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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女性主义的不断演进，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近十多年里，“后女性主义”成为流行用语。作为又一个被冠以“后”的术语，“后女性主义”概念一方面似乎宣示了女性主义的终结，另一方面，围绕它的界定、挪用或拒斥而生的论争又使这个概念本身成为女性主义政治演绎的场所。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我们有必要厘清“后女性主义”的几种用法和含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的时间性，或者说女性主义与历史的关系，为我们探讨其走势提供依据。
       一、何谓“后女性主义”？
       “后”女性主义，如同“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常常被人们用来指与从前往往是压抑性的种种关系的彻底决裂。所谓“后”，就意味着这些关系已经被克服和取代，所以用“后”字强调一组在时间、政治和文化上新生的关系。然而如此简单地解释“后”的用法很成问题。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后”的概念所包含的时间意义预设了女性主义的终结，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被冠以“女性主义”的一些具体项目和辞令曾各领风骚，逞一时之兴，但是女性主义没有完结，方兴未艾的关于“后女性主义”的争论就是明证。原因之二在于，“后”作为一个标记历史的符号——尽管这还是一段正在延续的历史——不能揭示任何关于后女性主义争论的信息。不论是作为自我识别还是用来责备别人，不论是由被标榜为“女性主义者”的人所发明还是针对她们而发明，这个术语的含义和用法一直颇具争议。
       根据L 艾丽斯《何谓后女性主义？或兼而有之》一文，“后女性主义”一词在美国创自妇女赢得选举权至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兴起之间，最早代表了妇女为赢得选举权、担任公职和获得更多个人空间而斗争的胜利成果。①这个解释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大众意识中流行的“后女性主义”概念相去甚远。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认为，后女性主义是对现代女性主义的反挫。在以《反挫》为标题的著作中，她指出：“后女性主义情绪的最早出现，不是80年代的传媒，而是20年代的报刊。”②当时报刊表露的反女性主义看法曾经使女性主义组织的成员数目锐减，而80年代的传媒更使得对“后女性主义”的负面理解大众化，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平等”问题，遭到攻击，似乎追求男女平等的运动本身导致了妇女的诸多不幸（如经济拮据、精神抑郁、饮食紊乱、青少年自杀等等），一时间“女性主义失败”的叫声甚嚣尘上。这一流行的后女性主义概念针对的，显然是以北半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看清这个事实，有助于了解女性主义在向后女性主义演进的过程中，如何被改写、去政治化、进而被纳入传媒界定的当代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流行后女性主义未必就是反女性主义。
       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术界对后女性主义的持续关注，以及对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后女性主义作为90年代女性主义的代名词，在概念上形成了转折。它的焦点不在平等问题上，而落在关于差异的论争上。从本质上讲，它不是女性主义的去政治化，而是女性主义在概念和理论议程上的一个政治转折。后女性主义是与其他促成变化的社会、理论思潮交叉之后，又与先前的女性主义政治和理论中一些概念和策略相遇的结果，它表现的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交融的界面，因而是能够对现代主义、父权制度和帝国主义架构提出质疑的变化的场所。其发展与变化促成了更广泛、多元的女性主义应用概念，而且能够应对边缘化的、离散的、被殖民的文化对非霸权女性主义的要求，让局部的、本土的、后殖民的女性主义都有发言权。
       美国学术界最早使用“后女性主义”一词的应该是托里尔•穆瓦（Toril Moi），1985年，在《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一书中，她启用这个术语来倡导一种女性主义，以解构基于平等诉求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基于差异认知的“激进”女性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后”对穆瓦而言，意味着方法论上的转折，是辩证综合的代名词。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多在这个认识框架内探讨后女性主义的作家、文论家和实践者，她们当中有的在与多种理论和学科影响的交叉点上写作，如斯皮瓦克（G Spivak）、郑明和（Trinh T Minhha）、莫美姬（Meaghan Morris）等；有的出于自身在不同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遭遇“霸权”女性主义的实际经历而写作，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罗伯塔•赛克斯（Roberta Sykes）、卡罗琳•拉马赞努格鲁（Caroline Ramazanoglu）、切拉•桑多沃尔（Chela Sandoval）等；还有的借鉴文化研究领域的诸多论争来建构各自更具批判性的女性主义，如特里萨•德•劳拉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斯•布莱多蒂（Rosi Braidotti）、林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索菲•沃森（Sophie Watson）、安娜•叶特曼（Anna Yeatman）等。