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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生态危机、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并用生态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重建、超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一）思想背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导向观的产生有两个直接的思想背景。
       首先，它与西方的“绿色运动”息息相关。“二战”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或生态危机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在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以市民为主体，以保护生态平衡，反对战争和核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运动，即西方的生态运动或绿色和平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于这场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中。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绿色运动”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一方面反对“绿色运动”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主张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
       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导向观也是对西方的技术中心论批判的结果。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不依赖于社会因素制约的，并且技术发展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变迁和发展方向，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其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倾向充分肯定了现代技术的社会功能和巨大潜力，认为它能给人们提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物质手段。与之相反的技术悲观主义倾向则把当代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滥用是人类有计划的自杀行为，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有害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都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技术乐观主义否认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弊端，同时也认为技术不是产生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他们看来，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技术本身。
       （二）理论基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不同代表人物具体的科学技术观都存在差异。但作为一个理论流派，他们在理论基点上又有一些共同之处。
       1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了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据此，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要求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生态失衡或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要求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承认自然有其界限，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实行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或交换；强调让自然得到解放，让它自由发展，反对无限制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指出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发展，才有可能有人类的文化和历史。
       2技术中性论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早期“绿色运动”对科学技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在批判科学技术的各种负面效应，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同时，把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与其本身区别开来，强调用科学技术的手段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新的模式。
       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又竭力说明理性本身不存在过失，要求人们拯救理性，运用理性潜能去揭示现代社会实现人类自由的条件。他们不主张拒绝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反对精英人物对技术的占有和控制。他们认为，虽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但社会从根本上说可以自由地选择它所需要的技术。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式和手段并不阻碍生态问题的解决，相反，它是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3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一般都采取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9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人类在检查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提出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先于非人类的需要”。他认为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也是一种人类行为，“……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但从根本上说，后者是为了人类的精神福利”。①他反对把人与自然分离、把人看作非自然的做法，认为人类的活动和动物的活动一样是自然的，通过工业改变自然、改变环境是人类游戏的一部分，是人类固有的、自然的方式。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科学技术并不天然具有负面效应，它能否造福人类要看人类自己如何选择。他们提出人类科学技术未来应朝着“清洁的”、“人性化的”、“软的”、“民主的”（高兹语）技术方向发展，同时指出“选择性技术”方案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变革，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实现可持续的、生态健康的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他们主张对以往的控制自然观念进行重新解释，发展“清洁化”的技术
       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中认为，人对自然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莱易斯指出，科学技术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谋划的有力的工具，而真正导致人们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地盘剥，并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与日俱增的环境问题。“科学和技术在螺旋式上升的对内部和外部自然的控制中作为主要的因素是受非理性动力支配的，这种非理性动力会毁掉它们本身文明合理性的成果。”②因此，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莱易斯把控制自然重新解释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即限制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人要控制其科学技术的创造力，就必须首先不对它感到惊奇和企求它所不能赐予他们的福祉”。③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建立起能够保护人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力量的能力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处理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微妙的相互作用，并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带来希望。
       高兹提出“清洁技术”观，即主张我们在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时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应该尽可能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是理性的，要承认并遵从外部自然的限制，要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容。他们认为未来经济应该是基于生态法则的对所有人都有一定限制的发展，因此主张基于这些要求“有选择性”地使用科学技术。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社会责任感问题。他们将所谓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其要义之一就是要求改变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维护两者之间的平衡和谐关系。
       （二）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与人的需要相一致，主张发展“人性化”的技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强调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并不支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而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点。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把人类而是把自然置于中心地位，认为真正的主人是自然，而人仅仅是自然的奴仆的话，就会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神秘化，其结果将是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的出现，即人对人的统治的加深。他们指出，人按其本性与自然并不冲突，人在面对自然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贪婪性、疯狂性是由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他们要求发展“人性化”的技术，使科学技术做到关心人本身，与人的需要相一致，保证科技成果造福人类。
       
       格仑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中，针对一些“绿色运动”分子对马克思关于支配自然以实现生产力增长观点的指责，指出马克思的基于保障人类需要的“支配”观念不会引起生态难题，而是解决它们的起点。他认为生态难题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种支配的缺乏，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支配”意味着人类对它们与自然的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其中隐含的是管理而不是破坏。
       莱易斯在分析人类以往的控制自然观念时指出，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主要功用之一，就是阻碍对人际关系中的控制形式的觉悟。因而，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④人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制造工具的奴仆。由于技术的发明速度是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其结果将是全体人民都卷入世界性的冲突之中，从而加剧人对人的政治控制。莱易斯并没有因此全盘否定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他认为“当科学和技术不再具有控制自然的主要力量地位的时候，它们对我们仍然是重要”。⑤他要求人们改变观念，不要把科学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主导力量，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现成的科学技术的手段，以提高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
