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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作为帝国主义战略的军事干涉主义
       1 新的干涉权
       如果比较冷战时期和当前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会发现有重要的改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民族国家之间对外政策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至少不公开干涉别国内政。即使美国试图采取干涉手段推翻别国政府和政权，也是基于别国内政，干涉的正当性也是与地缘政治的考虑有关。尽管美国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国际化和现代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战略利益更明显，但直接干涉那些建立在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仍然被认为是违背国际法的。冷战结束以后，许多形式的国际干涉被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认为是合法的，它们把“保护人权”作为意识形态借口，这事实上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一个新的原则达成了，即所谓人权先于国家主权。至于该原则的合法性，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强调了一个国际性的公民共同体（不仅是国家内的）的出现和民主的道德维度，这反过来意味着非民主国家就没有权利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这就是所谓“新干涉主义”。
       美国伪装的人道主义基于两个特殊假定。第一是，对主权的尊重依赖于对人权的尊重，这被认为是道德原则。侵犯人权的国家就无权获得主权，就失去了其伦理和政治的合法性。因此，该国就无权诉诸“不干涉原则”，因为该国没有拥有主权的能力。该国的公民与国际社会紧密相关，他们要求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而不要暴力政府的调停。第二个假定是，必须认识到需要有一个武装的国际性的人权保护人。该保护人是国际上合法的行为者或事实上其目的被证明是合法的。事实上，通过这些过程，旨在削弱民族国家主权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假设就形成了，当然，这并非针对所有国家，而只针对那些被西方选择作为打击目标的国家。
       但是，这种对人权的谈论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它应该被视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例子。我们的观点是，这种对主权的重新定义更多地是与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权、政治稳定和有利于市场的政策有关，特别是在那些被认为在转型到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社会组织中。在这一意义上，诉诸人权是一种为干涉作辩护的形式，其目的在于保护西方利益，并确立有利于增加资本主义利润率和对外投资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由此，出现一种关于主权的不同定义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定义使主权依赖于一定的具体条件。理查德·哈瑟尔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有条件的主权的定义：“主权是不断地被条件所判定的，是与政府如何对待其公民联系在一起的。”
       在此，我们从不干涉原则的优先性转入到军事暴行，再到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军事输出，从尊重已有国界的原则，转入到只要认为有必要，就采取军事干涉手段。当然，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仅与弱小国家有关，这些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谴责为侵犯人权。相反，没有人能想像，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能够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干涉行动来反对美国侵犯人权。
       应当强调的是，西方军事干涉的目标不是任意选择的。我们已经突出强调了进行干涉的决定所针对的国家中存在的不稳定状况不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确实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却没有受到西方的军事干涉，这仅仅只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危及帝国主义的战略性利益。因此，显而易见，主要问题不是与生命尊严有关的人权，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自己强加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人权。
       还必须强调的是，帝国主义的“人道主义”干涉通常使冲突恶化，使和平解决冲突变得更困难；这是因为，冲突各方都试图使事态逐步升级，以便它们在外部干涉时处于更有利位置。
       现在采取干涉的借口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最先（1991年在伊拉克），干涉的借口是国际和平的要求。后来，保护人权的必要性成为主要借口（巴拿马、索马里、科索沃）。“9·11”之后，出现的借口混合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如保护人民反对残暴领导人、打击恐怖主义的要求和维护国际安全（阿富汗，伊拉克）。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战略有了重要改变，2002年，修改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支持对所谓潜在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传统上是从防御性或补救性的角度来定义合法战争的，与此相反，美国却试图使侵略战争合法化，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要为反对联合国作论证。由此看来，美国第二次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组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意，这一事实不应视为反常。反对所谓“无赖政府”的军事干涉权被认为是合法的。
       最后，不仅干涉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变化，而且干涉自身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失败国家”和“国家重建”概念暗示的不只是和平重建活动或者解决冲突的企图，还暗含着一种更彻底的努力，即改变社会和政治关系，并且无视被干涉国家人民的意志强加给被干涉国以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那些所谓被解放的伊拉克人民对于入侵者及其所强加的民主制度的敌对情绪揭示了这些干涉的侵略特征和帝国主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强制重建民主体制的努力通常最终带来的是新形式的受保护国，在这些国家，民主形式或者只不过是虚假的存在，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所谓“国际社会”的代表手中，或者所谓民主事实上几乎不存在。