③她们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反思，以及从不同角度发出的声音，使后女性主义的轮廓逐渐清晰。可以说，后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运动不断演进发展的又一个阶段，它标志着女性主义进一步成熟，进入了更有信心的理论和政治体系，能够反映多元化和差异，并且能够借鉴其他寻求变革的哲学思潮和政治运动反思自己的立场。
       二、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20世纪80、90年代围绕女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展开的论争背后，贯穿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深刻影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架构，比如“话语”、“解构”和“差异”等，以便质疑和重新界定关于主体性和父权制的传统论断。
       女性主义发端于启蒙运动催生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关于解放的政治话语，女性主义与标志现代性重要特征的“元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妇女解放叙事中，叙事主体是受性别压迫的“女人”，这个主体具有抽象的普遍性，被置于普天下妇女“代言人”这一宏大立场，坚信通过理性可以求得真理、正义、进步和解放。然而，妇女所受的压迫以及女性主义运动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其复杂的多样性，使建筑在权利话语上的解放叙事为寻求“共识”而企图把原本异质性的世界整合成井然有序的叙事王国的努力成为“幻象”。现代性理论失之于女性主义的地方，正是它们无法充分地应对“差异”问题。因而女性主义对“差异”和多样性的执着以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使它又与后现代性气息相通。
       与后现代主义的交融凸显了女性主义对现代主义叙事的批判。90年代初，弗雷泽与尼科尔森，还有叶特曼都强调女性主义理论家必须摒弃支撑单一声调、单一逻辑建构权威的现代主义视角。④她们批评一些第二次浪潮的理论家，如南希•乔多萝（Nancy Chodorow）、安•弗格森（Ann Ferguson）、南希•佛伯尔（Nancy Folbre）、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等围绕假定的与女性相关的跨文化活动建构准元叙事。叶特曼认为，对于诸如性、生殖、育婴等范畴的“系谱学”梳理将有助于避免现代主义理论模型中内在的那些普遍性论断。西尔维亚•沃尔比（Sylvia Walby）也是涉足后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沿批评家之一，她反对回归现代主义元叙事的总体化架构，同时也质疑后现代主义的失败主义态度。她说：“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关于父权制的许多现存的宏大理论不能应对其历史和文化上的变化，此言极是。然而他们以否认因果性本身为解决办法的态度必然是失败主义的……后现代批评家断定探究性别不平等具有不可避免的不可能性和徒然性，在这点上他们走得太远了。”⑤
       
       女性主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含糊定位正体现了主体性问题在其中起的决定性作用。安•布鲁克斯引用马歇尔（B L Marshall）在1994年出版的《孕生的现代性》一书说道：“女性主义分析必须确立一种认识，并在这个认识上构筑自身，即它既不能全盘接受顽固守旧的现代主义主体，也不能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拒斥，因为妇女作为主体从不曾被给予主体的一致性、自主性、理性和能动性，而这样的主体才是老牌现代主义赖以维持的基础，也是早已被后现代主义解构掉的东西。”⑥对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内部“主体”概念的批判态度把女性主义同后结构主义联系到一起，两者都致力于解构人文主义主体，挑战人文主义传统内意义产生的本质。
       囊括在“后结构主义”大伞之下的一系列理论立场当中，福柯的话语概念对女性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至关重要。话语构成了特定人群、文化和历史时期特殊的含义，福柯利用这个概念来强调权力的多面性，女性主义者也意识到了“话语”的重要意义。盖尔•里基（Gail Reekie）在谈论福柯的话语概念对女性主义的史学产生的影响时写道：“米歇尔•福柯为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走出结构主义和现代主义思维的艰险旅程提供了一套明晰的路线图。”她认为，对于许多受过社会史和妇女史学科专门训练的学术界女性而言，从基于经验的历史现实叙述转向话语理论，已经在女性主义史学领域造成了某种类似信仰危机的局面。⑦在福柯式的分析中，话语具有多重性，暗示着赋予世界意义的种种方式之间隐含矛盾、相互竞争。各种话语给个人提供“主体地位”，它们根据提供给个人的权力而变化，在各自的权威性上也不尽相同。克里斯•维登（Chris Weedon）认为，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视角要求女性主义者必须研究男性权力的话语场所，看它们如何在制度化的权力结构和知识形式中被连贯起来并合法化。
