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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与20世纪早期，空间范畴一直是社会理论中一个非常沉寂的概念。我们运用与信奉的是历史的思维方式，在时间的长河中寻求社会长时段的演进规律，以此作为社会科学的诉求。在此过程中，空间则被当作时间的一个依附性概念，隐含在时间恢弘的表征之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而至于，在社会理论中，空间这一概念本身被完全消解掉了，成为可有可无的一个方面。正如福柯所言：“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时期？空间被当作是死亡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①
       一、空间的历时性建构
       历史决定论一直盛行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展开之中，对社会的理解正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基于对长时段的历时性的展开过程的理解。这样一种思维范式将事物等同于在时间中的演绎，其过程构成了事物本身的逻辑与本质，构成了事物本身的形式与内容。长期以来，以探求社会秩序与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采取的正是历史的思维方式，去把握社会发展的历程。
       正是在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空间范畴失去了相对于时间范畴的优先性与可比性，成为时间范畴之下一个依附性的概念。所谓的空间范畴，往往聚焦于事物直接的表面现象，而无法超越自身。空间性只是被理解并理论化为事物的一种集合，即具有实在的表象。②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空间的本质被理解为是可以经验到的事实，是一种实在的事物之间的可以表述为因果关系的存在。根本上，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客观化的理论企图，与19世纪经验科学所实行的实证方法大行其道密切相关。
       在这个时期，柏格森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福柯对此有过评论。③在柏格森看来，时间，即绵延的重要王国，“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意识的创造性、精神、意义、情感、‘真正的现实’的载体”。④空间只是我们对物体的向量、容积的表征，是时间折叠成自身的物质维度，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此研究方法中，空间性被还原为物质的客体与形式，并归结为第一性的东西。
       如果加以细化的话，出乎意料的是，在1848年到1851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一时期，空间性与历史性得到同样重视的时代，也就是两者大致平衡的时代。⑤这一时代，是法国社会主义、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盛行的时期，它们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难得的空间意识。这些思想对工业资本主义具体的地理及其空间和地域的结构进行了挑战，构成了当时的地区性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巴黎社会革命失败以后，这种空间意识的社会批判重新隐退于强大的历史性描述之后。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批判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对湮没的时期。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孔德和新康德思想结合的形成与盛行的时期，社会科学的主旨就是要去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地理空间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对社会规律的寻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顾名思义，所谓“规律”，就是对下一步进行猜测。这种猜测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只有线性的历史观才会有总体的下一步。因此，可以认为，“规律”是在时间里否定空间，在线性思维中否定同存性思维，在“规律”的寻求中否定共存性的相互作用。⑥虽然如此，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间，有关空间、时间和现代性的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出现了。到20世纪20年代，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被视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维的主要来源。⑦帝国主义理论建基于对其他地域的剥削，采取一种大范围的地域图式进行扩张。其他的来源可以在1917年与1925年之间发现，其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出现了一批先锋运动，力图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组织”，以配合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然而，这种空间建设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后来，在斯大林领导的实现工业化与军事化的奋斗中被抛弃了。
       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地理学思维转向内省，甚至似乎抹去了早些时候致力于社会理论化的记忆。⑧在这一时期，将一切事物置于时间的系列之上，而非空间的系列之中，几乎是所有社会理论家乐意为之的事情。到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重新构建，并展现出了一种不同的地理学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的结合，产生了一种迥异的后现代话语。“这种话语并不是竭力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批判理论而打入冷宫，而是将其开辟为一种必要但又是受到延误的空间化，开辟为对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⑨但在整个的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直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完全是一种单向的交流，地理学日趋马克思主义化。
       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一致呼吁对批判社会思想进行广泛的空间化，其态度之鲜明前所未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基于对地理空间的重视与兴趣，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后现代与批判人文地理学正在形成。它们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空间范畴具有极为重要的阐释性意味，是理解现代社会，尤其是理解被遮蔽的社会背后的诸种关系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此意义上，空间概念具有了与现代社会勾联在一起的必要性。这一年代的论辩具有如下特点：“以富有意味的不同方式同时观照时间和空间，认为历史与地理具有交互作用，在业已摆脱了内在范畴特权的世界中，历史与地理是存在的‘纵向’与‘横向’关系。”⑩
       二、空间与社会辩证法
