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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每月评论》2007年12月刊发了驻印度孟买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简称政经所）撰写的论文《论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同期还刊发了约翰·B福斯特对该文的回应。
       政经所的论文认为，福斯特不能将线性发展观点归因于第三国际。相反，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派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非线性发展观的帝国主义理论，即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日益反动并因此阻碍落后国家发展正常的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之路不通。保罗·巴兰则是在新的历史语境内，于自己的著述中整合并拓展了共产国际及毛泽东的理论贡献。
       同期所载福斯特的回应同意，政经所的论文的主要观点，并阐发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阻碍了落后国家社会形态正常发展的观点。
       政经所的论文及福斯特的回应评述，依次译介如下。
       论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
       约翰·B福斯特在其富于启发性的《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50年之后的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载于2007年5月的《每月评论》，本刊2008年第3期已翻译。——译者注）中，作了这样评述：“在当今主导意识中，有关边缘地带遭受中心地区极端经济剥削，以致在富国与穷国之间产生着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随着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50年前的出版就生成了。”尽管承认这样一种概念的踪迹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他还是感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论模式——资本主义关系将扩展到全世界——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粗糙的线性阶段发展论”，根据这个理论，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将必然要通过较发达国家所走过的一样的道路。福斯特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包括在这种观点的信奉者之中。
       尽管我们同意，线性发展这一观点曾是并且仍然是一种有力而有害的思潮，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又不能归因于第三国际。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他们建立的共产国际，或者是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都不赞同某种粗糙的线性理论。事实上，是他们开创了帝国主义理论，包括对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造成的特殊社会形态的分析。
       布尔什维克的帝国主义概念
       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实际上是随着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产生的。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掌握了政权，并且立刻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军队的围困。因此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革命看作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但是，进而他们就宣告了他们“要把人类从金融资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并且要求“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正是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①这种姿态气势给予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巨大的推动力，并因此而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另外，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证明，帝国主义军队是可以被受压迫的人民打败的。在列宁敏锐的辩证法观点看来，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庸国家中确实扮演着某种双重的角色，但并非像线性阶段理论家通常所说的那样一种角色：瓦解那里先前的社会基础，并且在那里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
       相反，其双重性角色，一方面是掠夺和抢劫这些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把这些国家引入国际政治活动之中，并且因此而促进了这些国家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而投入战斗的人民的独立行动。到1919年为止，列宁这样描述世界革命的方式的特征：“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②
       列宁注意到，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同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相比，“是更伟大更新的任务”：“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这意味着将那些国家正在觉醒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历史证明了其合理性）同国际革命连接起来。“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③的确，帝国主义理论要在同猛烈的反帝斗争的最紧密联系中发展。
       共产国际的观点
       尽管第三国际由于列宁的倡议在1919年建立的时候，最紧迫的任务是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殖民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但是第三国际还是给予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高度的优先地位。列宁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上亲自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草稿》。共产国际远没有主张帝国主义将会把像英格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发展的那样的社会关系传播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坚持认为帝国主义通过阻止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来阻塞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从第二次会议开始，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都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奋力完成那些任务。同时，共产国际并未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将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
       在第二次会议上，共产国际采纳了对列宁提纲的补充提纲，描述了在殖民地遭到扭曲的发展形态：
       “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达到欧美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因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力求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本来意义下的土著无产阶级，只是不久以前才存在的。地方的零散的家庭手工业，已让位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的工业，因此极大多数的人口不得不从事农业并把原料输出到国外去……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④
       的确，后来共产国际指出，在殖民地发生的生产力的有限增长，仅仅是伴随着帝国主义钳制的变弱而得来的。
       “正是由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控制的削弱，以及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得以有所发展，并且已经冲破或正在冲破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狭隘范围。”⑤
       共产国际再三强调，帝国主义与最落后的、封建的、反动的因素结成联盟有其政治的和经济的理由。“外国资本主义在一切落后国家里，都利用当地社会上封建的（有时是半封建的、半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作为其统治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为了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利润，就在落后国家中尽最大可能保持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劳动力方式。”⑥