       与自由人文主义关于统一、理性的自我论断背道而驰，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主体是四分五裂、自相矛盾的。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者拒斥唯本论的、统一的女性本质概念，而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提供的是经验的语境化，以及对其构成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分析。据维登所述，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意识到主体性的矛盾本质，能彰显在不同处境之中和不同话语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⑧也可以说，与后结构主义的交叉为女性主义提供了确立经验与知识之间关系的一种有用的分析和批评方法，主体性形式被看作是历史造就的，随构成它们的话语场转换而变化。因而对话语的分析开启了在各种话语体系内部对权力的本质和位置的一种理解。
       三、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和差异问题
       女性主义之中的差异问题包括男女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问题以及女性之间的差异和对平等的不同看法。关于前者的论争曾经界定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分歧。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主张通过消除两性差异来实现男女平等，它强调的是男女作为理性的人的相似性；而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消除性别差异是以同化男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为代价追求平等，故而主张弘扬建立在女性本质基础上的女性文化。可是强化差异无异于肯定性别等级的二元对立，这也违背了天赋人权的平等原则。至此，关于差异与平等的论争使现代主义框架下的女性主义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后现代语境之下，意识到知识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使女性主义能够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否认稳定、普遍、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充分肯定事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重要，并且通过重新审视诸如“父权制”、“压迫”、“女人”等核心概念，跳出此前差异与平等论争的理论局限。也强调差异的后女性主义透过性别压迫的相对相似性，更看重性别身份以外，种族、阶级、宗教、国家、婚姻状况、性倾向等因素决定的对父权制的不同体验。因此，“差异”概念在后女性主义时代得到扩展，除了女性在生活各个层面有别于男性的要求、心理和经验之外，它还包括劳动阶级妇女、第三世界妇女、有色人种妇女不同于世界其他妇女的生活经验和问题，以及女性内部的性倾向差异和宰制各类妇女生活的性别歧视的多种形式。
       伴随着差异概念的扩展，以往女性主义理论中存在的以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妇女为言说主体的普遍主义倾向遭到质疑，出现女性主义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多元化的立场批评欧美女性主义者在反抗男权中心论的同时，正逐渐把自己演变成新的中心，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代替所有妇女的经验，对妇女内部存在的差异视而不见；像她们自己所抨击的传统理论排斥女性、将女性边缘化一样，从她们自身经验出发，对其他种类的妇女作出普遍性的推测和概括，忽视了女性之间的巨大差距和不同需求。⑨后女性主义立场对特定环境中不同意识形态造就的关于“女人”的不同话语和主体地位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这使得一种堪称“差异政治”的后现代主义实践成为可能，它能包容多种被边缘化妇女的声音言说各自的经验和所受压迫的特殊性。从此，西方现代女性主义单一声调、单一逻辑建构普适性叙事的局面被黑人女性主义、底层话语、女同性恋研究等多元理论齐头并进的形势彻底打破。
       贝尔•胡克斯是美国当代很活跃的黑人女性主义者，谈到女性经验的差异问题，她说：“种族与阶级身份制造了生活质量、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方面的诸多差异，这些差异的作用大于妇女共同分享的经验——这是很难被超越的差异。”⑩在她说出这番话的著作《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里，为揭示在美国兼有黑人和妇女双重身份的深刻含义，她如此阐述差异的政治：“作为一个人群，黑人妇女在这个社会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因为我们不仅集体位于职业阶梯的底层，而且我们的总体社会地位也低于其他任何人群……我们尚未被社会化来承担剥削者/压迫者的角色，因为我们不被允许有可供剥削或压迫的制度化的‘他者’，而白人妇女和黑人男性堪当双重角色。他们既充当压迫者又被压迫。黑人男性也许受到种族主义的戕害，但是性别歧视让他们成了剥削和压迫妇女的人；白人妇女也许受害于性别歧视，但是种族主义使她们能够剥削和压迫黑人……只要这两种人群或任何一种人群把解放定义为获得与统治阶级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他们就拥有延续剥削和压迫他者的既得利益。”