       2 一种意识形态战略——依赖人权的合法化
       然而，人权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冷战时期的安全防备和反共产主义不再能用来为军事干涉的正当性作辩护。这造成了不得不去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而只诉诸传统的安全和国家（即帝国主义）利益概念不能填补这一真空，并且似乎会冒重回强权犬儒主义的危险。我们不应该忘记，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尽管该意识形态充满着势力平衡的说辞——是建立在假设性的全面武装对抗基础之上的，并利用反共产主义和反极权主义作为超越单纯国家利益的正当性理由。人权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基础，是对普遍性价值的一种诉求。
       诉诸人权所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并不把自身限制在伦理的正当性范围内。我们所涉及的是近几十年来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变化。首先，关于人权的主导性话语把人权当作个人的权利。可是，这没有考虑集体的权利和为其进行的集体斗争。由此来看，我们所涉及的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的复制品：阶级和社会群体没有任何权利，拥有的只是使个人服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利。其次，人权对“合法国家”的定义是必不可少的这一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自由主义民主代表的只可能是每个社会的某个历史时期。
       最后，诉诸人权并不与诉诸国家安全是不相容或相敌对的，相反，它们是互补的。安全因素，如国际恐怖主义和所谓“无赖国家”，能够和人权因素一并存在，哪个为重依赖于环境和参与者。这种对道德价值的诉求也是一种弥补国际法和现代帝国主义统治之间非一致性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并不认为存在一种将20世纪90年代对人权的强调和目前的“反恐”说辞划分开来的鸿沟。诉诸人权——和“西方价值”——构成了布什政府的大部分说辞。并且，人们实际上可以说，既然人权和人道主义因素不只是被用来为20世纪90年代的侵略性军事干涉进行正当性辩护，它们还为目前帝国主义的好战主义开辟了道路。
       3 作为持久军事动员和攻击公民自由借口的恐怖主义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需要存在一个能够使其领导地位成为绝对必要的敌人。鉴于此，美国对反恐战争的强调——这实际是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共同政策——不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辩护，也是一种去发现真实威胁的努力，一种展示帝国主义的自大和权威的努力，这种展示实际上使“恐怖主义”成为对美国军事干涉主义的可能回应。更重要的是恐怖主义和所谓“无赖或失败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使像“9·11”这样的恐怖主义行为也能证明国际警察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正当性。正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所谓“无赖国家”，或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间的联系，使恐怖主义似乎成为了全球性威胁和对地缘政治的挑战。
       
       我们也见证了战争的本质的变化。虽然美国及其盟友通过所谓“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和对平民的尊重，试图努力把现代战争描述成更人道的形式，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整体战争的新形式：正是“恐怖主义”和所谓“包庇恐怖主义国家”的概念消除了军事人员和平民之间的区分，从而导致了对民用目标的军事打击（包括对基础设施、卫生系统、通讯系统、环境、工业和能源的破坏和摧毁），并且也导致恐怖行动和身体暴力行为的扩散。同时，这些做法复兴了集体责任概念，按照该概念，全体民众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决定负有责任，因此，对全体民众的处罚就是正当的。
       与冷战时代的反共产主义类似，恐怖主义将美国的国际危险和国内威胁联结起来。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强调恐怖主义是威胁的做法已经导致各种形式的对公民自由和民主自由的攻击的增加，在特定的立法形式中，由于对恐怖主义者的怀疑和各种形式的监视，人身保护权被取消了。同样重要并且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对公民自由的剥夺也影响了所谓“被解放的”（即被占领的）国家。通过侵略势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所谓政府建立在“重建”（和“建国”）的概念之上，在那里，一个束缚和限制伊拉克人的新框架在入侵者的控制和监视之下形成了。对于主权界限的质疑因此并没有导致超国家的民主合法性代替国家的民主合法性，而是导致对所有真正的民主合法性的压抑。
       这种独裁主义转变的目标不仅是要阻止恐怖主义，而且是推动对社会规范顺从（特别是在工作场所）的训诫性努力的一部分。由此看来，国外的军事干涉主义和国内的独裁主义具有共同的基础。这也是目前帝国主义的态度和行为不只是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另一证明。它们是更加广阔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一种更具侵略性的独裁的国家主义所导致的生产的资本主义调整、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与资本的国际化，一种旨在使国家机器和政治体系不受大众的要求及其斗争所影响的努力，一种与在工作场所内外打击劳动者权利并行的惩诫性的社会规范的恢复。这就是为什么反恐措施具有长期的更广泛的目标的原因；其目标不只是那些“非对称性威胁”，还有各种公然反抗资本主义政策的民众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对国外的军事干涉和“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维度。它们是企图宣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万能的意识形态方案，其目的不仅是反对阿富汗的所谓“军阀”或伊拉克的所谓“暴徒”，也是反对作为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四、霸权和矛盾
       1 目前美国战略的霸权方面
       霸权自身并不必然是目标。霸权能够是国内的或“国家利益”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无意识的产物，或者是有意识的政治图谋的产物。事实仍然是，对美国而言，要使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发挥作用，就需要考虑到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资本主义集体利益。这并不一定需要采取直接的经济帮助和干涉的形式（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也可以通过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规划起作用。里根时代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鼓吹，本身是阻击美国生产衰落并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国内措施，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具有全球反响的新的霸权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计划而发挥作用，从而在许多国家推动发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反革命。
