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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展经济学到“穷人的经济学”
       ——蔡昉
       在二○○五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一段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联想到近年来政府的一系列“三农”政策，温总理引用的这段话和他本人对于“三农”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的阐述，引起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各界广泛的共鸣，“穷人的经济学”这个用语也不胫而走。
       “穷人的经济学”这个说法还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周诚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二○○六年四月四日）发表文章，批评学界滥用“经济学”这个概念。周老师还列举了一些使用不恰当的例子，包括我本人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小书《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在周老师看来，英文Economics在很多场合只能对应于中文所说的“经济问题”，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译作“经济学”。我十分同意，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其特有的学科规定性，因而，由其所分支出来的子学科的命名也是需要规范的。因此，分析一些经济或者社会现象时，毫无限定地就冠之以“××经济学”，的确是对“经济学”这个学科概念的滥用。
       在学术界和我们同学的眼里，周诚老师学问好，人品更好。不过，具体到关于“穷人的经济学”这个说法，周老师也有所不知。舒尔茨不仅确实有题为《穷人的经济学》这样一篇文章，还有同样标题的一本书出版。前者是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九八○年第八十八卷上面；后者是他专门讨论“穷人的经济学”问题的文集，于一九九三年由Blackwell Publishers出版。另外，“穷人的经济学”在舒尔茨那里，英文原文不是如周老师想当然的The Poor誷 Economics，也不是如我当年想当然的Economics of the Poor，而是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舒尔茨这篇获奖讲演，我很早就读过，但读的是王宏昌教授的译文，直到被一位朋友婉转地指出，我才知道英文原文的标题与我想象的不同。当时，我把刚刚出版的同名小书送给长期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华安德（Andrew Watson）教授，并向他讲了我在前言中引用的（也是温总理引用的）舒尔茨的那段话，用以说明我为什么使用《穷人的经济学》作为一本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著作。华安德教授一边翻看一边表示这个书名起得好，并且不经意地用英语说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正是从那时，我才去找了原文阅读，并且知道了舒尔茨怎么用的“穷人的经济学”一词。
       不过，我的意图不在于讨论穷人的经济学在英文怎么表达，而是要说明，“穷人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甚至一门经济学分支，是完全成立的。我可以提出三个理由说明这一点。
       我们先从“穷人的经济学”的提出背景来看。舒尔茨讲出“穷人的经济学”这个概念，不仅仅是要表达关注穷人，关注发展中国家贫苦的农民，而更主要的是要摒弃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关于穷人和农民的看法。在舒尔茨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往往把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农民看作是愚昧的，面对经济激励和经济机会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从而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既然由这样的农民所经营的农业经济天生就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实行歧视农业的工业化政策和城市偏向政策，就是一种符合理性的选择。经过他本人和他的学生的系统、深入研究之后，舒尔茨正确地指出，农民在配置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时，完全可以像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一样具有理性和效率，这就是“贫穷但有效率”假说。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的落后，根源恰恰在于政府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政策，人为扭曲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旦政策得以调整，价格信号正确，激励机制正确，贫穷的农民就可以“点石成金”。
