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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系的哈德逊教授通过对中国、印度、葡萄牙的调查研究，认为性别失调对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她的《光棍》一书因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各种讨论，本文结合各种批评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值得重视，但不应把这一因素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得出性别失调直接导致社会动乱的结论。
       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学系的哈德逊教授研究认为，未婚男性数量增加会导致犯罪率升高。哈德逊教授通过历史事件对光棍与社会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进而探析光棍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她对比分析了中国、印度和葡萄牙的情况。①
       在中国历史上，1851至1863年间的捻军叛乱是探讨性别失调和社会暴力的典型例子。19世纪华北地区性别比例极高，达到129∶100（男性∶女性）。19世纪上半叶，该地区环境恶劣，并且平均每三到四年就遭受一次水灾、旱灾或虫灾，许多人死于饥荒。人们很难把女孩嫁出去，因而很少生养女孩。结果，华北地区大量的男性至死未婚，有25%的男性根本结不了婚。那时，大约每1000名女婴中就有300名被杀害，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人口失衡，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他们被迫变成无家可归的土匪，去绑架、偷窃、仇杀争斗。1855年，在安徽雉河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捻军”，对清朝统治构成巨大威胁。在叛乱鼎盛时期，有10多万的光棍参加了捻军，活动于湖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清朝政府被迫借助外国军事力量，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在1868年击败了捻军。
       光棍也参加了很多秘密组织，少林和尚和武僧即是光棍的代表。他们救过唐太宗的性命，因而得到土地建立了寺院，寺中有2500个武僧。公元9世纪后期，大唐帝国范围内有超过25万的僧侣、4600家寺院、40000座寺塔和不计其数的寺庙。他们占有很多土地，拥有大量财富，且无需纳税。到15世纪后期，全国有150万和尚。武僧在16世纪曾作为雇佣兵与朝廷军队一起镇压叛乱。僧侣与那些非正统的半宗教性质的兄弟会同时存在，而这些兄弟会大多是秘密性质的。生活艰难、缺乏就业机会迫使许多年轻人加入了兄弟会。这些秘密团体的成员包括：无依无靠的农民、被遣散的士兵、走私者和灾民。所有这些人都是因为人口流动和贫困而成为了所谓的“游民”。秘密团体的主要活动则是习武。19世纪后期，穷地方好几百个村庄的人都在学习义和拳。很多流浪汉和无赖都是光棍，他们拔刀舞剑，聚集大批人马。
       这种秘密团体——包括顺道会、虎尾鞭、义和拳和八卦教。明太祖朱元璋原来就是个光棍——流浪汉、乞丐、盛世教派的成员和叛乱分子，李自成也是无业游民中的光棍。哈德逊指出，这些人差点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再来看历史上的印度。哈德逊的研究表明，印度的光棍主要集中于北部和西北部的一些贫困邦——印度的“蛮荒西部”。该地区几乎拥有印度人口的一半，性别比例是全国最高的。这些邦的当权者，尤其是北方邦（Uttar Pradesh，UP）和比哈尔邦（Bihar）的当权者，来自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犯罪帮派。绑架是这些邦的主要产业，每天有两个人被随意抓捕。菲利普•奥尔登伯格（Philip Oldenburg）用1981年的犯罪数据，展示了在包括北方邦地区的印度各邦中，这种高性别比例与谋杀率之间存在的惊人联系。②那些性别比例最高的邦，尤其是印度北部和西北部，被称为“女孩的百慕大金三角”地带。
       葡萄牙的历史更有趣。中世纪的葡萄牙对长子投入很大，以维系家族世代积累的财富。当时成人性别比例大约是112∶100也就不足为怪了。哈德逊指出，除了地位低的光棍，还有地位较高的光棍——出生次序排第二、第三，或者更后的贵族男性后裔（“次子”）。他们没有继承权，因此也不能结婚。“次子”和地位低的光棍们从两方面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1）在政治动乱时期，他们通常会以武力方式支持那些篡位者。因为这些人承诺会照顾他们的利益，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2）在和平时期，政府一般都会以扩张性的战争和殖民运动为借口将他们驱散到国外。例如，若昂一世是私生子，算是葡萄牙国王的半个兄弟。国王死后，他在那些身为“次子”的贵族和光棍团伙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但后来若昂一世发现，这些人的海盗行为和掠夺行为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在征得教皇的同意后，若昂一世发动了光复战役（Reconquista）攻击北非海岸，为此付出了巨额代价。16世纪中期，大约有25%的葡萄牙成年贵族男性死于这种扩张战争或国内战争。高性别比例加上长子继承权导致中世纪葡萄牙政治不稳定且陷入战乱。
       评论
       哈德逊关于性别比例失调与社会安全的分析有以下积极意义。
       第一，她为我们的安全观提供了重要的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思维框架，逐渐帮助人们形成替代以军事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安全观的生态安全观，更多地将“人”与“社会”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③今天的世界安全中，全球变暖、能源匮乏、性别失调、人口迁移、传染病国际化都是研究的重点，只是缺乏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哈得逊无疑开创了新的思维框架，她结合历史过程的追踪和政治学理论，创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如此，她的《光棍》一书获得当年的美国社会人口学的邓肯著作奖和美国2004年出版者协会政治学最佳图书奖。
