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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主义荣辱现之所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在于与“中国实际”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上，更重要地体现在从思维方式、主要内涵、功能导向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D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5-0011-04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直接理论支持毫无疑问地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所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在于它的“根”是“中国实际”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如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继续。”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的产物。
       一、思维方式：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
       所谓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指中国人在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自古以来形成的考虑问题、认识事物的习惯方式或思维定势。混沌整体性、“执两用中”、功利性等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伴随着实践活动的内化与积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实中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思维方式层面来看，胡锦涛总书记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论述虽然也深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但重要地是在对其“合理内核”进行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转换。
       (一)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混沌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混沌整体性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其特点是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但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在剔除“混沌性”特点的前提下，胡锦涛总书记坚持用系统整体性思维来论述社会主义荣辱观。一方面，突出“整体性”。即既从肯定的方面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进行阐述，如提出“八荣”的内涵，又从否定的方面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进行规定，如提出“八耻”的要义。另一方面，注重“系统性”。在“八荣八耻”内部结构中前“四荣四耻”(国家观、人民观、科学观、劳动观)是事关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生的基本问题，后“四荣四耻”具体涉及人我观、义利观、法纪观、生活观。这八个观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体系。
       (二)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执两用中”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执两用中”是中国传统思维运行的主要指向。其特点是主张从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的矛盾，但在价值取向上更着重于肯定矛盾的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将“荣”与“辱”一一对应，且明确强调“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充分表明，胡锦涛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执两用中’’思维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扬弃”，既强调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又突出事物矛盾的斗争性。
       (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功利性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古代中国人在追求知识时，具有强烈的功利倾向，且这种倾向带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如古代的圣贤先哲对明辨荣辱重要性的强调，更多地侧重于修身养性、安邦治国的层面。如：“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性时，既继承了传统功利性思维方式的“合理内核”，更重要地又对其实现了现代转换，坚持使用务实辩证的思维。一方面，突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价值。强调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实现“十一五”发展目标。这在根本上剔除了传统功利性思维中的政治伦理色彩。另一方面，又注入唯物辩证法。实现“十一五”发展目标的根本动力来源是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发挥，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衡量社会文明(包括先进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而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又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
       二、主要内涵：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容的现代转换
       (一)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结构论的现代转换。理想人格的设计，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长期探索的重要人生问题。在理想人格要素的构成亡，儒家强调“德、志、智、美”的统一；在理想人格的模式问题上，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在理想人格修养层面上，儒家倡导“合内外之道”。对于理想人格的培养，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并多次强调应从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四者相统一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要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深刻而伟大的历史变革，全党同志必须在改革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为人民的利益甘于奉献的精神”。因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仅对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理想人格结构论中的一些“合理内核”进行了继承，更重要地对其进行了现代转换。如针对儒家的人格要素论中过分强调“德”，而轻视“智、志、美”，尤其是鄙视“智”中科技内容，排斥“劳动”这一局限性，主张“德”的最高境界应为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智”获取的最佳途径为崇尚科学、重视劳动实践，“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美”的最理想形式应是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之间的完美和谐，“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针对儒家在理想人格模式问题上主张以内圣为起点，轻科技、法制这一倾向，胡锦涛在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强调要崇尚科学、遵纪守法，避免造成泛道德主义的恶果。针对儒家所倡导的“合内外之道”这一理想人格修养论，胡锦涛在社会主义荣辱观中也进行了合理扬弃与现代转换，一方面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八荣八耻”是中国每一公民都应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又注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要求明辨荣辱要积极投身于实践，尤其是要投身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实践中。
       (二)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孔子提出的“仁”即爱人的道德学说，老子强调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还是墨子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都蕴涵着以团结互助为基础的和合理念。虽然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流派对和合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但又具有共性。这种共性主要表现在：
       讲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融化冲突，化解矛盾；注重和而不同。以团结互助为基础的和合思想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文明的延续。可以说，胡锦涛总书记在“八荣八耻”中强调“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也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即现代转换。首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团结互助”内涵的现代转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互助应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各种社会力量凝聚起来，互相尊重，以诚相待，同心同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奋斗。其次，把团结互助视作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属性和基本要求。在阐释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将团结互助列入其中，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道德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巩固公有制、为人民服务、发扬集体主义等等，这些都需要团结互助。最后，提出讲团结互助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损人利己。如果说团结互助是“有德”的表现，那么损人利己则是“缺德”的反映。不对损人利己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和指责，就难以做到“团结互助”，就不能真正搞好“团结互助”。