       可见，舒尔茨讲的不是“有关穷人的经济问题”，而是完全有别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体系。他所著述的《改造传统农业》、《穷人的经济学》以及一系列关于人力资本的著作和文章，都旨在创建、完善和充实这个新的经济学学科。事实上，从学科发展的贡献角度，舒尔茨一生致力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农业经济学变成理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所谓农业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本身，不过是以农业经济为研究对象而已。第二件事情，则是把发展经济学回归到农业经济学，即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看作像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一样具有经济理性的当事人，研究如何把被扭曲的激励矫正过来。而这两个工作是相互联系的，没有第一件工作的完成，后一件工作就不能开始，而最后的归宿便是“穷人的经济学”的建立。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三农”问题的性质和“三农”政策的演变来看。以往我们只看到农业问题，政府也只有农业政策。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经济就是农业经济、粮食经济，人民公社社员就是农业生产的集体劳动者，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政策和户籍制度形成制度三驾马车，把农村经济单一化，并且压抑着农业经济与非农产业的必要联系。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农业增产被看作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并不受到鼓励。尽管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收入并不能保持与城市收入同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直到“三农”问题的提出，从政府政策上才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加以三位一体的考虑。一旦形成对“三农”问题的整体认识，关于它们与国民经济整体之间联系的观念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从逻辑上，本世纪以来“三农”政策的延续就必然演变成新农村的建设方针，而不论是否凑巧采用了这个名称。
       温家宝总理在讲到新农村建设时，指出这是一着“活棋”，这一步棋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这实际上已经把中国的农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甚至宏观经济学融为一体了。从宏观经济学相对短期的角度看，近年来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推动和出口拉动，缺少国内需求这个重要的引擎，是经济增长潜在的不健康因素和不可持续因素。而从增长经济学的更加长期的角度看，中国从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获得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这样的经济增长劲力，随着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已经越来越微弱，而国内需求可能提供的增长动力则是现实地可以加以利用的因素。鉴于农村人口的庞大规模和农民收入水平的现状，通过把“三农”政策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一个规模空前的国内市场空间才可望得到开拓。
       我们再来从经济学的定义看。关于经济学的定义，或者说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或者说经济学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开，从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说法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性问题”。也有从研究方法角度定义经济学的，其中当然最关键的是经济理性假设。还有从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定义的，如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或者单个过程，又如农业、工业、服务业甚或更微观的领域划分。由此产生的可以并且在实际中被人们称之为“某某经济学”的学科便十分的丰富多彩了。如按照研究方法划分的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按照现象划分的歧视经济学、失业经济学、短缺经济学，按照产业划分的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按照过程划分的劳动经济学、老年经济学等等。按照上述经济学的规范和先例，占据了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然有权享有经济学科的一席之地。说到这里，我倒是要退回一步。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一定要把包括“穷人的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分析冠以“经济学”的头衔。但是，“穷人的经济学”这个理念的提出，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突破。应该说，舒尔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温家宝作为大国总理，引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话也不是完全随意的，自有其深邃的寓意在其中。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中国经济面临着最大的发展问题。因此，把发展经济学从出发点、方法论，到关注的对象来一番彻底的改造，把经济学真正转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正道上来，是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发展实践，对于经济学应该做出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没有完全认同周诚老师的意见。
       
