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布迪厄的国家理论
作者：宫留记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11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垄断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性质、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国家理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是法国继福柯之后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他认为社会科学是“制造麻烦的科学”，社会科学要不断地“揭示被掩盖的事物”。布迪厄一生致力于揭示当代发达国家维持统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国家自然也就成为他所揭示的被掩盖的事物。布迪厄在《重新思考国家》一文的开头就提醒人们：“尝试着去思考国家，很有可能为一种国家思想所俘获，也就是用国家所产生和保证的思想范畴去思考国家，进而误识了国家的深层真相。因为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就是将思想的范畴强加于我们，并让我们自发地将之运用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①布迪厄尝试着用资本、场域和误识等概念来解读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职能、文化控制、民主制度等方面的新变化，他反传统的独特的国家理论，实质上是对传统的国家理论的拒斥、批判和解构。
一、国家：元资本的持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对国家的实质有所论述。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②不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观点，都认为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政治概念，而不是空间概念；国家的起源是同阶级对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情况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产生的，将来也必然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而失去其历史作用。
由于布迪厄关注的是行动者（agent）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以他对国家的理解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所不同。布迪厄的国家概念与他的资本、场域等概念是一致的，这些都是他的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中，“场域”表示的是行动者的实践空间，是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资本”表示的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既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布迪厄用“行动者”代替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实践主体概念。由此，布迪厄认为：“国家是不同种类的资本的集中过程的结果；这些资本，包括物质力量的资本或所谓强制性的工具（如军队、警察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在更好的情况下是信息资本，象征性资本。由于这样的资本集中化，使国家成为某种‘后设资本’，也使它对其他类型的资本及其持有者握有特殊的权力。不同类型资本的集中（这一过程与其他相应的场域的建构是平行进行的），实际上导致一种特殊资本，即严格意义的国家资本的出现。凭借这种资本，国家有可能对不同的场域及对不同类型的资本，特别是对各类资本间的‘汇率’或‘兑换率’，实施管制和平衡的权力。这样一来，国家也可以同时地对各个场域中的力的对比关系及其持有者实施影响。”③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集中分析了场域中诸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并把决定着斗争走向和力量对比变化的基本因素，归结为各类资本间的“汇率”或“兑换率”。权力斗争的走向同资本之间的汇率密切相关，正如市场中各种经济往来同当时的货币、股票、证券及贵金属间的“汇率”密切相关一样。
布迪厄认为，自从王朝国家建立以来，特别是科层国家建立以来，发生了一个长期的不同种类的权力或者说资本的集中化过程，在国家产生的前期，集中化过程导致了公共权力的私人垄断（国王垄断）。在各种资本集中化的同时，不同的场域随之相应产生并发展起来，这一过程最终产生了一种特定资本——元资本（即中央集权资本），这种资本可以使国家对不同场域和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资本施展权力，特别是对它们之间的兑换率实施支配的权力，正是这种元资本确定了国家的特有权力。国家作为元资本的持有者，在整个社会的资本斗争中，取得了超越各种资本之上的最高地位。国家的构建与权力场域的构建相伴而行，在权力场域中，不同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彼此争斗，争斗的关键就是谁能够拥有对国家的权力，即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力，这种元资本能赋予支配不同种类的资本及其再生产的权力。国家政权在集中各种资本的过程中，首先集中的是具有物质性力量的资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以便发挥国家政权对于各种社会势力的强制性控制能力。布迪厄认为在符号生产场域中，国家的权力体现得最淋漓尽致，他将国家视为各种类型的资本集中过程的成就，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国家机器的集中。正是在这种集中过程中，使国家成为一种元资本的拥有者，取得了凌驾于其他类型的资本及其拥有者的权力。国家政权在整个社会的各种场域的赌注游戏中，总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垄断在场域中起决定性意义的暴力系统，不管是物质性暴力还是象征性暴力。国家政权对于物质的和象征性的暴力系统的垄断的建构过程，是和各种资本集中化、国家政权正当化过程同时进行的。国家政权为了确保其垄断地位的稳固，必须尽可能实现这些垄断的垄断化，即不将其中的任何垄断分给国家权力以外的任何机构。