       从白人社会中有色人种妇女的角度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的思考和批判，只是女性主义向后现代转折的过程中经历的众多批判和反思中的一例。此外，斯皮瓦克考察了夹在本土父权制统治和外国男权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遭受双重压迫的第三世界妇女不能为自己言说的处境。朱迪斯•巴特勒则关注性别身份在非常不同于它们迄今被使用并视为妥当的环境中，如何通过重复被质疑和颠覆。这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树从解构本质主义的普遍主体性出发，强调差异性，包括“男女之间由于知识、权力、霸权话语而造成的差异性”和“不同地域、文化、种族、阶级、性倾向等导致的女性之间的差异性”。⁽¹¹⁾妇女对父权制的体验随决定其身份的不同因素而千差万别，父权制在不同历史、文化条件下也生成不同的压迫场所和抵抗场所，因此，强调差异，将女性经验置于具体时空中和文化背景下，丰富了对妇女所受压迫的讨论。
       在女性主义对待差异的问题上，为追求男女平等，试图在现存社会关系内重新界定关于女性本质的真相，抹消差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或强调以分裂主义形式表达出来的被固化的差异（激进女性主义立场）在政治上都存在局限性。一个对女性主义切实有用的理论视角，应该能够重视女性的主观经验，揭示它的来源、它与物质社会实践的关系、与构筑这些实践的权力关系的瓜葛。在这个过程中建构的主体性才能既为个人提供视角又给他/她提供选择，并开启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后女性主义对待女性经验能考虑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它超越了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理论局限，因而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后女性主义通过质疑把主体性和女性经验单一化的现代主义倾向，确立了经验的矛盾性和身份的多样性，使自身成为关于差异的多元化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相遇使差异性问题凸显。差异给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而后女性主义则是伴随这种挑战应运而生的。差异范畴的出现使女性主义理论能够深入研究由话语建构的女性主体的物质性，从而展现差异性具体体现在差异政治中的意义。■
       注 释
       ① L Alice，“What is Postfeminism?or，Having it Both Ways”，in L Alice（ed ），Feminism，Postmodernism，Postfeminism：Conference Proceedings，Massey University，New Zealand，1995，pp 7-35
       ② Susan Faludi，Backlash，London：Vintage，1992，p 70
       ③ Ann Brooks，Postfeminisms：Feminism，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④ Nancy Fraser and Linda Nicholson，“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Anna Yeatman，“A Feminist Theory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both in L Nicholson（ed ），Feminism/Postmodern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
       ⑤ Sylvia Walby，“PostPostModernism? Theorizing Social Complexity”，in M Barrett and A Phillips（eds），Destabilizing Theory：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 36
       ⑥ B L Marshall，Engendered ModernityFeminism，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P 148
       ⑦ Gail Reekie，“Feminist History After Foucault”，转引自Ann Brooks，Postfeminism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 21
       ⑧ C Weedon，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Oxford：Blackwell，1987
       ⑨(11)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第129页。
       ⑩ bell hooks，Feminist Theory：From Margin to Center，Boston：South End Press，1984，p 4
       ［张玫玫：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生；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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