       经济学家的闲言碎语
       ——韦森
       二○○五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可真受够了窝囊气！上边，主管们在批；下边，网民们在骂；中间，又相互在吵。雪上加霜，一位经济学行外老兄说话声音更凶：“吵什么吵？中国根本就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这还不够，媒体还看笑话：中国经济学家们都“集体失语”了？你说这日子难过不难过？集体失语也好，懒得回应也罢，时下确实是应该自察一下我们的行头、反思一下我们自己角色的时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干什么吃的？人们在问我们，我们也该问一问自己。
       要弄清经济学人是干什么吃的，自然会联系到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学”，这自然与中国经济的当下状态，以及经济学在中国的当下状态，脱离不了干系。
       中国经济的当下状态和经济学在中国的当下状态，都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大话题。说不清，就不能强求。这里，我们只能说点简单的，侃点常识。什么是“经济”？在旧时，汉语的“经济”和“经济之道”，都是些大词。“经邦济世”，“经世济民”，这都是些重大任务！我们现在的经济学人，哪个能做得来？做不来，挨骂，不亏，我们也心平气和。做不来硬做，为所不能为，为所不该为，逆潮流而动，那倒真应该挨板子！
       经济，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在我们老祖宗那里都有。但经济学，好像却是西方的舶来货。马克思的也好，萨缪尔森的也罢；斯大林的“经济问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哪尊“神”不是从西方请来的？既然都是从西方来，对这些老外，就要一视同仁。现在不是都在讲人权么？经济学，要不要讲“学权”？讲人权，讲学权，一个理，就是要人人平等、家家平等。老德的，老美的，还有我们的老子的，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同等对话。话茬接得上，就交谈。话不投机，就各自经营，自个发展，市场选择。国人不是风行了数千年的实用哲学么？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实用了？
       古典和现代经济学均来自西方，就有必要从词源上考究一下“经济学”一词在西方人那里是怎么回事。标准欧洲通语中的“经济”和“经济学”，在词形上是“economy”和“economics”，这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一八三八——一九○○）曾考证，“economy”一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本来涵义是指对家庭事务的管理，特别是指家庭收入的供给和支出的管理。然而，由于国家（政府）的财政需求和供给，与家庭预算中的需求和供给，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因而，“政治经济（学）”，作为政府的管理艺术或政府财政金融部门的经济活动这样一个合宜的专有名词，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里就出现了。从西季威克对“经济学”词源的考证中，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学作为现代汉语语义中的那种“经邦济世之道”的学问以及政府管理之艺术这一涵义，早在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里就萌生了种子。在西方人的老祖宗那里，“政治”与“经济”，原来也是那样恋恋不舍、难分难解！由此看来，家国不分，国是家的放大，以治家之道治国（因而才有“国家”一词），似乎并不只是我们祖先的发明专利。这一查词源，我们也才知道，西方人的“经济学”和“经济之道”，从词源的词义上来看，好像自个定的任务不重，但在这貌似的谦卑之下，可不得了：绵里藏针，深藏不露，好像确有鸿鹄之志。
       理清了中国旧时和西方旧时的“经济”和“经济学”二词的词源涵义，才发现，这“经济”任务，我们今天的这些经济学人做不来，也玩不转。别说照中国古人的意思那样管理个邦国，就是按希腊古人的原意那样管理个家政，你能管得来？别说玩股票、炒房产这类新鲜玩意儿了，如果太太不买菜，阿姨不做饭，下顿饭怎么吃，我们还不知道。泡包方便面，煮点速冻饺，那叫“经济”，那叫“家政管理”？
       中国人的“经济”，做不来，西方人的“economics”，也学不会，那我们这些人，可真得要自个反省自个了。
       中国的经济学人，能做什么？实在想不大出来。记得韦伯曾说过：那些舞文弄墨、吃理论饭的人，对一个社会来说，既做不了司机，更当不了向导。韦伯主张，吃理论饭的人，只能像旧时铁路上那些扳道岔的工人。
       韦伯的时代过去了。现在，铁道系统都电脑化了，已不再雇用老工人来扳道岔。程控室的老大（哥），按一下电脑控制的按钮，该向哪个方向跑的铁轨，就自动挪好了，列车开过来，也就会轰轰隆隆朝某个方向跑。这样一来，旧时铁路上扳道岔的工人，还不得下岗？！
       这年头，该下岗的，就得下岗。一个扳了几十年道岔的老工人，下了岗，退了休，若还恋恋不舍那自己扳了几十年道岔的车站，还想再回到现在那现代化的车站上，来试试自己手工扳道岔的高超技艺，那还了得！现在都电脑程控了，想扳，也扳不了。真要扳动了，那可更不得了了！你说，那车会朝哪个方向跑？
       现在，市场经济这尊神给请来了，运转起来，也颇像跑在自个轨道上的火车：一旦跑上了路，就自动前冲，且惯性很大。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否像车站里的电脑操控室？这我可说不准；但吃理论饭的“旧时扳道岔工人”，作用似乎已经不大了，对这，我却有把握说。
       时下，热热闹闹的中国经济学界，可也真有点像现在的一家车站。铁路系统一天天现代化起来了，车站员工和头头们的角色也在转换。一些人升格了，开始坐在铁路操控室里按起了按钮。我们这些没大文化的人，就得认输。做不了扳道岔的工人了，只能捡个列车安全检查员之类的粗活：等列车停靠了站，扛着个沾满油污的工具包，掂着个小锤，前敲敲，后看看，检查一下哪个螺丝有没有松动，看看哪个地方有没有漏油。市场经济这趟列车，开了出去，跑远了，大家没事，只能闲磕牙，唠唠嗑。实在没人说话，就自个儿对自个儿说。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们的闲言碎语。
