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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构建和谐村落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环节，但由于农村经济的特殊性，以及农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偏差，我国村落的发展不尽人意，面临种种困境。要构建和谐村落，需要我们结合村落的地方特色，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寻求一条建设和谐村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和谐村落；新经济；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5-0022-0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建新村”，而是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目标、任务和思路的创新发展，是中央关于“三农”工作一系列重要部署的逻辑延伸。其根基就是构建一个和谐村落。
       一、和谐村落的内涵
       和谐村落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其核心理念主要为：
       1．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村落的基础，其“不仅是产出的增加，而且伴随着产出结构的改善和资源配置(投入结构)的优化”，目的是持续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或防止生活条件的恶化。因此，要构建和谐村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增长速度、效率、质量和资源的持续性、环境的承受力结合起来，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2.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谐村落的构建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只有在农村取得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能得到持续发展。但由于以往受重增长、轻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致使我国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特别是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事业就严重滞后。因此，构建和谐村落就应该将社会公正理念融入农村经济发展，使所有村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
       3．生态发展的和谐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是要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农村作为人、自然、社会相统一的生态系统，必须协调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因此，农村建设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注重生态效益，从制度和发展模式两方面来加强对资源、自然的保护和循环利用，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农村生态系统的和谐性。
       4．政治发展的民主性。在中国，农村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乡政村治体制是我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治理体制，改变了建国以来农村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农村组织政治化的展开，但由于政府在农村治理中存在“缺位”、“越位”、“错位”问题，致使农村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我国农村建设的重心应在基层，大力发展民主政治，扩大农民权利，积极引导农民参与村务的决策和管理，促进农村和谐与稳定。
       5．农民发展的现代性。农村的现代化需要具有现代素质的农民来推动。构建和谐村落的目标就是“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和谐村落就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发展农村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和能力；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倡导新风尚，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和现代精神，推动农民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实现农民素质的现代化。
       二、我国构建和谐村落的困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立足于城乡统筹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而村落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载体，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效。由于农村经济的特殊性，以及农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偏差，我国村落的发展不尽人意，面临种种困境。
       1．农村经济的脆弱性。农业是弱质产业，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一遇天灾人祸，小农经济极易破产。2004年，我国农业取得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好成绩，粮食总产量超额完成国家既定目标，农民增收幅度达6．8％，但这主要依赖于政策扶持和有利的气候条件，科技含量十分有限，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干扰。因而，实行农村工业化便成为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便是农村工业化的很好例证。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乡镇企业面对日益增强的市场竞争压力，其制度优势已经逐渐发生变化，发展面临着困境。同时，农产品流通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性，虽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个体户、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银行等各个环节已经基本上按市场规律运作。但由于行业组织化程度不高，配套改革滞后，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管理机制缺位，市场信息不通畅，农产品买卖风险增大，市场频频出现阶段性的“追涨杀跌”现象，单个的农民难以在销售过程中确保自己的利益，市场的风险常常被转嫁到农民身上。
       2.行为边界的交叉性。行为边界，是为了规范行为主体活动，而界定其行为的活动范围，即是对行为主体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给予一个明晰和确定的范围。清晰、明确的行为边界，有利于规范行为主体的活动范围，避免行为主体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模糊、冲突，从而促进行为主体的自身发展。在农村，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村庄的行政边界、经济边界和社会边界不再清晰，不同乡村地区组织形式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其行为边界往往相互交叉、重合，我国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改革中确立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由于乡村自治权力的边界模糊，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常常干预村的自治权，导致政务与村务不分，而村支部、村委会和村落的民间组织的行为边界模糊、交叉，容易引发村落的冲突、矛盾，不仅不利于村落发展，反而使乡村在治理过程中更加混乱。
       3．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排他性和独享性的价值观，配合着工具理性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农民的行为模式，形成了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自我观；农民个人理性的增强，致使传统共生互惠的村落利益关系网络迅速解体，形成了主要以利益为导向的交往形式，组织和个人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村落分化日益加剧。在市场竞争态势下，村落内行为主体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组织整体利益的实现，必然构成各种竞争的博弈框架，从而导致“囚徒困境”，引发社会冲突，影响村落整合。
       4．乡村话语权的缺失。话语“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优势也会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即话语权”。传统的乡村是血缘和地缘融合体，社会成员的关系表现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网络状态。这种关系网络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身份的人根据其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话语权。在
       村落中，某些能人、精英因其身份、财产、人际关系网络等方面占据优势，在村落的“公共空间”握有更大的话语权，支配、影响着村落公共资源的占有、分配，而多数村民处于弱势，被排斥于许多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村落公共事务的管理，进而未能形成一个村级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机制，不足以形成对损害公众利益和集体利益行为的有效制约，影响村落的整体凝聚力。
       5‘村落文化的边缘化。村落文化是村民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传承和现实生活在村民内心的反映。它具有全方位性和系统性，使村落从物质到精神，从以个人为载体的习俗到以社区族群为媒介的活动，结构性地构建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三种力量的推动下，新的生产、就业方式与原有社会、文化基础产生断裂式移位，加之农村社会的分散性和经济文化的落后，在以城市为中心的都市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村落传统文化日益边缘化，村民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人格分裂，价值冲突，从而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主体心理基础，致使乡村因缺乏文化支撑而出现社会涣散，整合乏力，影响了村落的和谐发展。
       三、我国构建和谐村落的有效路径
       构建和谐村落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结合本地特色，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目前，我们应在加大农村投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协调城乡发展的基础上，着重在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1．发展农村新经济，提升农村竞争力。农村竞争力是农村为自身发展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是市场化、国际化条件下农村综合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根据比较优势和要素资源禀赋原理，要提升农村竞争力，就必须正确认识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出发点确定合理的发展路径。在我国，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应是结合地方特色，调动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断地将农村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优势，提升农村竞争力。
       2．发展社会资本，破除“囚徒困境”。构建和谐村落，实现村级民主治理关键在于将村民个人理性整合为集体理性。社会资本作为“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自然产物”，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规范”，它是沟通个人和制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和谐，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民主政治，扩大农民的公民权利，有意识地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改善农村的非制度性参与渠道，使乡村社会网络进一步扩展，直至全体村民，同时，向村落公共空间注入公共资源，调动村民关注并参与村落的共同性话题，形成有利于村落良性发展的舆论监督机制，实现村落的和谐发展。
       3．科学界定边界，构建多中心治理网络。“农村民主治理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逐步走向以民主、自治、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和稳定为要素的农村善治”，而要实现农村善治，使农村获得全面的、持续的发展，“靠的是地方社群的自主治理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的多层次的制度框架”。针对我国农村治理中边界模糊、交叉现状，我们应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农村治理主体的行为边界，明确职责，着力整合村落治理权威的多元结构，使村落治理权威既有合理的分工，又能形成统一的合力，进而形成一个多中心的治理网络。
       4．分化与整合，促进村落文化和谐发展。村民是村落的主体，也是村落和谐的核心，实现村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构建和谐村落的根本目的。文化作为影响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其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实现。现在，我国农村正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村民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种分化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正当的，是构建和谐村落的基础。因为，只有村民充分而平等地享有权利，这种分化或多元化才得以存在，村落才得以发展。在文化分化进程中，我们也应注重文化的开放与兼容，着眼于现代与传统的整合，实现现代精神与传统美德、现代制度与传统风俗相结合，构建新农村文化，培育新型农民，实现村落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