二、国家：符号权力的垄断者
布迪厄还用场域概念来界定国家。“国家就将被看作是斗争场所的‘场’的集结地，在那些斗争中，成问题的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的系统阐释之上的）对合法化的象征暴力的垄断，即在某个特定的‘国家’的内部，作为普遍的或普遍适用的东西进行建构活动或滥施于人的权力，也就是在特定的领土的界线内的一套共同的强制性准则。”④布迪厄认为，国家是诸场域的聚合体，是各种斗争的场所。各方争斗的关键目标就是——垄断具有合法性的符号暴力，这种符号暴力，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即在一定的领土疆界内确立和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并将其视为合法公正和普遍适用的。在实际生活中，行动者所遇到的是各种行政管理或科层体制场域的聚合体（如：各种委员会、局、署及工会），在这一聚合体中，来自政府方面的和非政府方面的行动者和各类行动者群体，你争我夺，谋求特定的权力，这种特定的权力通过立法、规章、行政管理等措施来体现国家的统治权力。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就是将统治阶级的思想强加于人，并使之自发地运用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也就是说，用国家所产生和保证的思想范畴去思考国家，进而误识国家的深层真相。
“所谓符号权力，即意义和意涵系统（systems of meaning and signification）所具有的通过将压迫和剥削关系掩盖在自然本性、善良仁慈和贤能统治的外衣下并因此强化这些压迫与剥削的能力。”⑤按照布迪厄的观点，符号权力其实更多时候并非指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力，而是指绝大多数形式的权力的一个层面，即谋求转化为一种符号形式，披上正当性的外衣，它是一种“制造世界的权力”，因为它涉及将有关社会世界及其划分的正当性强加于行动者的能力。符号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从属形式，是经过美化（transfigured）的权力，也就是说，是其他种类权力的被误识的、已经变形的和合法化了的形式。符号暴力则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⑥。符号暴力和符号权力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只是符号暴力更加侧重于被支配者如何将自身的被支配状态接受为正当的状态，而符号权力则是诱使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赞同的正当化权力。但无论如何，它们都离不开被支配者的“误识”和“合谋”。
在布迪厄看来，国家首先是“符号信用的中央银行”，它签署所有的委任状，通过这些委任状，各种位置、声望和区分得到分派和发布，在既定地域和社会范围内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得到承认。正是国家作为神圣化仪式的储备银行，颁布并确保了这些神圣化的仪式，将其赋予了仪式所波及的那些人。据此，布迪厄认为，国家就是垄断的所有者，不仅垄断着合法的有形暴力，而且也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比如，学术职衔就是这种国家的魔法的典型体现，它借助这些头衔称号，制造出了各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命运。国家行使暴力的对象不仅仅是罪犯，而是以无尽的纷繁细微且密不可见的方式，通过对国民的教育，灌输给他们各种范畴，从而对他们的行为施加影响，当民众运用这些范畴理解和构建社会时，这些影响便体现了出来。国家不只是通过科层组织、权威机构和各种典礼仪式“外在”体现出来的，它还“内在”于民心，在民众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寄居于人们的生存状态之中。国家通过学校熔铸国民，强迫他们接受“各种阐释框架”和“认可框架”，实质上是使国民身披枷锁而懵然不觉，成为温顺的臣服者。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概念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西欧国家的社会革命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分析失败的原因，葛兰西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已被确立的社会秩序，它们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能力，而且还在于被统治阶级接受了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等。换句话说，统治阶级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不仅仅依靠来自暴力和强制的直接统治，在和平时期更多地是依靠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的精神文化控制。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深刻洞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后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完整国家”阶段，即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国家。“政治社会”的政权形式表现为专政与“直接统治”，依靠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机构来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市民社会”的政权形式表现的领导权，则主要通过家庭、学校、教会、工会、媒体、网络等社会组织来实施。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统治”暂时退居二线，政权形式主要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即在市民社会中进行无孔不入的文化与心理渗透，使被统治者从内心接受、认同、赞同这种统治形式，被统治者不但心甘情愿地接受，而且还喜欢上了这种统治形式。
三、学校：国家的统治和分层工具