       （《挑灯看剑：观察经济大时代》，周其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2.00元）
       《宇宙之谜》在中国
       ——袁志英
       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一八三四—— 一九一九）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可他默默中对中国发生了影响。他是德国杰出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无神论者，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代表，其主要著作为《宇宙之谜》。革命导师对海克尔极为重视，不乏称许。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曾多次以认可和赞扬的口气提到《宇宙之谜》；列宁对《宇宙之谜》的引证更是连篇累牍，在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六章中专辟了长达十页、题为“海克尔和马赫”的一节。他说《宇宙之谜》“已经深入民间，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对于教授哲学和神学的神圣教义说来，都是一记耳光”。
       有趣的是，鲁迅也在一九○七年发表了论述海克尔《宇宙之谜》的专论《人之历史》，其副标题即为“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之诠释”。这里的“黑格尔”就是现译“海克尔”，而“黑格尔”那时译为“黑该尔”。鲁迅对海克尔评价很高，文章一开始就写道：“德之黑格尔者，犹赫胥黎然，亦近世达尔文说之讴歌者也，顾亦不笃于旧，多所更张，作生物进化图，远追动植之绳迹，明其漫衍之由，间有不足，则补以化石，区分记述，蔚为鸿裁，上自单幺，近迄人类，会成一统，征信历然。”所谓“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讲的就是《宇宙之谜》，鲁迅大概是中国介绍海克尔及其《宇宙之谜》的第一人，但他不是最后一人。
       一九七二年我进入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和几位同事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什么海克尔，什么《宇宙之谜》，当时可说一无所知。那时林彪虽已“折戟沉沙”，可“文革”干将风头尚健，“批林批孔”，杀声震天。恰在这时翻译一个洋人、古人的书，简直匪夷所思，但又不敢问个究竟，只知道任务是“上头来的”。我们的中译本一九七四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四十七万册。那时的新华书店摆放的全是马、恩、列、斯、毛与鲁迅的著作，再就是有关“批林批孔”以及评《水浒》的小册子。而一夜之间海克尔这位“名（人）、洋（人）、古（人）”的“大书”进驻红光闪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阵地”，甚至挤占了“红宝书”的位子，这也成了萦绕于我心头的不解之谜。
       直到一九七五年底，我在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德国《世界报》星期天版上读到一篇有关当时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文章，才算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作者克劳斯·梅奈特（一九○六—— 一九八四）是中国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他有幸参加了毛泽东会见施密特的全过程。谈话伊始，毛主席就提到四个德国人的名字，说其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归功于这四个人。梅奈特听来似乎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可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何两次提到黑格尔呢？当译员将第四人译成“黑格尔”时，毛主席颤巍巍地摆了摆手，清楚地纠正道：“是海克尔”。梅奈特恍然大悟：“是海克尔，确切地说是恩斯特·海克尔。”青年译员对海克尔没有任何概念，而梅奈特七岁时就从父亲的藏书中阅读了《宇宙之谜》。梅奈特的记述也基本上为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所证实。我这才明白，那个“上头”原来就是毛主席，我们译的《宇宙之谜》是毛主席要看的。后来又从有关人士那里得知，该书还出了大字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毛主席还赞扬译文的流畅呢。
       梅奈特对毛泽东与《宇宙之谜》的关系深感兴趣，不断思索，海克尔“何以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最后他认为，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比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他走得更远。对海氏来说，人类的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个最终目标上。一切在流，一切在变，梅奈特引证《宇宙之谜》的第十三章：“实体到处存在，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没有一处完全静止和凝滞……我们的地球母亲是在几十亿年前由旋转的太阳系的一部分产生，再过千万年后也将变得僵硬，其轨道越来越小，直到与太阳相撞……我们人类也不过是永恒实体的暂时的进化状态。”接着梅奈特援引毛主席一九五八年的一段讲话，因手头没有中文原文，也只能按其德文译文回译为中文了：“共产主义有开端也有结束的一天，世上万物都有发端、发展、消失的过程，消失后会变为另外的东西。我们的地球也有终止的一天。地球会毁灭，太阳也会寂灭。”应该说这两段话是颇为相似的。梅奈特认为：“毛泽东反对革命胜利后会出现无冲突状态的观点，相反，他要进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来一次），为的是使发展不致停滞。”毛泽东不断强调革命，强调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梅奈特将这种不断革命论和海克尔的反对任何“最终状态”联系了起来，说毛泽东从《宇宙之谜》中得出了重大结论。