       1928年，共产国际的观点在其第六次会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中得到详细阐述。鉴于这个文本太长不宜全文引证，我们将对其有意义的某些要点作一概括。
       1尽管殖民地经历了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痛苦，但是它们却经历不到任何一种进步的结果。尽管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殖民地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却把剩余价值转移到大都市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殖民地存在着生产（注释：不是生产力）的某种有限的发展，其限度在满足大都市的需要之内。建设基础设施为的是同样的目的。殖民地国家被迫牺牲掉其独立发展的利益，以致变成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附庸。帝国主义是寄生的。
       2新的农作物和新的灌溉系统被引进到原有作物和灌溉系统已被殖民政策毁灭的地方，目的是为帝国主义拓宽原材料基地。农业生产在被强制转向出口的同时，其前资本主义的特性被保存下来，被赋予货币表现，并从属于金融资本。农村被拉入货币和贸易经济，导致了贫困化；由于没有任何工业发展，这样做并不导致无产阶级化。这对农业产生了非常特别的压力，结果导致农业移民，高额租金，以及分裂破碎。高利贷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在农业领域，生产率和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出现下降。农民不能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因为直接的剥削和不平等的交换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剩余。大土地所有权并不采取大规模农业的形式——它们仅仅热衷于从大量农民那里敲诈勒索租金。
       
       3开发矿物资源是为了满足大都市的需要。殖民地的生产并不经历制造业的所有阶段，而是被局限于个别的工业分支。真正的工业化，特别是可能使得独立发展得以进行的繁荣的工程技术工业的建设，受到大都市的阻碍。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遭到毁灭。殖民地国家被迫放弃独立发展，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国。
       4农民的贫穷意味着国内工业市场存在危机，而这转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这些国家没有发展起全国性的内部市场，而是发展起适应于出口需要的分散的国内殖民贸易。
       几乎没有人承认，共产国际总是没有错误的。然而共产国际在发展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
       一个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
       作为20世纪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爆发的最重要的革命的理论家，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造成的中国社会形态。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⑦无疑帝国主义的入侵有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裂解体，由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性；但这只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变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相勾结而抑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的特征既不同于封建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他称之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
       1926年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展示了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发现的阶级类型学。中国的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曾阻碍且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有意义的是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两个部分，“买办的”和“民族的”，依照他的意思大致相当于“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是“一个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⑧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受帝国主义的遏制，却是软弱而不稳定的，动摇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革命的两种斗争之间。
       人们会期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但是，在中国，资产阶级最强有力的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而且是革命的一个主要对象。另一部分则没有能力领导这一革命。
       从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开始，在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最上层部分演变出一种独特形式的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势力相联结（带有某种恢复前资本主义垄断的样式）。在《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47）一文中，毛泽东论述了“已经垄断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中国‘四大家族’”。“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⑨
       巴兰有关外国资本借以对不发达国家实行控制的那些阶级的特征的描述，有许多与毛泽东的相应论述相同：
       “首先出现了一批在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内不断扩张和富裕起来的商人……其次是本国的工业垄断者……他们完全依赖于现存经济结构的持续，而一旦工业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他们的垄断地位就将完蛋……上述两者的利益与已经牢固地立足于落后地区的封建地主的利益并行不悖……其结果是出现了致力于维持现存封建的商业制度的由富有的买办、强有力的垄断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结成的一种政治和社会联盟……这种联盟决不会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抱什么幻想，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会把它的特权和权力地位一笔勾销。”⑩
       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无产阶级的领导
       上述这些社会中的革命道路一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道路。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按照真正的马克思的精神所作的分析，这种分析既拥护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完全赞成历史偶然性。因此，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毛泽东都不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必须采取一种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形式。相反，对于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作了规定，毛泽东坚持了其必然性。1920年，列宁在讨论其提纲草稿的时候说道：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第四次会议上，这一论点就更加清楚：“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彻底胜利是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势不两立的，因而这个革命的客观任务也就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
       1928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指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般基本任务”中最首要的部分包括：“推翻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剥削阶级的政权；建立工人与农民的苏维埃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因此，这个革命在其任务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但在其领导权上没有。
       毛泽东因此而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个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最为首要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整个革命的轴心，按照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观点，就是土地革命。关于这一问题巴兰谈到：