布迪厄认为，国家运转最有效的途径以及国家权力最可用的工具，在当代，不是军队、警察和监狱，而是学校。学校采取强制性灌输及反复教育的方式，向学生，并通过学生向全民，灌输一种被称为“真正的公民宗教”的知识系统，以便使学生及全民以这种标准化的公民宗教的基本精神来建构和确认自身及全民的认同形象。学校还成就了许多神圣化仪式，诸如授予学位、身份、证书——所有这些仪式，都被一种权威的授权所有者用来判定一个人的身份就是仪式上所颁发的证书上所写的身份，这样就公开地确定他是什么，他必须做什么，“成为你所是的人”。神圣化的授权仪式通过家喻户晓得到认可，从而使先已存在或将来存在的差别受到承认和尊崇，它在改变被神圣化者方面，发挥了真实的象征性效力：首先，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被授予者被赋予了尊贵的头衔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改变了别人对被授权者的印象，尤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被授权者所采取的态度；其次，改变了被授权者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为了与这一看法相一致，感觉自己有义务采取与从前不一样的行为举止。
教育体制中符号权力的成功运用，取决于它的承受者也为了促成符号权力的效能而付出的努力，只有在魔法的承受者通过事先学习具有了认同这项活动的预先倾向的前提下，魔法活动才能够对学生产生制约。无论是教师给某一份作业的评语，还是学生对某一所学校或者某一学科的偏爱，只有当承受魔法活动的行动者在个人行为中所采取的感知和行动模式与学校的客观结构达到一致时，魔法才能够起作用，因为学校的意志和权力正是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的。象征性暴力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制约，制约的实施取决于受制约人的主动同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相比，在统治策略上采取的更多的是象征性统治，肉体上的强制与压迫渐渐让位于象征性暴力的更温和、更隐蔽的制约，早期的宣判动辄与警察和监狱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代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警察与监狱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学校，学校在现代社会权力的再生产和权力的合法化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里，教会这种制度就是负责将以对武器、土地和财富的控制为基础的地主的权势，转换成神授的权力。教会的权威被用来为新兴尚武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证明，并进一步巩固这一统治。布迪厄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为社会分工提供正当性说明的这项工作已由学校接管，在当今发达社会中，为各种权力位置打开通道、界定社会空间的结构、支配各个群体和行动者的生活机会和人生轨迹的，不是一种资本，而是多种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学校颁发的各种文凭有助于界定当代的社会秩序，就像中世纪的教会历书一样，设定一套融现世与超灵、凡俗与天国于一体的等级秩序，不仅通过将众生分门别类，安插到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序列的位置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将他们之间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体现为个人不同的天赋、努力和欲求的不可逃避的必然结果，从而在众生男女之间设立了一套不可通约的价值尺度。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在于，文化资本尽管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积累并传承的，但表面上看起来却是资本持有者本人的本质属性。多种多样的权力都日益依赖于将自身转换成文凭，作为自我维持的手段。文化资本的体现——文凭，“成功地将先天特性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绩结合在一起”。⑦文凭（Credentials）一词源自“Credentialis”，即赋予权威、给予验证之意，文凭一词还可以进一步溯源自“Credere”，即相信某人某事。从文凭一词的含义，我们不难理解在浸淫着民主理念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社会特权得以沿袭相承的合法化任务方面，学校具有独特的适应性。
四、误识：国家权力运作的最好途径
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它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托的力量，一种失去了任何存在理由的力量，它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存在形式寻找理由，至少也应该使人们看不出作为其统治基础的专制，进而使自己作为合法的存在得到认同。权力不是空洞和抽象的，有了权力而不去运作，就无异于失去权力。具体来说，一切权力，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使自身正当化，设法使他人、特别是被统治者相信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正如韦伯所言，“社会霸权群体通过社会公正论来制造他们自己特权的神正论”。⑧按照韦伯的观点，社会公正论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社会公正策略使霸权及其基础得以合法化。为此，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拥有者通过一系列的隐蔽策略，依据“正当化”、“合法化”的途径，使处在被支配地位的资本所有者产生“误识”，从而达到社会结构按照支配阶级的意志稳定地进行再生产的目的。“以至于人们最终忘了某件明眼人都十分清楚的事情：被统治阶级是在他们的头脑里被人统治的。这就是当我运用诸如承认及误认这样的概念时所要揭示的东西。”⑨现代社会的权力斗争不同于传统社会，并不使用过分露骨的暴力形式，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暴力形式，施暴者也要尽力论证其暴力形式的正当性，或者，采取一种以“否认”为基础的象征性统治策略，即永远都对所实行的统治原则进行否认，只有这样，才能对被统治阶级施行最有效的象征性暴力。正如布迪厄所说：“象征性暴力的一个效果，就是将统治和顺从的关系改换成情感关系，将权力改换成神秘的‘克里斯玛’（charisme），或者改换成能够在情感上引起神秘魅力的关系。”⑩