       可毛主席何时研读的《宇宙之谜》呢？梅奈特猜想：“众所周知，毛在“一战”结束前后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那时该图书馆是全国最现代化的图书馆之一。毛从小嗜书如命，他在那里必定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有关西方知识的书籍资料，也必定阅读了《宇宙之谜》的中译本。该书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致他六十年后还能记住作者的名字。”这是惊人、正确的推断，笔者对此进行了考察。毛泽东所研读的应该是马君武的译本。马氏参加过辛亥革命，并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实业部次长。在他二次留德期间翻译了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七年间，该译本题名为《海克尔一元哲学》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估计毛主席读了《新青年》上的连载。可这里又出现一“谜”：既然有了马氏的译本，为何再搞一个新的译本呢？我想一是马的译本是节译本，且是文言文，所用术语多已过时；再者中德建交，德方肯定有重要人物来访，组织一个新译本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德国总理来华访问前出版就显得“很为及时”了。这部唯物主义著作的大量发行也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可在当时有谁又能想到以上种种呢？！人们无心猜谜，只是怀着欣喜的心情买下来再说，所以四十多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专著于二○○二年作为“世纪文库”中的一员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重版。
       通者的气象
       ——胡宝国
       几年前，我撰写《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时，翻阅最多的就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二○○○年出版）。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这本书，但是，若问我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似乎一时间又回答不上来。
       这本书是根据钱穆给学生讲课的内容整理而成的。因为是讲义性质，所以书中有不少关于史家生平、史书内容的介绍，就此而论，它与一般的史学史著作并无不同。不过，除此之外，书中毕竟还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学术特点的地方。
       钱穆在学术上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不懂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不清楚这方面的学者是怎样概括的。从一个一般读者的角度看，我觉得他的特点或许可以用一个“通”字来概括。从纵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写出质量一流的著作来；从横的方面看，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诸多领域他都懂。这样一种知识背景再加上他锐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讨论问题时总能纵横驰骋，总有一种大视野、大气魄。比如讲到《春秋》，他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把着眼点置于先秦以来学术的大变化上面。钱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区分。他在此说：“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所谓经学即是“王官学”，所谓子学即是“百家言”。写《春秋》的事情本来属于王官学，可孔子却“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钱穆得一结论说：“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讲到《隋书·经籍志》中经史子集四部的问题时，他还是把着眼点置于这个大变化上面。他说：“以前的学问，只有上下两层。上面是王官之学，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现在则变成了经史子集四部了。”在这里，他依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关注的对象放在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寥寥数语就把从先秦到唐初的学术分合概括了出来，充分显示出了驾驭大场面而不被细节淹没的大家气象。
       关于史学与子学的关系，他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照他看，子学的源头是在史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子学对史学也有影响。在讲《史记》的列传问题时，他说：“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轻松地出入于子、史，而不局限在史学之内考虑问题，这是他能得出新见解的关键。或许有人并不同意他的这些解释，但他思考问题的路径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