       “假如土地改革是由农民施加强大的压力不顾封建买办政府的阻扰而取得的结果，换句话说，即如果土地改革具有土地革命的性质，那才是前进路上的一大进展。实际上，为了消灭寄生的地主阶级并打破它对不发达国家前途的束缚，土地改革是不可缺少的。”“为了实现农民的合理愿望和确保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最重要前提，这就是使被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奴役所抑制和扼杀的农民群众创造力和能量完全解放出来，土地改革也是必不可缺。而且，还因为只有通过土地在劳动农民中间的分配，才有可能建立起合理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和心理条件：建设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合作经营的技术先进的农场，从这方面考虑，土地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
       后来巴兰再次把“土地革命——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成为社会革命中的一部分——分配掉大宗地产，取消了农民交付的地租”，看作通往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第一步。
       因此，巴兰将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相关理论贡献整合到了他的著述之中。但是，他写作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则是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正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而这种转变正被庆贺为第三世界的独立。巴兰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的具体条件下，由于缺少发展的替代道路，仅仅表面上的独立如何在实际上使这些国家对帝国主义的从属关系永久持续下去。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采取这样一种替代道路，有赖于这个国家的各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
       
       帝国主义理论历史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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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所在这里作出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起源的简要历史说明，是对有关这一历史的若干通常错误的一个决定性的纠正。在我的《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50年之后的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我一开始就指出，巴兰的著作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以及卢森堡的思想——的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这部著作也是对曾如此之多地被用来描述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僵化正统的线性发展观的一种急剧偏离，这种僵化的正统思想常常引证曾被马克思引证过的贺拉斯的话——“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巴兰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处理在那时是一个惊人的贡献，以致他的著作一出现，就对右翼和日益僵化的左翼所共有的习惯设想构成了挑战。然而，正像政经所如此清楚地论证的，巴兰的理论阐述可以被看作是从那些出自俄国革命、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早期帝国主义批判发展而来的。列宁和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中的某些言论清晰地表达了巴兰和那些属于依附理论思潮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将要加以阐发的论题。在冷战、新殖民主义及新造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期，巴兰通过发展自己的观念并响应中国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批判提供了一个更加成熟的形式。他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计划获取洞察力，论证了关键的经济战略问题是一个社会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调动其（实际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的程度。
       政经所正确地指出巴兰曾强烈地受到了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批判学说的影响——这是我在我的文章中没有注意到的一点。巴兰引证了毛泽东的陈述，即：即使没有外国帝国主义，中国也将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关于中国的阶级—帝国的辩证法的理解显然影响了巴兰对第三世界社会阶级动力的理解。
       冷战年代全球意识形态的裂变并非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而是通过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第三世界”这一原创观念被划分为三个阵营。第二次全球革命浪潮给予帝国主义理论以新的具体含义。正如政经所观察到的，在殖民主义衰落和新殖民主义兴起的这一时期，巴兰对帝国主义的深入批判的突出之处，在于它坚持认为，任何根本的方案都必须以阶级力量的一种替代性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巴兰的著作剥除了帝国主义的新伪装，指出了对一种不妥协的革命战略的需要。
       因为这些理由，我认为得出如下结论是正确的：帝国主义阻碍了第三世界社会形态的发展这一论题，在共产国际时期被首次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最充分的明确阐发，并导向一种更加前后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这特别在巴兰的著作中和年轻的萨米尔·阿明的著作中是如此，阿明在同一时期阐发了与巴兰类似的思想。
       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要在帝国重新发动进攻的时代克服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那么对帝国主义理论历史的根本再发现在今天就是迫切需要的。就此而言，政经所有关帝国主义理论历史的简短说明在这里就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起点。就像巴兰所写的：“[在早期的马克思追随者中，]充分吸取马克思方法本质的能力仅仅被赋予列宁。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分析，通过把握居住在殖民地的、附属的和不发达的国家的人民的觉醒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出色地把马克思的方法应用于20世纪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将通过这种传统的进一步推进而得到克服。”■
       注释
       ① 1918年1月16日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第22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
       ③ 同上，第321页、第323—324页。
       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1920），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146页。
       ⑤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同样的要点也形成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
       ⑥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载于同上，第357—358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1254页。
       ⑩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5—286页。
       (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33页。
       (12)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13)《毛泽东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668页。
       (14)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0页。
       (15)同上，第358页。
       (16)参看同上，第251页。
       (17)1957年，即巴兰出版《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同一年，阿明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的《世界规模的积累》由此产生。
       (18)保罗·巴兰：《更长远的观点》，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9年，第42页。
       [刘宏勋：河北省邯郸学院]
       （责任编辑 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