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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以下简称《风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H.奈特的名著。斯蒂格勒认为，奈特的这本书是在“一战”之前成文但现在仍有重大影响的两部经济学著作之一（另一部是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同时，西方经济学界也公认，《风险》一书是自一七七六年现代经济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改变了企业理论专业视野的两篇文献之一（另一篇是科斯的文章）。
       如果真正想把握经济学理论，奈特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经济学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马歇尔积前人之大成、并梳理为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边际革命”。边际革命主张，与资本增值和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成本和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动因。第二阶段则是“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原则的怀疑。这一阶段产生的经济学思想为“二战”后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基础。第三阶段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史称“新古典主义的反凯恩斯革命”。公认的说法是，为这场革命提供了哲学理论支持并最终使这场革命成功的重要人物，就是弗兰克·奈特。但如果读过了奈特的《风险》就可以明白，第一阶段边际革命的成功，奈特一样功不可没。
       我认为，奈特在《风险》一书中对经济学思想所做的贡献成为理论体系的主要有二：一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利润理论；一是企业组织理论。
       传统经济学对利润的认识在早期有英国分析与法国分析之分别，英国分析将利润视为是对资本的回报；法国分析则将利润看成为工资的一种形式。英国分析发端于李嘉图，发展于庞巴维克，其核心是遵从劳动创造价值学说，在生产领域中探讨劳动与劳动时间在价值形成方面的作用以及为资本带来利润的过程。二十世纪初，新古典主义通过竞争而达于均衡的分析框架遭人质疑，疑问的要点在于，在竞争性均衡的过程中，不可能存在利润。为了解释在竞争性均衡的过程中利润的存在，晚近以来，又出现了用“动态论”和“风险论”分析利润的观点。动态论的观点由J.B.克拉克提出，风险论则由F.B.霍利提出。按照克拉克的观点，在静态条件下，每个要素都获得了自己生产的东西，又因为成本总是与销售价格相等，所以对企业家的日常管理工作来说，除了工资，不可能有利润存在。因此，利润是经济过程动态变化的结果。
       奈特不同意上述脱离完全竞争来论述利润的逻辑。他首先不同意的是关于生产与资本的理论。奈特认为，李嘉图是通过劳动来论述资本之增值，即利润的出现；庞巴维克是通过一定时间的生产期的“等待”来说明利润的起源；通过生产期间之前的预期，以及生产时间之后预期的实现与否，来讨论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出现。根据奈特对利润的认识，克拉克的动态理论之所以不可能解释利润的出现，是因为这种将一定条件下的变化过程作为利润产生的原因，并以此来解释利润的做法，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一段适当的时间里预见到的变化与没有预见到的变化的差别。
       奈特对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解释如他的书名表述的逻辑一样，是通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来说明利润的出现。按照奈特的说法，风险是可量度的，其事实中的结果分布是已知或是可确定概率的。因为可以确定概率，所以风险可以通过保险转给他人如保险公司负担。不确定性是不可量度的，其事实中的结果是未知的。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在于经济过程的前瞻性，即人们生产商品是为了满足欲望，但商品的生产需要时间，因此，这里出现了两种不确定性因素。第一，生产经营的目的必须从一开始就进行评估。也就是说，要根据给定的资源评估出：（a）生产多少产量，（b）生产什么质量的商品。第二，商品要去满足的欲望，是否在现在与将来具有相同的程度，对欲望的这种预测也同样涉及到不确定性。因此，生产者必须评估他努力要去满足的未来需求，以及在努力满足这一需求的过程中，他的经营行为的未来结果。正是因为这两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家才可能在完全竞争与长期静态均衡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作为企业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之间的意外差额的正值（或负值）利润。
       奈特认为，只有在所有未来事件完全可以预见的静态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才会消失。但是，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这样，在企业家于生产之前以固定比率签好了生产服务的合约并通过一段生产时间创造出产品之后，其市场出售价格与合同固定的生产服务价格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差额。因此，从最基本的角度讲，利润的出现取决于预期。由于生产服务的价格就是生产的成本，所以，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所引致的利润，是通过打破预期，从而使成本和销售价格间产生出一个差异而出现的。据此推论，只有在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条件下，利润才可能出现。因此，如果要获得利润，就需要有某种不可预测或量度的风险，即不确定性。因此，可量度的风险不产生利润，不可量度的风险即不确定性，才能产生利润。
       由于奈特之利润的出现必须通过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生产过程，因此讨论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组织与职能就成为了理论的逻辑必然。这就是《风险》一书中的企业组织理论。事实上，奈特是将企业视作经历史演变而成的制度，广义上讲是一种满足人类欲望的制度安排，狭义上则是在雇员与所有者之间有效分配风险的制度安排。
       在奈特看来，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要通过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加以解决。而这种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实质，就是某些人从事用来满足他人欲望的商品的生产。这样，对未来需要满足的欲望进行预测的任务和控制生产的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了这些生产者的身上。
       奈特就人们对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了分类，并对人类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进行了讨论。尽管处理这些问题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但处理不确定性无外乎以下两种方法：第一，通过对事实进行归组的方式，从量上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这就是企业组织的产生；第二，涉及不确定性时人与人的差异，引致了将应对不确定性的职能集中在某些人和阶级手中的趋势。这就是企业家的出现。