       关于纪传体与编年体的利弊得失，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有很好的论述。具体到编年体的缺陷，刘知几曾这样说：“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受此启发，钱穆转而论说纪传体的长处。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十二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能关注到“无事情表现”的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并进而从这个角度去评判纪传体的价值，这实在是很高明的。在讨论纪事本末体的时候，他也有类似的见解。因为不满意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钱穆说道：“他书中题目都拣一些动乱之事，不见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汉初一个安定局面，汉之所以为汉者赖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轻了。……历史不能只管突发事项，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我们只知道有‘变’，而不知有‘常’。”应该说，研究历史注意到“变”的重要是比较容易的，而注意到“常”的价值就很不容易了，这个思想与他注意到“无事情表现”的人有相通之处。钱穆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得他对史学著作的评价别具一格，一下子就超越了一般的史学史研究而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在介绍《史记》的《货殖列传》与《游侠列传》时，钱穆也有很好的分析。他说：“近人也有说《史记》有《货殖列传》，认为太史公对历史有特见，后来人不能及，这话也有些似是而非。如讲《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是孔子的大弟子，下面来了陶朱公范蠡，他是越国大臣，又下边到白圭，做过梁国宰相，下边到吕不韦，做秦国的宰相，秦始皇还是他儿子。这些做生意人，在当时社会上地位重大，太史公自该来写《货殖列传》。下面的做生意人，没有社会地位了，即是没有历史地位了，只不过是发点财做一富人而已，那当然不该再要《货殖列传》了。又如太史公又写了《游侠列传》，为什么后来人不写了，这也因在后代社会上游侠不成为一个特殊力量，却不能怪史家不写。”他不把史家写作上的取舍仅仅看成是史家个人的事情，而是从史家的不同取舍中看到了历史的变迁。这个认识的得出仍然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史学史的范围内。
       钱穆在书中屡次告诫学生，读书时不能只看到书，还要能看到书背后的“人”。其实，他的很多精彩见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书背后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人”背后的“社会”。他研究史学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他自己在介绍章学诚的学问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说：“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章实斋之眼光卓特处。我也可以说，我同诸位讲了一年的史学名著，我自己也并不是只站在史学的地位上来讲史学。若如此，这就会像刘知几。而我是站在一般性的学术地位上来讲史学，所以我要特别欣赏章实斋。”钱穆在表扬章学诚，也顺带着把自己表扬了。不过我们并不反感，因为他确实是说到了，也做到了。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选择何种观察角度、把问题看成什么是很要紧的。我们如果只把史学史看成史学史，那可做的工作恐怕主要就是写一些有关史家、史籍的介绍文章，而如果我们把史学史看成学术史的一部分、看成总体历史的一部分，那值得分析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这本书是根据课堂记录整理而来的，所以读起来很有趣。钱穆常常有些即兴的发挥。他极力称赞纪传体史书，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像我们《尚书》的体裁，所以他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他又说，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他对用公历纪元很不以为然，对于有人曾经主张用黄帝纪元、用孔子纪元，觉得“这还比较有意思”。他对未来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是充满了信心：“万一有一天，世界人类懂得中国文妙处，采用中文，此事非纯属空想。”像这样的议论在钱穆其他的书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在他的世界里，中西较量，得分的永远是中国，失分的永远是西方，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比赛。照我看，西方人若信了他的话能着急死，中国人若信了他的话能高兴死。我常常想，一个非常渊博、非常有智慧的大史学家为何会有这么多幼稚的想法呢？其实道理可能非常简单，他实在是太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正像余英时先生说的那样，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招魂，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因此，或许我们不同意他的某些意见，但我们绝对应该尊重他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