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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出版的《新社会》杂志2007年第12期刊登了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责任编辑迪特马尔·迪尔莫泽尔和柏林经济中心主任沃尔夫冈·默克尔撰写的题为《左翼、民主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介绍了1998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图的剧烈变化：左翼相继执政。文章把左翼分为以委内瑞拉左翼为代表的激进平民主义左翼和以巴西左翼为代表的温和左翼两大类型。文章对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和智利四国左翼执政后的民主、安全、福利和社会公正的状况作了比较，一方面承认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肯定温和左翼的做法而批评激进左翼的做法，——这反映了作者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现将文章编译如下。
       “新自由主义选择”衰竭从而重塑左翼之后，1998年起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图出现剧烈变化。在几乎所有拉美大国，左翼的政治力量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政权。左翼在大选中取胜的顺序是：1998年开始于委内瑞拉、接着在智利（2000年和2006年）、巴西（2003年和2007年）、阿根廷（2003年和2007年）、乌拉圭（2005年）、玻利维亚（2005年）、秘鲁（2006年）、厄瓜多尔（2006年）。作为最后的国家，美洲左翼化倾向席卷中美洲小国尼加拉瓜（2006年）和危地马拉（2007年）。本洲大国中只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政权还牢牢掌握在保守分子手里。
       两类左翼
       在左翼政府的广大区域里可简单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在属于第一种类型的那些国家里，左翼执政党处于一种学习的历史进程中。它们民主地角逐政权，在政府方面尊重民主程序和对行政机构进行宪法监督。它们的组织结构是在涉及社会运动和基层组织的社会大论战中出现的。温和的政治左翼的典型代表是巴西劳工党。它的基层民主植根于社会。这种务实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除了在巴西，也在智利、乌拉圭占统治地位，并且在阿根廷（略带平民主义的色彩）占统治地位。2006年只以少01%的选票而与胜选失之交臂的墨西哥民主革命党，也属于这种类型的左翼政党。
       第二种类型是那些在一起冲突或者一次危机中似乎不费气力就取得政权的政府。在这些政府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领导人个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其通过事后自相矛盾地自上而下组建支持者组织来弥补在社会中缺失的“根基”。查韦斯的运动是这种激进左翼平民主义政府的典型范例。查韦斯、莫拉莱斯（玻利维亚）和科雷亚（厄瓜多尔）具有非同寻常的动员能力。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在被他们驾驭的社会运动浪潮冲走之前，他们要引导这股浪潮。曾经是内陆农民领袖的莫拉莱斯的政府不得不与一批基层运动和抗议运动周旋。这些运动不准备由于国家元首的社会出身而放弃它们的诉求。
       政治民主
       从与民主的关系可以看出温和和激进两个阵营之间的区别。前者都扛起民主大旗并且把扩大公民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写在他们的旗帜上。后者对民主保持战术关系，并且利用多数派和大选胜利来消除阻力和平衡，扩充实力地位，威胁着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政治结盟伙伴、社会运动或者基层组织。
       委内瑞拉是一步步侵蚀民主制度的典型例子。这是随着一次人民公决同意而不合情理地发生的。自从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以来，他在一系列的选举和全民公决中以绝对优势赢得胜利。查韦斯上台一年后通过全民公决批准了立宪大会，通过一次受质疑的提名和选举程序，总统的同党在立宪大会上取得了压倒性多数。通过的新宪法有几个特点：权力特别集中于总统手中，削弱议会的阻力和平衡作用，全民公决，扩大国家对财产权和经济运作的干预。有代表性的民主机构被侵蚀并被全民公决的概念取代。查韦斯通过授权法把执法权限交给行政机构。在授权的基础上1999年以来三分之一以上的法律和法令绕过议会直接由行政机构批准。排除横向的权力监督引来了对所谓的第四权力——媒体的国家管制。在电台和电视的社会责任法的基础上，反对派的媒体受到压力并且私营电视台的播放许可不再延长，因为它于2008年支持过反对查韦斯的所谓政变企图。当拉美多数民主国家努力将军事置于严格的民主监督之下时，查韦斯将军队政治化并且通过民兵——玻利瓦尔主义战斗队——来扩大军队。
       阿根廷的一位政治学家在谈到委内瑞拉政权时认为它是一种被损坏的有代表性的民主：“人民把几乎没有分割的政权委托给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通过人民的全民公决的垂直认证而取消横向的权力监督。”自命为西蒙·玻利瓦尔接班人的政权用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分类来描述更为确切：委内瑞拉变为一种“全民公决的领袖民主”。按照施密特的批判议会制的标准，议会制基本上只考虑少数人利益，而议会被查韦斯及其同党占据，它被边缘化，被降格为没有话语权和监督权的批准政府决定的机关：领导人作出决定，而后通过人民的欢呼确认他的决定。查韦斯把社会极端化：不是支持他，就是反对他。朋友或者敌人，没有第三者。
       当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民主质量明显恶化时，由温和的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巴西和智利的民主质量不断改善。自2003年以来，智利以政治权1分和公民权1分的进步，上升到具有效能的法治国家民主政权之列。毫无疑问：中庸的左翼在智利和巴西改善和巩固了民主，而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新平民主义左翼则削弱和侵蚀了庄严的民主。
       社会问题
       从民意测验和民主理论中浓缩的结论表明，民众期待的财富是安全、福利和社会公正。重新民主化以来的20年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多数年轻的拉美民主政体没有足够生产出这些财富。
       安全：对于内部安全保证、霍布斯问题的解决和国家存在的法律基础，在许多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完全没有实现原来作出的保证。有组织的刑事犯罪、贩毒集团、日常的谋杀犯罪和暴力，在民主的20年中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福利：拉美多数民众的社会福利状况的特点是贫困和封闭。1980年至2002年之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136亿上升至历史最高点的222亿（44%），同期特贫人口为9700万（194%）。尽管拉美经济连续5年增长和根据山坦德银行的调查，2002年至2006年之间超过1500万个拉美家庭摆脱了贫困，但是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原材料的高价格、减少债务负担的低国际利息以及高纪录的侨汇等这些外部因素。
       社会公正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收入差距在上世纪80年代就急剧上升，并且90年代在本大陆几乎所有国家无阻挡地继续着。2002年三分之一的拉美人不得不每天用少于2美元的开支来维持生活。在拉丁美洲只有几个国家算社会国家，在那里的多数国家，社会保障只适用于那些相对拥有特权而曾经和现在在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群体。非社会国家的不足与税务国家的弱点紧密相连。国家的效率低下和合法性的不足阻碍着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后果是没有足够资金来补偿市场的失败，并以此抑制资本主义、不平等和封闭。
       约翰·罗尔斯认为按照正义理论，不允许通过减少民主换取更多的物质上的平等。尽管如此，我们再次不理睬这个标准的禁令，并且看一看查韦斯革命的、伤害民主的不耐烦是否导致了更多的社会公正。我们借助收入不平等、贫困率、儿童死亡率、教育指数、腐败指数和性别公正来确定公正指数。根据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四国1999—2005年期间的对照表作比较，结果如下：智利的位次些微恶化而仍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委内瑞拉占据第二位，但是在这期间它的公正的损失最严重，逐步下降，而同时巴西在四国中虽只占据第三位，但是在这期间，公正指数逐步上升，赢得最多公正。■
       [黄汝接：中华全国总工会]
       （责任编辑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