       此外，虽然70、8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本·阿格尔等还大多接受舒马赫主义，主张用小规模技术来组织和调节生产过程，以减缓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但到了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大都放弃了舒马赫主义，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应保持适度的增长。这不仅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下，庞大的失业大军、严重的资源短缺及人口爆炸等问题早已超出一国范围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本无法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部分；更是因为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对于广大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他们摆脱贫困和饥饿状态的重要手段，要求他们搞稳态经济或无增长经济，无异于让他们自杀，这是有悖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原则的。因此，他们一般都主张经济应保持适度的、以满足人们的有限制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的增长，要求这种增长必须是理性的，是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容的。
       （三）他们主张摆脱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发展“软”技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人们无限制地追求高生产和高消费、反对把消费同满足或幸福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主张发展一种“软的”技术进行生产，要求人们在劳动中寻求欢乐和满足。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产生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问题。“过度生产”就是以追逐利润为动机的生产，它在本质上是暴力的、破坏生态的、而且会剥夺人的创造性劳动，它是“硬技术”应用的结果。而诱使人们以消费为荣的“过度消费”则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得起的限度。他们提出，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是资本家操纵了人们的消费，从而使其产生一种被强加的需要。它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刺激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从而无限扩张下去；二是让人们在消费中把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除掉，麻痹人们的斗志，从而得以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这样一来，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造成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因此生态危机也就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他们提出的“软技术”，是相对于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硬技术”而言的，他们希望以此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综合指标的均衡发展。70、8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稳态经济”观点，其要义之一即要求发展小规模的技术，以及充分开发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这些“软技术”介于先进与传统之间，它的设备和规模较小，不仅易于分散、消耗资源较少、不破坏生态平衡，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也不会因技术发展而造成异化和大规模失业。
       高兹通过分析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提出了“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设想，并以此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他认为，“更少地生产”是指人们根据他们的愿望而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生产；而“更好地生活”则是指人们摆脱现代工业因其产品而创造的“错误的”需求。他认为“自由和幸福之路并不来自生产的增长，也不是来自诸种需求的扩张”，我们不仅应该“工作更短的时间”，而且应该“有更少的需求并消费得更少”。⑥
       9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稳态经济”，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应保持适度的增长，但他们认为这种增长是以满足人们的有限制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的。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容的，他们要求运用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加以生态重建。
       （四）他们主张改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发展“民主的”技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用技术手段全面控制自然不可避免导致对人的控制。要克服异化和危机，就要改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使工人能够参与生产管理。在他们的政治经济纲领中，分散化、民主化和工人自治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提出发展“民主的”技术的主张。
       本·阿格尔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就是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他说：“我们所设想的是一种能把某些生产部门的自动化与其他部门的小规模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技术方案。……其办法是使生产过程非官僚化和民主化（通过小规模技术和工人管理），或使那些阻碍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生产部门自动化。”⑦高兹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提出现代技术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度集中的技术，它建立在对人和自然进行合理统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有利于对人民的控制。另一种为分散的、民主化的技术，这是高兹主张的技术。它抛弃了统治，趋向于促使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是潜在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民主的，其存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前提。
       在《满足的极限》中，莱易斯指出，要享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必须改变目前那种对科学技术的集中化、垄断化的使用方式，使技术的使用分散化。戴维·佩珀也提出：“在社会中，我们集体地使用不同技术来改造自然并造成明确的政治后果。现实中存在着内在的权威主义的和压制性的技术，比如核能，它们要求一个非民主的集权化的政治体系……相反的，太阳能是最容易与民主的分散化相容的。坚持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是技术决定论，因为社会从根本上说可以自由地选择它所需要的技术。”⑧
       （五）他们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科技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更新不可能根本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科学技术发挥其正面效应，消除其负面影响。
       高兹认为，科学技术是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选择上是有政治倾向性的，“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与其逻辑相一致的科学技术，这样，这些技术就与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相一致了”⑨。本·阿格尔批判舒马赫未能理解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连锁性，因而未能将他的小规模技术概念与在本质上对主要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⑩奥康纳在阐述科学技术对资本积累的过程的推进作用时也强调，任何改善科学技术的使用以限制对自然的损害的行动都必须以变革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前提。
       
       戴维·佩珀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选择性技术运动仅仅是‘在社会学上的修补’而不是对抗资本主义”，如果避开根本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集中于这种结构的表面现象，就无法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法。他认为，70、80年代的一些环境主义者关于技术的观点的一大失误是没有把技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关系或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他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态改善必须很明确地与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相关。
       三
       由于生态运动的消极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科技导向观有其理论局限。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停留于伦理批判，虽然他们也常提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但在实际论述中却把科学技术当作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是科技进步导致了生态灾难。9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将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但对于如何解决所有制问题，他们目前尚不能提出最终的答案。从他们提出的各种非暴力手段如依靠工会、劳工组织和协会，以及通过教育和示范等方式来看，在未来社会变革的途径问题上，他们始终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立场。
       其次，他们中一些人主张通过一种小规模的、分散的技术，实行“无增长”的经济和遏制消费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一见解带有浓厚的技术乌托邦色彩。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若是实行“无增长”的经济，或许发达国家还可以维持，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乃至贫穷落后的国家恐怕就难以生存下去了，而这是与他们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基点相悖的。不仅如此，技术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在整个世界经济已形成一个密切关联的体系的背景下，不顾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主张小规模、分散化的技术是不现实的。因此，以牺牲经济发展来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防止生态危机的思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科技导向观。■
       注释
       ①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② 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③ 同上，第172页。
       ④ 同上，第130页。
       ⑤ 同上，第169页。
       ⑥ 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London：Pluto Press，1982，p122-124
       ⑦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⑧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⑨ Andre Gorze，Ecology as Politics，London：Pluto，1980，p19
       ⑩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页。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何林：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