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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兆铮(1935—)，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全国党校期刊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央党校老教授工委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国际共运、中共历史经验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比较研究。
       摘要：85年的党史是极其丰富的宝藏，认真研究我们党善于学习，勇夺胜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更自觉地在新世纪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是纪念党的生日的很好的实际行动，特别要在现实的切入点上下功夫。
       关键词：学习；善于；胜利；敢于；党史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4-0073-04
       2006年7月1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八十五年了。由一个开始才几十个人的党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这固然同党的一贯坚定、不屈不挠的斗志有关，也同党敢于寻找新路，制定新的理论方针分不开，尤其在具体落实方面下功夫，而在近现代中国人民事业发展的许多关键性时刻，党的灵活机敏的领导才干和领导艺术，对于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摆脱困境、再夺胜利，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
       适应斗争需要，学会不熟悉的东西
       要在极其错综复杂而又变化迅速的国内外条件下，牢牢地把握主动权，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一切应当学习掌握的东西，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一切我们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即将来临而必须面对的东西，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时代任务要求我们理解的东西，而且“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我们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当着自觉地积极地认真地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处于主动得力的状态；而当在这个问题上被动、盲目、不清醒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陷入困境之中。应当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于学习，并不总是清醒的，有不少经验教训。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习既是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更是现实斗争提出的紧迫要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重大的学习大致有这样一些：
       ——建党伊始，我们党面临的是学会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党对于党的阶级基础的观念是强的。建党以后，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学会通过建立工会、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人夜校、搞工人俱乐部、闹工人罢工等等形式组织和发动工人。历史证明这一次学习是有成效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极大多数的国家里，要干革命，不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不行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建党之初并不是十分清醒的，党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抓工人运动的同时，开始了搞农民运动的学习。实践证明，这一次学习也是很有成效的。如同周恩来指出过的那样：“‘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缩影。而一些不了解中国国情又不愿意好好学习的“左”的人士则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从学习搞工人运动、搞农民运动、到搞国共合作、搞统一战线，主要地表现为和平形式、非流血形式的学习。而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侵略，把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抵抗，学习军事、学会打仗的历史任务提到了日程。应当说，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日程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学习转变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十分清醒的。但是，其势汹汹的反动派，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拿起武器，学习军事，学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我们党学会了战争的游泳术，在战争的大海畅游。而又是—些不了解中国国情又不愿意好好学习的“左”的人士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中国即将建立而带来的重大经济建设的严峻性，从新中国中央政权建立前夕就有了认识，意识到由学习军事到学习经济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意识到学习经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的任务，因而是比较主动的。但是，提出任务是一回事，能不能较好地实现这个任务又是—回事。建国以后，人民的拥护和信任，人民对建设新生活的追求和热情而进发出的巨大积极性，在战胜经济建设所面对困难中发挥的作用，则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学习经济的严峻性、困难性认识不足，因而学的成效也较小。而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学习经济建设的任务实际上被搁置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清醒地指出：“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学习经济建设方面的状况有很大的好转，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成就是同不断地学习分不开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这些年来更加重视领导干部的学习，先后举办了多次新进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十六大以后，党中央率先垂范，在坚持自学的同时，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胡锦涛在2002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指出：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执政能力的研究，进一步为领导干部学习的内容作出了规划。而改革开放以来，也有那么一些不好好学习，却以为自己是真理在握的人，总是搬出一些陈腐的道理，拼凑一些个例来对改革开放指手画脚。
       85年来历史的实践表明：要革命，要建设，必须善于学习。既要自觉认真地学习，又要善于有针对性地学习；既要学习老祖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更要学习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学习现实斗争需要的各种知识；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只有持续不断地这样做，才能成为有志有识、有能有力的党，我们才能不断走向胜利。为人民服务的党之历史主线是敢于和善于学习的，因而赢得人民的尊敬。
       战略阶段清晰和战略转折果断
       我们党的奋斗历史证明，一个党，没有坚定的斗志，那是没有希望的；而一个奋进抗争的党，如果不能审时度势地在重大战略方向上有一个清醒的把握，那也是不能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胜利的。
       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能否把战略阶段搞明确、搞准确，是很重要的。当着战略任务尚未完成、战略目标尚未达到时，坚定不移地坚持，很重要；当着战略转折来临的时机，能否把握时机，及时果断地实现转变，也很重要。战略目标不清晰、战略阶段把握不准确，不能引导
       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战略转折时机认识不准、战略转移不坚定果断，也会坐失良机，也不能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这都是对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智慧的具体考验。我们党并不是在每一个场合都是十分胜任而愉快地完成任务的。在革命时期有过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误判；在建设时期也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盲动。但是，历经周折，总的看来，在战略把握上做了大量工作，亦取得了很好成效。我们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坚定地行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战略的把握最主要的是把“战略阶段搞准确”同“战略转移抓及时”实现有机的历史统一。我们党的历史实践证明，这既是十分必要的，又是相当艰难的。而当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较好地实现结合的时候，就出现了多次极其精彩绝伦的战略转移和战略转折，从而有效地把握了时机，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从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北伐战争到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转变，从工农武装割据的土地革命到夺取中心城市、实现全国胜利的战略转变，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从民族抗日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转变，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自卫反击战争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搞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到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每一次战略转变都情况各异，每一次战略转折的关节点又变化多端，个中的把握，恰到分寸的运作，许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堪称卓绝的，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智慧和娴熟的驾驭与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