       遵循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过程，就是一种解决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自由企业与只为一个市场进行生产的企业之间的差别，代表了承担不确定性并对之进行归组的专业化组织职能的增加，以及在同一问题条件下，对有关未来的生产的需要和控制进行预期的必然。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这一已经从消费者身上转移出去的问题，又进一步从大批生产者手中转移开去，落入了一个特定的“企业家”或“商人”阶级的掌控之中。大部分生产人群不再具有控制生产的责任，提供生产资源（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次要职能也由企业家承担起来，人们则以一种固定的契约价格将自己置于企业家的独立指挥之下。
       但是，一旦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的无效率无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道德风险所引发的更大风险，这都反过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展，并导致了公司形式的组织替代合伙制的变革。公司组织的出现为规避风险开辟了一条与单纯合并风险完全不同的途径。所有权极为细小的可分性及股份转手的便利，使得一位投资者除了可以增加在一个单个企业中的规模投资外，还可以将所拥有的财产分散在大批企业名下。就不确定性而论，这种分散的效果明显是双重的。其一，对投资者来说，将各种股票合在一起可以进一步抵消风险，因为他手上持有不同公司的不同股票，因此其损失和利益多半会趋向于相互抵消，这就为他的全部收入提供了高度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其二，他的全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发生损失的几率，与损失大部分资源的几率相比，就不太重要了。
       因此，规避不确定性是企业组织出现的初衷，也是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原因。
       奈特讨论企业组织与科斯讨论企业组织从起点上就有不同。奈特是出于对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奈特认为，“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它讨论的只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学”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是如何通过完全市场体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在经济理论中给企业以一定的地位，企业只被看成为与个人相同的一个单位，只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来是由个人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现在则是由企业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
       我们知道，经典经济学理论在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假定企业组织已经存在，之所以有这个假定前提，是因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认为分工与合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合理途径。因此，形成了企业内部各种专门人才的合作；形成了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合作。但是，既然完全竞争模型已经充分展示出，价格机制可以精确地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企业作为一种制度，为什么还会产生并且发展呢？
       在科斯的眼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是将社会的经济结果，看成为只受生产成本约束的分析方法。科斯认为，对现实经济的约束变量不仅仅是生产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或是如张五常所说的制度成本。企业的出现，就是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它解决的是所有不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活动中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按照科斯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因此，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管理成本，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求用企业来代替市场。科斯是通过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比较，说明了企业存在的理由，以及企业替代市场的规范条件。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成本超过企业管理成本，资源由企业经营；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管理成本，资源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
       奈特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并不断发展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奈特认为，处理不确定性有两种基本方法，即将无数个别的不确定性合并归组的方法和通过选择能“应付”不确定的人来减少不确定性的所谓“专业化”的方法。
       奈特企业理论与科斯企业理论虽然从起点上完全不同，但两人的落点却惊人的相似。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是以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的是，科斯的成本是交易成本，奈特的成本则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即不确定性成本（正的或负的）。
       进一步分析，科斯对企业出现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合约的安排和组织的安排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阿罗—德布鲁范式的挑战。但科斯的这种分析方法却首先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以及均衡分析方法。科斯学派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了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此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奈特的理论则前承古典经济学，后修护新古典框架。面对二十世纪初对新古典主义框架的怀疑——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中，利润是否存在，奈特首次将不确定性引入了完全竞争理论，以这种从现实中提取的概念论证了利润作为对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报偿，可以存在于竞争的平衡之中，并由此而论证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提供了完善的轮廓和定义。在用企业组织论证利润之产生的同时，奈特也回归了斯密论述分工与组织对人类福祉的作用的分析，是一种集古典与新古典之大成的理论，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探讨斯密之比较优势对经济组织之作用的开端。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美）弗兰克·奈特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二○○六年版，2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