       苏贾所谓的空间性，也即是一种社会性的空间形式，是第二性的存在，与自然世界的第一性的存在相对应。当然，这二者在分析当中也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彼此进行分离。“因此，每一种空间都需要当作社会生活空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来加以理论化并加以把握。”空间性的表达深刻地体现出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意义上，空间不是自然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正如苏贾所言：“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各种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在上述意义上，由社会生产的空间就是一种人造的结构，是社会诸种关系所演化与建构而成的产物。
       “空间并不是排除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学之外的一个科学客体；它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如果就内容而言空间具有一种中立和冷漠的姿态，并因此显得‘纯粹’是规范的，是理性抽象的典型，这正是因为空间已被占有和使用，并且已经是以往诸种过程的聚焦点，其留下的痕迹在地理景观上并不总是十分的明显。空间已经受历史和自然诸因素的影响和塑造，可这一直是一种政治过程。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它实际上是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以上这段话，充分反映出了社会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在20世纪，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消亡，在经历了多次的兴衰之后，它顽强地存在下来了。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下来的理由时，列斐伏尔发现，其手段就是，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资本主义借此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他界定了再生产的三个层面，第一是生物生理的再生产，基本上存在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语境中；第二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三是各种社会生产关系大规模的再生产。由社会诸种生产关系所生产的空间，也就是这些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社会的主导性的关系形式在此反复地生产着。
       关于空间性或者说社会与空间的辩证法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如下。第一，空间性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是“第二性”的一部分；第二，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第三，空间与时间对社会生活的建构，界定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受到物质构建并变得具体的方式；第四，各种社会矛盾，根源于社会空间的两重性，也就是说，它既是预先的前提，也是行动的后果；第五，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处于同一逻辑之下。
       
       三、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扩张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大规模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期，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城市的壮大伴随着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危机与重组过程，其间，城市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之间，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区域与国家区域之间的空间安排也出现了。因而，分析城市空间与区域的重组，将此当作一个问题框架加以分析，是我们探讨空间问题的路径。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言，结点性显得特别重要。将生产与消费集中在一起，建造人造的环境，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效应。这种结点性曾给商业和农业带来了赢利，也导致了更大规模结点性场所的出现，典型的结点性空间就是城市。工业资本的特征是利用大量原材料进行固定地点的生产，结点性的场所可以协调生产的各个环节，有利于节省时间与花费，并可以更好地对产业工人进行空间控制。
       依照列斐伏尔的思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来源于对空间进行的多次重组，正是空间的不断重组导致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空间的重组也就是一种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占有，社会诸关系在空间重组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再生产。“因而，当代的机遇将被视为重构资本主义的空间母体和时间母体的最新尝试，即对以生存为目标的空间—时间‘定位’的另一种探索。”曼德尔对区域问题的理解很有独特性，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生产能力的等级性结构，如同“各国家、各区域、各工业部门和公司的不平衡发展，是由对超额利润的追求造成的”。有三个主要的区分成为了超额利润的来源，其一是亚民族区域区分，即在一个民族之内的各个地域之间的区分；其二是国际之间的区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润构成是截然不同的；其三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的区分。正是在这些区分之上，曼德尔发现了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形式组合。
       在19世纪末期，面对危机的情境，社会重组和空间重构导致了一种新的趋势出现，超额利润的来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这个世纪早期的形式不同的是，“发展（在帝国主义国家）和欠发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域）的国际性并置，较之对亚民族的区域性区分，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更为重要”。在这一新的剥削形式之下，资本主义很快渡过了危机期，并在20世纪的头20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了又一轮的社会与空间重组。曼德尔将新的原始积累方式描述为“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超额利润的形成依赖于“增长部门的发展与其他部门的欠发展两者之间的总体并置，主要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以一种附属方式存在的半殖民地国家里”。自“二战”以来，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技术租金成为了资本主义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然而，正如苏贾所言：“技术租金的关键性意义已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使区域性变化和区域性的劳动分工变成部门动力的一种直接产物。”