       霸权的这一定义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这些不能被描述为与支配地位相关的简单问题，即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服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只要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势力集团认为美国没有提出符合资本主义集体利益的解决问题的整体办法，这些问题就会出现，例如，这些国家害怕美国的侵略或许会导致短期或长期的破坏稳定的结果。
       然而，它使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突显了出来：将美国在“9·11”之后的政策仅仅描述为旨在使美国资本主义独自控制整个世界的单边主义是过于简单的。它还包含某种新霸权计划的性质，这一计划将克林顿关于全球化的看法与对惩诫性行为（包括经济—金融与政治两个方面）的更多重视结合了起来，前者是随着自由市场和西方式民主在全球的传播而形成的，而后者是为了阻止1995年后劳工和社会中的不安定，也是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严重的经济萧条。与作为不同的全球战略表达的同样过分简单化的“欧洲”形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从一开始美国的新战略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谓的“新欧洲”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极低的工资、固定的税率、零忍耐力的警察、反移民的措施、严厉的反恐怖主义法律，比起共享新经济政策和全球化利益的模糊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来，新欧洲在布什的宣言中所看到的是对大众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战斗性（social militancy）采取严厉手段的一种更好的方式，一种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更好方式。
       考虑到上述情况，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能够从两个方面描述为是霸权主义的。首先，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的可能方案，这种方案的基础是使用武力、军事输出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制度，以及打击对全球性的资本国际化与国际警察干涉形成挑战的一切运动。其次，它也提供了一种国内的霸权方案，这一方案把市场与贸易的更大自由化与独裁的国家主义、警察镇压和社会保守主义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侵略性的军事干涉不仅充当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且也是资本力量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大表现——如美国海军暗喻着全球资本的入侵。
       我们所主张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读与另外两种可能的解读不同。首先，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军事征服更广阔的地理区域，美国并不是要回到19世纪的领土帝国主义的逻辑。这一解释既被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主要的不是对土地的争夺——所反驳，又被近来的经验——美国不需要吞并伊拉克和阿富汗——所反驳。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成功的军事行动，来保持其霸权和保护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其次，我们并不认为，今天美国存在一种通过全球化过程产生出来的超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军事武装。这种解释完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再生产仍然需要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受制于各种因素以及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和规律。这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不同。如果不存在跨国资产阶级，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目的仍然是保卫美国资本的统治地位。正是在维持这种统治地位的过程中，美国必须考虑其他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并需要保卫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大再生产。降低劳动成本，增强劳动灵活性，私有化并为资本主义投资创造新出路，减少出口和资本流动的障碍，获得能源的顺畅渠道，对可能对手的侵略，所有这些都是美国资本采取的具体的阶级战略，同时，所有这些为全球范围的资本再生产形成了一个国际框架。
       2 霸权的矛盾
       在美国想要维持其霸权的企图中当然也存在矛盾。
       首先，美国经济中存在各种矛盾的征兆。尽管美国经济避免了严重的衰退，并且维持了比欧洲和日本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然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领导角色存在矛盾。尽管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最近十年却表明，在美国经济中隐藏着过度积累的倾向。中国利用其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中心。最主要的矛盾是，美国一直利用其霸权地位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收益。这必然导致其他国家关注美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既然欧盟没有放弃使欧元成为全球性货币的目标。
       美国经济也面临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关系到它对公共部门的破坏，美国无力成功对付“卡特里娜”飓风就是例证。还有，不仅有迹象表明美国社会存在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而且有迹象表明，美国社会存在越来越大的不安定，近来美国发生的移民工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就是其表现。
       