布迪厄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斗争是由两个主要的且相互竞争的社会等级原则决定的，一种以经济资本（财富、收入和资产）为基础，是支配的主导形式，即占支配地位的支配方式，布迪厄称之为“主导等级原则”；另一种以文化资本（知识、文化和教育文凭）为基础，是支配的从属方式，即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方式，布迪厄称之为“第二等级原则”。对这两种资本的实际拥有使支配阶级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知识分子是处在支配地位的被支配者，知识分子或者说符号生产者，包括艺术家、作家、科学家、教授、新闻记者等构成了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集团，他们占据了权力场域里被支配的一极，他们拥有文化资本，甚至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文化资本的数量足以使他们能够对文化资本行使权力，他们成为权力和某些特权的占有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是支配者。但是，在他们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占有者的关系中，他们又成为被支配者。知识分子作为支配者中间的被支配者，或者，通过与政治场域的结构对应关系，作为右翼中的左翼，由于他们的位置是矛盾的，因此他们的立场也总是模棱两可的。知识分子一向自诩为社会真理的发现者，但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经常处于最不利于发现或认识到符号暴力的位置，特别是那些由社会系统施加的符号暴力，因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更广泛深入地受制于符号暴力，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总是为符号暴力的实施添砖加瓦。
布迪厄说，“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误识”。(11)他还说：“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misrecognized）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性，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12)事实上，当公开而直接的暴力可能遭遇集体抵抗，施暴者有可能成为暴力反抗的牺牲品时，如果施暴者放弃赤裸裸的掠夺和剥削，而改用符号的（柔和的、软性的、无形的）易被误识的暴力，利用诸如义务、信任、忠诚、友情、道义、恩惠、尊敬之类与荣誉伦理有关的手段，对施暴者来说反而是最省力，也是最经济的。这样一来，社会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的真相被符号遮蔽了。“国家掌握着向其被统治者强制性地灌输和反复灌输持续的合法观点及合法区分标准的手段；而这些观点和区分标准是同国家的结构相适应的。国家就是集中和施行象征性权力的最好场所。”(13)在布迪厄看来，国家要存续下去，仅仅掌握强制性物质力量是不够的；国家政权为了使它的政权被认可为是正当的和合法的，必须集中象征性资本，并制定各个场域象征性资本的转化程序及标准，为此，国家必须同时实施信息资本和法律资本的集中化、语言和文化市场的统一化以及国家精神建设等活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同。
五、结语
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滞胀到本世纪初的经济不景气，这都能说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激烈，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不景气，并没有造成政治和社会的危机，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来临。布迪厄利用资本、场域、符号权力、误识等独创性概念，揭示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原因，就在于支配阶级利用国家工具使统治策略变得更加高明、狡猾和隐蔽。布迪厄创立国家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洞悉国家统治的无形机制，找到撬动社会不平等现实的支点。布迪厄不愧为当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独特的国家理论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哲学视野，布迪厄的国家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为我们深化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资源。■
注 释
① 布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8页。
③⑩(13)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第539页，第526页。
④⑨ 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第120页。
⑤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 117
⑥(11)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第222页。
⑦ Bourdieu：“Forms of Capital”，John G Richardson，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p 245
⑧ 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9页。
(12) 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对布迪厄〈国家精英〉的讨论》，载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8页。
[宫留记：河南大学马列部]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