       (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诚信说、义利观的现代转换。“诚”和“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精神信条，长期以来是人们所践履的标准和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无论是儒家的“诚信”思想、佛家的“信衣”说，还是道家的“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仁，不仁则不利”，在诚信伦理问题上基本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都把“内诚”与心、“外信”于人视作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道德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利益是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在探讨诚信问题时总是与义利问题相联系。从我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同的思想流派，尽管在不同时期，为达到不同目的，对“义”和“利”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都是被称道的；反之所谓的“重利轻义”、“见利忘义”、“惟利是图”都是被贬斥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八荣八耻”中强调：“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说、义利观的“合理内核”进行继承基础上创新即现代转换的产物。首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诚信”、“义利”内涵的现代转换。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诚实守信的体现和要求也是不同的。在经济领域，就是要保证契约双方履行自己的义务，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行政领域，行政机关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言必行，行必果”；等等。社会主义时期的“义”不是封建道义和庸俗之义，而是一种大义，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信念为目标的、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大义。“利”由于主体的不同分个体之利、群体之利、社会之利。我们对“利”的正确态度应是在保障整体利益条件下使个体得到最大的幸福。其次，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突出倡导诚实守信、反对见利忘义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胡锦涛总书记之所以把“倡导诚实守信、反对见利忘义”列入社会主义荣辱观中，这主要因为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在全球化浪潮下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原则；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其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尤其党的建设的角度来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执行的思想道德保障；从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倡导“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四)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而儒家一贯重伦理、倡道德、奉德治为安邦治国的圭臬，其所建构起来的“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重义轻利为伦理准则、以教化为基本手段”的德治思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学派都无法比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既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合理内核”的继承，又是对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大胆超越，即现代转换。首先，实现了对传统“德”的现代转换。“八荣八耻”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注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新型道德，从根本上说它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不同于儒家所倡导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其次，实现了对传统德治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胡锦涛总书记超越了传统德治思想中就德治论德治的思维模式，强调必须实行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即必须把提倡道德与遵纪守法结合起来。这根源于道德素质的提高、自律能力的培养，固然靠道德教育，但是教育本身只起规劝作用，并不具备强制性。最后，实现了对中国传统“遵纪守法”功能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从根本上是从属于“人治”的。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将“遵纪守法”列入其中，这就告诉我们“遵纪守法”不仅仅是依法治国的一项方针和举措，同时它还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一项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
       (五)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勤俭思想的现代转换。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就是勤劳勇敢、质朴俭约。古代的圣贤先哲在把勤俭视作自己践履标准的同时也对勤俭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形成了丰富的勤俭思想。如对“勤”、“俭”关系的阐释，“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视勤俭为君子之德，“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视勤俭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和条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视勤俭是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准则，“忧劳兴国，逸豫亡身”；提出了诸多保持勤俭美德的方法，“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一直被后人所传颂和遵循。可以说，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八荣八耻”时强调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也是对中国传统勤俭思想的现代转换，即在继承中给予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艰苦奋斗”内涵的现代转换。“八荣八耻”中所提倡的艰苦奋斗作风是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当前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其次，突出了艰苦奋斗的时代意义。胡锦涛总书记把艰苦奋斗上升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这更重要地在于它是当前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迫切需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它也是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保障。只有全党上下“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才能增强拒腐防变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后，突出了艰苦奋斗的人民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包括艰苦奋斗在内的“八荣八耻”时，是将其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艰苦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功能导向：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工具理性功能的现代转换
       所谓“工具理性”，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工具理性就已初现端倪并急剧扩张。因此，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功能之一。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中庸和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就是对工具理性的蔑视和批判。现代社会一方面由于工具理性的发达，人类控制驾驭客观环境的能力以及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无所不至，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基本道德也日益沦丧。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在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前提下，构建一种适应现实情况的道德观。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这种道德观，它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美德批判工具理性功能的现代转换，坚持批判功能与构建功能的有机统一。首先，继承了传统美德的批判性功能。对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而引发的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丑恶现象和行为进行了批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另外，更注重构建功能的发挥。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期，经济呈现多样化，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如何构建一个反映市场经济特点、展现现代社会要求的新道德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传统道德文化毕竟是农业文明时代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式，毫无疑问无法承担这一重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呼唤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回归与重构，就是要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因为在坚持“以人为本”、“以家为本”、“以国为本”辩证统一的前提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把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原则、基本要求和规范等有机结合起来，对公民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准则；弘扬什么样的时代精神都做了一个科学回答，并且这种回答是每一个公民都容易接受和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