       第二，就像伊拉克战争那样，美国通过侵略手段使危机逐步恶化并发展到军事干涉的程度，其目的是维持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而这要求美国从其盟国那里获得更多支持，特别是当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形式日益不受欢迎时。事实上，伊拉克战争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组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授权，这暴露了在至今为止未受阻止的美国霸权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裂痕。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反对爆发新的军事行动。这些国家认识到，美国正在企图通过对破坏稳定的事件的控制来稳固自己的霸权，而这些事件是美国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尽管美国已经作出了消除裂痕的努力，但我们应该能预料得到这样的裂痕将一再出现。
       第三，如果实现了最初设想的结果，那么，对伊拉克的占领就不会持续下去。与此相反，美国不是领导伊拉克转型为一个和平、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而是在伊拉克面临着日益高涨的抵抗运动，而这些运动极大地破坏了迅速结束美国及其盟国占领的可能性。美国在伊拉克采取了旧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使伊拉克陷入血腥的教派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国战略失误的结果，因为美国的策略是基于如下假定：军事行为和军事占领对于形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的内生过程而言只是一个临时办法，这种内生过程应当可以使美国从占领的整个负担中解脱出来，从而使得美国能够去打击其他所谓“无赖国家”。对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普遍吸引力的信任，是主宰美国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发生迅速的“政权更替”的内生过程的可能性，对于反对潜在威胁的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计划的成功也是必需的。事实证明伊拉克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极为不同，并且伊拉克社会存在非常强烈的反对美国占领的怨恨情绪，这导致美国被迫卷入去管理和统治一个起义不断的伊拉克。
       第四，其他国家中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挑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已经赢得了选举和国家政权，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所发动的重要运动及随之兴起的所谓“玻利瓦尔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还有玻利维亚领导人莫拉莱斯作出的一些决定，特别是将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国有化的决定。委内瑞拉政府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替代了美国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一体化的计划，这也是意义重大的。
       第五，美国采用了所谓“受控制的去稳定化”（managed destabilization）策略，不管这一策略对强调美国武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是多么必要，然而，至少有时，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在美国支持以色列这一事情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了，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是中东地区可行的和平进程的障碍，更一般地说，也是任何想改善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进程的障碍。
       第六，军事入侵伊朗的计划存在问题。一方面，美国的战略考虑是十分明显的：伊朗——作为公然反抗美国外交政策的地区性势力——是目前美国“大战略”的障碍。另一方面，任何军事入侵伊朗的行为都将使美国军事势力战线过长的局面更加恶化，并且不一定能够破坏伊朗的现有政权，从而实现伊朗的政权更替，军事入侵伊朗也会激发全球的反战和反帝情绪，并改变公众意见，特别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公众的意见，还会同时引发中东地区不稳定以及石油价格不受控制地上涨的危机。
       3 霸权及其挑战者
       美国所有这些侵略性姿态的连续表现使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傲慢与无礼，然而，确实没有其他竞争者有资格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也没有可预见到的方式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会实现某种集体领导。
       我们的观点是，美国仍将维持某种霸权，即使这意味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矛盾不断积累，即使美国要对其盟国作出更多让步。美国仍然不仅拥有维持其军事超级大国的能力，而且拥有给其盟国（和帝国主义链条上的竞争者）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们跟随美国的主要战略决策的能力（这从大多数欧洲政府接受美国侵略伊朗的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一事实反映出来）。尽管我们总是把中国（可能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合作）视为美国未来的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直接威胁。
       目前，对美国霸权的真正挑战来自社会方面，而不是所谓“地缘政治”方面，这种挑战与美国的对手的政策关系较少，而更多与公然挑战美国的侵略性的经济和政治方针的社会运动有关。确实，这些运动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们与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以不同的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大众运动、各种形式的社会动荡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军事主义和激进主义交织在一起。如果伊拉克的抵抗标志着美国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计划中活生生的矛盾，如果拉丁美洲的社会结构是对美国霸权的公然反抗，那么，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规模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就提供了美国霸权结构内部出现决裂的可能性，因为它们能够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远离美国的政策，并使反抗美国的力量更强大，从而迫使美国统治集团改变其策略。■
       [袁建新、曾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