糟的，有人在说笑，有人在看报纸，有人在前排的后背上画王八。然后领导进来了，报社新来的领导。他在主席台上讲话，讲述报纸理念、新闻政策，中间夹杂一些听起来很费劲的英语，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句英语。这些英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直埋头的人把头抬了起来。然后，似乎是不经意的，领导说了一句——脏话。是脏话吧?可是不是很脏，也许——应该是一句黑话，一句具有威胁意味的话。大家互相看着。这句话表示对不负责任的前任不满，表示自己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头都从前排的背后升了起来。
       大家对报社失望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工作在一个老旧的报社里，楼房是五十年代的，实木桌子是八十年代的，我们屁股底下坐的还是藤椅，这些藤椅坐过很多代屁股。其他报社早已经是玻璃隔挡电脑桌椅了。我们的报社一直坚持在夏天发白糖，在冬天组织人拔河，发流动红旗。我们的报社坚持了五十年。
       现在，突然有人在汉语中说出英语，还说出一句黑话，大家当然会一阵骚动。而且兴奋。领导继续讲，过了片刻，又是一句，非常明确，不很文明，但是更加有力。这绝对不是无意的，这是一种强调。这种强调立刻激起了一阵掌声。一阵热烈的掌声。一种足以让其他领导不快不明白的掌声。这种掌声让领导受到鼓舞，给他增加了信心。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提议：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6
       夏天不是西安最好的天气，除了热，街道还不时散发隔夜的泔水味。这些味道是从那些小巷子里跑出来的。每天晚上，人们都会聚集在小巷子的夜市里，喝啤酒吃烤肉。夜市似乎是非常值得游赏的地方，常被本地人推介给外来的朋友。但是我从来没喜欢过，因为无法忍受其中的散漫肮脏。在西方人拍摄的电影中，如果出现亚洲的集市，几乎都会有下列画面：雾沉沉的街道，拥挤的人群，骑着两轮或三轮摩托的青年，光着上身的小孩，身着民族服装的妇女，这一切，几乎是亚洲的象征。然后，一个欧洲人出现了，现代、干净、文明、勇敢、幽默。他可能骑着一辆飞快的摩托，背后驮着一个漂亮的亚裔女子(也许混血，但更加性感)，她搂着他的腰。车子过后，鸡飞狗跳，水果散落一地。
       我终于在这个城市有了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子。我住在五楼，一到四楼是办公室。为了保持办公区的安静和卫生，通往五楼的楼梯被铁丝网隔开。你每上一层楼，都可以通过铁丝网看到办公区干净的楼道和灯光，看到一些衣着光鲜的人在走动，在接待来人，在发脾气，而隔壁，也许就是他们的家。我经过的楼道扶手上满是灰尘，一些清晰的手印暴露出来，那是孩子走路时留下的。在墙壁的上方，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沉积的灰尘仿佛墙壁留下的阴影。墙裙是绿色的，那种绿色有点儿像昆虫碾碎后流出的汁液，斑斑驳驳的。通常，在上到四楼的时候，我就可以闻到五楼厕所的味道。
       我逐渐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是被分为两部分来处理的。有一部分，通常是被认为重要的那一部分，它们生活在阳光之下，干净、明媚、漂亮，宜于参观展示。另一部分虽然已做适当的掩盖，但还是不洁、污秽、肮脏。对我来说，城市便是供人类参观的那一部分，整齐的行道树，高大的楼房，平整的马路，来往的车辆，这是人类计划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有意识地建造了城市。而乡村不是，乡村是人的自然汇集，没有旅游，缺少交往，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就需要想象。它被有意无意的遗忘。生活在西安之后，我意识到，整个生活都是被作为两部分处理的，城市也不能例外。我在大街上穿行，觉得马路宽广，行人漂亮，但是当我进入很难见到阳光的楼道，在四楼闻到五楼的厕所味道，我觉得我再一次被生活覆盖。基本的自尊无法得到满足，我从来不把朋友带到我的房间来。
       也许，我们一直就生活在两重世界之中，我们在两重世界之间游移、徘徊。我们白天在光明的世界中工作，晚上回到黑暗的世界中来。白天，我们是一个天使，如果在光明世界发现肮脏和不洁，我们立即会感到愤怒和不负责任，我们会训斥，会寻找源头，堵塞漏洞。夜晚，我们做一个魔鬼，忍受生活加于我们的一切，对生活的所有肮脏视而不见。在长期的分裂与斗争中，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们能接受他人无法接受的东西，我们常常能做出非常极端互相矛盾的事，但它们对我们来说是和谐的自然的。我们习惯于生活存在这样的落差中，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阴阳变化中。这对我们来说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从大街进入小巷，就像我从办公室回到宿舍，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生活的。这种转换来得简便而自然，没有任何痕迹，如果为此惊讶，难道不是很不正常?
