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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凭借其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早期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人道关注，到中晚期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学考察和哲学反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了其深层原因，探索了其解决途径，并展望了人与自然真正统一的未来美好社会，形成了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建构为核心内容的生态理论。深入挖掘和系统阐述这一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反思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
       “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
       “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恩格斯也强调“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③人的一切，包括形体、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人不在自然界之外，而在自然界之中。
       人不仅来源于自然界，而且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这就是说，人的整个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依靠着自然界的“恩赐”，离开了自然界，人一刻也生存不下去。首先人的肉体生活离不开自然界，它需要自然界提供的阳光、空气、水等“直接的生活资料”，还需要人的生产资料，即“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如土地、森林、矿藏等，而且人对这些资料的需要程度远甚于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⑤其次人的精神生活也依赖于自然界，人的生活和动物不同，不仅有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因为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物，人的精神生活主要指人的智慧活动、情感意志活动和审美活动，而这些都依赖于大自然的赋予，马克思指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⑥
       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同自然界的联系等同于动物同自然界的联系的错误，强调了人和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区别。他们指出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⑦这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自然界是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历史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⑧那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像动物那样是完全被动的，而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虽然是自然大家族中的一员，但他不是为了其他存在物的存在而存在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的，所以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⑨
       二、人虽“占有”、“支配”和“再生产”自然界，但人不是自然的“所有者”
       受近代以来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话语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道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阐述了人借助劳动和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占有”、“统治”、“支配”和“控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意义。马克思指出，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⑩，并认为“支配自然”对人来说意义重大，是人的本质得以确证的根据。恩格斯也和马克思一样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肯定了人对自然的支配，他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据此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为了社会的进步不惜“干涉”、“剥削”甚至“牺牲”自然。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是在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使用“支配”、“统治”概念的，如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就是说，“统治自然”意义上的“统治”实际上指的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正确运用”，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一致”基础上的“支配”，它更多的是强调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马克思始终反对以野蛮的方式对待自然，特别是反对资本（包括资本化的生产力和资本化的社会关系）对自然的剥削和压榨，他反复强调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要“经济地利用”，以符合自然本性和人类本性的方式“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自然，“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为了从根本上阐明人对自然剥削和压榨的非法性、不合理性，马克思还从法权意义上提出了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的命题。我们知道近代社会以前，法律肯定了一部分人（统治者）对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的所有权，所以统治者可以对被统治者任意处置。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就不合法了，因为资本主义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人对人没有了所有权，却获得了对自然界的所有权，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法权观念，正是凭借此，人才获得了任意宰制自然的特权，但马克思认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社会是一个人和自然界（土地）在法权地位上平等的社会，在那里人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也不是人的奴仆，因此人应该尊重、爱护自然，与自然为友。著名生态哲学家萨科塞曾把未来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形象地描述为“从对象到伙伴”的关系。
       三、自然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或劳动主体、劳动手段和劳动客体，也可以归结为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人与自然界。“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把劳动看成是财富的“惟一源泉”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恩格斯也多次强调“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自然是“财富之母”，因此人们应该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自然：尊重、珍惜、爱护、回报。
       
       马克思多次强调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其独特的发挥作用的方式，自然界有它自身的“美”等。可见那种把马克思解释成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四、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一个单向的“支配”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物质变换过程”
       “物质变换”是马克思晚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化学家希格瓦特提出，主要是指动植物为维持生命所进行的物质代谢和生命循环。此后这一概念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马克思则明显从社会批判的视角使用这一概念。“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代谢）”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对自然剥削现象进行批判的理论，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是劳动者以自身的自然作用于身外的自然，使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变成适合于人类需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正如他指出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使用价值（即转化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又把废弃物、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返回给自然的过程，这是“人类生存条件”，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一个单向的人支配自然的过程，还包括自然制约人、人最终回归自然的过程，因此是一个双向交流、双向中介的过程。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惟利是图和无计划性，资本对人和自然进行了双重剥夺，从而使这种变换往往不能顺利进行，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缝”，造成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浪费。如生产的扩大会导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造成土地的破坏和浪费，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对于这种“自然力”的破坏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要“社会的”控制、“经济的”利用的主张，这里“社会的”是指社会整体而非某一阶级，是指人与自然真正统一的社会形态，“经济的”是指对自然力的节约。早期的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阐发。他在寻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破坏的解决途径时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三点：第一是“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这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途径。第二是“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这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前提条件，我们不能忘了人不仅是社会的存在物，也是自然的存在物，因此人应该尊重自然、爱护和馈赠自然，因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第三是“消耗最小的力量”，这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具体要求，在这里已经包含了节能减排、构建节约型社会思想的萌芽。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讨论了“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依靠科学进步和工艺改进对废物进行再利用的主张和具体措施。
       五、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价值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内的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决策和奋斗目标，并把它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新兴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和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秉承和实践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遗产，并结合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讨对于落实我们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具体指导。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就要“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就要培养人的“一切属性”，使之成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即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同样需要观念的转变，具体来说，当前要在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当中树立起“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共生”、“自然有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是主体不是主宰”、“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绿色GDP”、“人与自然是伙伴不是敌人”、“生活要讲品位和质量”等全新观念。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本原因在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制度，而经济增长方式即生产模式是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纵观生产发展史，人类生产经历了“原料—产品—废弃物”的传统模式和“原料—产品—废弃物—废弃物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对于“传统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深入剖析，揭露了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生态“悖论”和危机，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生态平衡的破环、生产的自然力的下降、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恶化等，提出要进行废弃物、排泄物再利用，使“生产废料再转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使排泄物再回到生产、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这是今天循环经济思想的最早萌芽。再次，转变生活方式，倡导文明消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关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没有作过专门的论述，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关系的阐述，关于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空气和水的污染、恶劣的生活环境给人造成身心损害的揭露，关于排泄物经生产到个人消费进行循环利用的主张，都渗透着正确处理生产、生活（消费）与环境关系的思想。最后，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法律体系、政策机制和社会管理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为我们制定出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甚至也没有对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但他们从早年对资本主义林木盗窃法的批判到《资本论》中对自然力被破坏、环境遭到污染而无人负责现象的谴责，从早年对社会地控制自然力的强调到《反杜林论》和《资本论》中提出“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通过“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排除“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等主张，无不体现了他们对制度建设的追求，这些论述是我们今天加强生态环境问题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和指导。■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⑦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第169页，第97页。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第383—3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5页。
        萨科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29页，第7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页，第5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57页。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版，第10页，第10页，第9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参阅材料》，第131—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4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第24页。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版，第176—177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苏平富：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苏晓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