       第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她认为，造成性别比例失调的根源还是妇女地位的低下。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要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以及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无疑会很小。她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感到纳闷的是，是否可以从民主国家女性的地位来更好地解释民主和平现象，而非从民主制度本身来考虑。我们的分析将更进一步。一个国家所向往的政体也许可以用某种方式同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地位联系起来。如果女性的社会地位低，那么实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以及采取一个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无疑更小。高性别比例的社会，反映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无论是政府体制还是走向和平的趋势，都赶不上性别比例正常的社会。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任何想要超过正常社会的企图，都不长久。并且来自性别比例正常的社会的学者想要把自身的安全逻辑用于高性别比的社会，都会导致判断失误。很简单，因为高性别比的社会有完全不同的安全战略。”④
       第三，她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刻剖析了大量的单身且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性对于和谐社会的潜在威胁。她把历史和当代结合、中国与国外结合来分析性别比例失调会带来何种危害。她研究大多数光棍的学历水平是否为文盲，家庭是否贫困等问题。他们如何谋生，如何聚集在一起。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采取暴力或者犯罪手段获取社会的认可。为什么他们并不畏惧国家的法律，也不屈服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他们最初只是一些自发组成的小团体，但是后来如何变得有组织起来？这些问题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原因，她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当然，她的论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性别比例失调是社会动乱和暴力的催化剂，但不是社会暴力的直接必要条件或者充分条件。光棍因素有扩大或加剧暴力行为的效果，如一堆干枯的光秃秃的树枝，它们本身不能燃烧。但是当火花飞溅时，这些树枝就成了引火物，足以让这些火花变成一场比用其他方法引发更大更危险的火灾。中国历史上的捻军起义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贫困和政治腐败的产物，高性别比例加剧了这种社会危害性。对于男性过剩会使国家走向权威政治，甚至导致国家好战的理论，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哈德逊理论的因果链脆弱。男性过剩不一定就产生权威主义并发动对外战争。时殷弘认为：“从政治学理论说，一个现象最终导致一种社会问题，由原因到结果的运行机制很复杂，通常都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男性过剩问题，也有可能国内的社会问题加剧，使得政府内耗过大，导致民族内向化，往往不会发动战争，所以任何从一个现象做直接推论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⑤
       
       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葛剑雄认为，目前中国性别比数字虽然不理想，但没有她预见的后果那么严重。“如果把性别比悬殊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考虑，似乎很严重——理论上120∶100，应该有20个人找不到老婆；但实际上，存在着不在同一个年龄层里面选择的情况，比如相差七八岁，那就不存在理论上所假设的问题。况且，中国如此之大，人口流动性强，各地风俗又不同，并不会像外国人想像得那么严重。”⑥
       结论
       尽管中国学者对《光棍》一书的观点和论据提出质疑，但他们也主张客观对待中国的社会性别问题，并做到学术宽容。葛剑雄说：“看到这本书，我马上联想到美国学者布朗写的《谁来养活中国人》，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也声讨这本书，其实布朗并没有敌意，我当时就提出，他在书中提出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如粮食安全问题。我们不要轻易把别人看作别有用心。现在这本书提到的男女性别比失调、男性过剩也是一个事实，书中提到可能给国内社会造成的隐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们对中国问题了解不是很深入，对中国历史不是很了解，所以才会得出这种‘很危险的结论’来。”葛剑雄认为，对于这些言论，应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总体上我们对之应有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我们确实存在的问题该反思的还是要反思，不要一概把人家定义为别有用心。⑦
       因此，研究社会性别失调与社会暴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显然，冲突与战争在性别比例正常的国家内部或者国家之间也会发生。但哈德逊认为，这种过度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将促进各种不安全因素融合在一起，最终导致战争冲突。在资源分配不平等以及资源普遍稀缺的情况下，高性别比的社会易滋生慢性的暴力以及持续的社会混乱和腐败。尽管这类现象在一般的社会也存在，但相对于那些性别比例低的社会来说，高性别比社会中的光棍无疑具有加剧和扩大这类现象的效果，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暴力。她的思想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21世纪的学者和决策者很有启发意义。
       注 释
       ① Valerie M Hudson and Andrea M den Boer，Bare Branches：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 MIT Press，2004
       ② Philip Oldenburg，“Sex Ratio，Son Preference，and Violence in India：A Research Note”，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 27，Nos49 and 50（1992），pp 2657-2662
       ③ 余潇枫等著：《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④ Valerie M Hudson et al ，“A Surplus of Men，a Deficit of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6，No 4（spring 2002），p 37
       ⑤⑥⑦ 《国际先驱导报》，2004-08-02摘自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herald/2004-08/02/content_1691918 htm。
       [段 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责任编辑 西 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