        7
        父亲小心地剪下那块报纸，在报纸背后沾上胶水，贴到自己的硬皮本上。然后，嘴对着本子吹气，看胶水变硬了，才合上本子。这块报纸在整张的报纸上几乎可以忽略，但父亲在贴的时候，加上了报头报眉，边疆立即扩张了一倍，父亲的名字在上边也显得重要了，似乎这张报纸原来只刊发了父亲一篇文章。
       父亲是一位教师，在自己的单位里号称“能写”，这能写包括写先进材料、讲话稿、单位的总结、过年的春联、报刊上的补白。父亲到底发表过多少文章，我没有统计。肯定不多，似乎没有一篇超过千字的。这些文章后来在父亲评职称、提干、把我们全家从乡村转入城市中起过作用。父亲曾经给剧院抄过剧本，圆珠笔下衬着复写纸，一式三份。我不知道这份工作能挣到多少钱，以这样的方式挣钱，辛苦是不必说的，但也肯定让父亲体尝过快乐。这是特殊的以文人的方式挣钱，如果换一种方式，比如开饭馆，父亲未必愿意。后来我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很重要。有些人，也许一生就选择了一种痛苦的方式生活，无法改变。
       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是父亲很要好的一位同事。他有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女儿，每天中午，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女儿的广播。他女儿似乎是电台的导播，所以她的名字常常在最后出现。在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总能看见那个和我父亲年龄相若的同事焦躁不安地在院子里四处张望、不停咳嗽。他在等人，等待其他人从家门出来，一同欣赏自己女儿的名字。这是从电波里传出来的名字，这个名字似乎被施了魔法，对他有精神疗养的作用。他十艮不能让电台出现故障，自己女儿的名字不断重复。有时候我父亲也许刚从家里出来，他马上指着收音机对我父亲说：老王，注意听，咱女子。但是也许偏巧导播的名字就漏掉了。这是正常的，因为播音员不可能对时间永远把握得那么准。这时候，他马上说：今天这个播音员差得很，要换呢。我父亲这时候就配合：前代(带)有气没气都行，后代(带)没气就不行了。我父亲说的是自行车。我已经能从他的话里听出葡萄的酸味。我惭愧地缩在屋子里不好意思出来。
       
       8
        我父亲并不知道，我在报社里，被视做文人。我父亲也并不知道，即便在报社，这也不是一个褒扬的词。它证明了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多么不切实际，它表示一个人永远处于犹豫和彷徨之中，它表示一个人对人生、世俗事务缺少杀伐决断的能力，不能掌握生活必须的技巧和手段。他不适合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
       许多早上，我从宿舍的五楼朝下看，我看见许多报社的人们，气宇轩昂，步伐轻捷，走入同一幢大楼。我看不见他们的内心，我摸不着他们的灵魂。我不断问自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面临相同的处境，在一些并不可笑的事情上停下来，犹豫不决，不得不承受心灵的折磨?或者，他们早已经跨越我这样的经历，心中波澜不惊，再没有道德的困扰，按照生活的既定方针前进?不，也许根本就不是我所想象的。所谓的道德困扰不过是一个文人内心自生的幻想，在平常人的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我只是一个文人，我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只是在这个世界才充满道德的禁限和不可能。而真实的境况是，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生存焦虑早已代替了道德困惑，道德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退场，我们面临的不再是无法排解的个人情怀，而必须职守的，是新的生活准则。
       对有些人来说，开端便决定了结局。因此本雅明说，犹太人“倒退着走向未来”。对我来说，乡村和小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陈旧的道德感?不合时宜的乡气?无法弥补的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想象力?也许是，也许不是。我逐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学会退让。必须承认无法克服的人性缺陷，必须放弃成为道德信徒的诱惑，只有那样你才可能超脱、自由。我是一个普通的人，生活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我必须获得他人的认同，我只有从他人认可的成功中获得成就感。我的书生气是必须治愈的残疾，让心灵粗糙才是生活的最佳办法，只有退让我才有生路。我必须和世界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