       列斐伏尔将城市的问题框架投射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他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城市的问题框架较之工业化和经济的增长诸问题在政治上已变得更具决定性。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业化、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等方面是受到城市化空间社会生产的深刻影响的。从他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问题框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剩余价值是在生产的第一循环中产生的，即是在工业生产和工作场所产生的。但列斐伏尔认为，现在第二次循环（金融的）逐渐取代了第一次循环（工业的）。第二次循环与对人造环境的操纵、对城市房租的榨取、对地价的调节、对为集体消费服务的城市空间的组织等具有深刻的关联。剩余价值比之于以前，比例大大地增加了。“剩余价值的这种比例在一种愈益城市化、愈益垄断性、愈益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吸取的。”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简言之，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
       四、第三空间阐释
       1996年，苏贾出版了《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像地方的旅程》一书，提出了“第三空间”范畴，深化了此前他对空间、城市、区域、民族等方面的分析。在社会批判理论上，他尤为明显地将空间概念指向了社会理论阐释，以空间范畴作为阐释的工具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在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苏贾看来，“第三空间”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的，它是“一个有意识的灵活的尝试性术语，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的实施上不断在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这样的空间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像的空间，是可以感知与经验到的第一空间和可以表征意义的第二空间的本体论前提。与自然的或意识的空间不同，“第三空间”密切地勾联着现实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当代的和平问题、环境问题、电子媒介的泛滥、地理政治冲突，使我们日益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社会构建的空间之中。只有具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方可理解这个时代的种种特征。
       列斐伏尔对空间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无人能比，苏贾的研究也正是基于列斐伏尔的理论基础而展开的。对社会关系的探讨有着许多不同的路径，比如语言、经济、文化、艺术等方式，但列斐伏尔采取的是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当代社会的诸种关系。然而，正如上文中所论述到的，他对空间的解释始终是在物质与意识的意义上使用空间概念的，也就是在经验的与表征的范围之内运作空间范畴的。苏贾认为，在这两重意义之外，还有着第三重意义，也就是“第三空间”的存在。“第三空间”并非是脱离以上的物质与精神空间而存在的，而是既包含了两者，也超越了两者，是一种综合性的空间意义。使用“第三空间”去分析当代社会，会别开生面，饶有趣味。正如苏贾所言，“如果说‘第一空间’首先是在它顺畅可读的文本和语境中得到探索，‘第二空间’是在它流行不衰的表征话语中被人探讨，那么‘第三空间’的探究，就必须额外引导以某种具有解释潜能的‘奖励’形式，引导以有意识（有意识空间化）的努力，以鼓励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在有尊严的方式中改善世界。”在这样的理解中，无疑渗透着福柯的知识—权力的思维路径。
       “第三空间”更多地被界定为是一种理解和行为的方法论，一种他者方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去理解鲜活的现实，不断重构的现实；从而可以去培养一种批判的空间意识，发现现实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它介于真实与想像的空间之间，在范畴、实质与意义上也超越了这两种空间。福柯所描述与形容的“异形地志学”与“第三空间”有很强的亲和性。按照列斐伏尔的理解，福柯是以第三人称来开始他的探索的，这是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空间的一种潜在的批判，并将我们的理解引向了“他者”的空间。福柯称这些空间为“异托邦”，指“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它使我们脱离自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件、我们的历史，都在其中遭受腐蚀”，福柯将空间、知识、权力的三维辩证法填充了这类异类领域。
       就思维方式的理解而言，“第三空间”对当代社会的理解是“后现代”式的。与传统的二分法的理解不同，“第三空间”作为一种认识论，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解构，又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重构。为此，苏贾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集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像、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科学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因而，第三空间作为认识论与本体论，不能将之分割为单一学科的知识类型，否则就会损害它的认识论锋芒，而应该将之看作是开放性的视野，综合了人类知性的智慧而成的认识论。在苏贾的研究当中，女权主义、诗人、艺术家、电影批评家、摄影家、哲学家等等，都在积极参与对第三空间的建构，形成了丰富的空间资源，对深化理解当代社会不可或缺。■
       注释
       ①③ MFoucault，“Questions on Geography”，in CG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p70
       ②④⑤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6页，第187页，第5页，第13页，第55页，第63页，第17页，第183页，第182页，第122页，第139页，第196—197页，第245页，第252页，第254页，第254页，第260页，第146页，第148页。
       ⑥ 杨念群：《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17)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0页。
       (25)(26)(27)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第141页，第50页。
       (28)陆扬：《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刘拥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