       党史证明，战略转移时刻的准确把握，关键在于对各方面情况的准确了解，在于对战略阶段所承担的任务和应达到的目标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阶段搞准确同战略转移抓及时的最佳统一方面发挥得极其淋漓尽致的一个典范。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党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真诚地争取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主动从一些地区撒出军队；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这样，当着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能及时地转入自卫战争，实行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这次战略转移，是成功的。显然，不转移，不坚决地从争取和平民主转向自卫战争，不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那么，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实现了这个转变，而且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这就为粉碎反动派的进攻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自卫战争转变的实现，是在危急的关头保卫了人民胜利果实，那么，当着中国革命历史性胜利转折点来到的时候，能够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坚决实行战略转移，则更是发展人民胜利果实到全国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又具有惊险性的一跃。1947年我们党作出的战略反攻的决策，最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战略上的大智大勇。这个时刻，敌我力量对比出现了重大变化，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力大为增强，握有战场的主动权，出现了相对优势。这个相对优势，由于敌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仍优于我，而不为常人所识。我们党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决地抓住了这个转折点，并且精心地组织了战略反攻的几个重大战斗，这就在人类历史上演出了一出极其威武雄壮、令人目不暇接的伟大活剧，埋葬了反动统治，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世人都这样想，如果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技高一筹、智胜多分地组织了战略反攻、战略决战、挥师渡江等等重大战略转变，不是一鼓作气地乘胜发展，那么，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可能还要旷日费时，甚至还可能出现某种反复。而中国共产党人胜任而愉快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战略判断和把握方面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毅力亦是很值得认真研究和发扬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走过的路，既有高歌前进的时期，也有惊险丛生的时刻，我们党表现出了充分的冷静和清醒。20世纪后期出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中国怎么办，国内外议论纷纷，以邓小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我们党把精力集中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结果在国际社会主义低潮的时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在进入新世纪，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头二步目标胜利实现的时候，我们党没有沉湎于获得硕果的陶醉，而是居安思危，提出了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更高的阶段不断攀升。
       共产党人的智慧展示特别表现在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方面，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对恰当地把握战略转折点，果断地实施战略的转变十分重要。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许多重大战略转折的成功，同认识和把握机遇的关系极大。邓小平以其丰富的阅历，反复强调：“要抓住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这位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立下大功的共产党人穷其毕生的体验而讲的至理名言，人们当牢记。
       重视斗争策略和讲究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斗争中认识到：战略策略，战略是第一位的，而政策和策略也是切切不可忽视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实际斗争，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重要指导方针。毛泽东十分精辟地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正是这样，我们党十分重视各项具体政策的拟定，强调以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形成各项工作的路线和方针。在这些路线方针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一切方针政策都从有利于服务斗争的主要方向，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分化瓦解敌对力量这样的一个准则出发。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曾形象地概括为“不要四面出击”这样一个原则。他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战斗的共产党当然要努力前进，但决不是四面出击，而是要十分注意把联合和斗争的两个方
       面结合起来，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于政策策略，对此作出了许多极其精彩的发挥和发展。
       在政策和策略问题上严格地从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出发，规定可以和不可以的具体界限，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制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有理、有利、有节”策略，其理论和实践都是脍炙人口的，把政策和策略的有度把握发挥到极高的境界，是中国共产党策略艺术的一大杰作，充分显示了党的政策水平。
       中国共产党人既有理论上的创造，又有战略方针的坚定，再有恰当的政策，这样几个层次的有机迭进配合协调，是中国人民胜利的重要条件。这几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或缺都是不利于人民事业的。而当着理论、路线搞对头之后，政策的及时和得当就尤为突出了。在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高潮的时候，毛泽东曾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只有“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并且认真地去抓，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如闪电般的迅速推进，尤其是1947—1949年的迅猛异常的发展，这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胜利而制定并坚定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地相关的。这一系列政策把党的理论、路线具体化到各项工作中，把现实需要同长远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动员和团结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理论、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是一个整体，正确的理论、路线要由党的干部以科学的工作方法去实施。我们党有重视工作方法的好传统。还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发出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他强调：“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群众去实现党的任务的方法。这些方法使党的领导机关同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同广大群众，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从而切实地推进了我们的工作。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把理论、路线、政策、方法这样一整套的分层次而又密切关联的问题，做到有序的把握、有机的运转，就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而这些方面的任何环节的疏忽或不当，都可能因而贻误乃至损害人民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既要有正确的战略观念，又要对具体的所从事的工作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既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中尽力地实现细化和量化，更将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政策，用立法来规范，从而更好地使之贯彻落实。
       一个善于学习、敢于胜利的党，就能不断地汲取营养，从而不断地实现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是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