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基本原理
20世纪80年代国有工业私有化的最初提议通常是一种对“国家财政危机”的实用主义反应——萧条使税收减少，从而给政府带来财政压力，失业迫使救济金和社会保障支出上升。出售盈利企业中的国有股份，然后再出售整个国有企业，可获得大量资金，从而解决政府的燃眉之急。正是这个原因，使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售出了它在缅甸石油公司和BP石油的股份。
与此相结合的是这样一种信仰：规避了竞争压力的国家垄断公司，没有大力压迫它们的工人。这种观点与一种更宽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概念在今天被一再提到，甚至被某些左翼人士一再重复，即国家的经济干预主义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福特式”妥协之上的（这种观点会被福特公司的实际行为所驳倒）。这种观点的逻辑就是：终止国有垄断并将它们推向市场，这种做法将迫使它们的管理者更加严格地要求工人，并且胁迫工人接受更差的工作条件。当然，私有化的方式经常激励管理者通过各种方式来强行提高生产力。一旦私有化后，对公司来说，将一系列行动“契约化”就变得轻而易举，因此可以使工作能力差的工人群体不会再束缚更有工作潜力的人。本·法恩认为：“私有化已成为一种重组劳资关系的重要方式”，并且与所谓“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联系在一起。
不过，私有化的这种动机可能与它的用途——用作国家财政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法——相冲突。国家如果想在私有化中获得大量金钱，私有企业主必须感到有望获得垄断利润。但公司的拆分——意在改组管理层和恐吓工人——将消除垄断。实际上，绝大多数公司是完整地被出售的，并且处于如下状况，即有能力向其他部门的资本要求垄断价格。
与此同时，要创造市场能自动运转这种幻象，私有化也并非是绝对必需的。将国家控制的各种机构改组为各种竞争单元（国民健康保险托拉斯、基金医院、城市学院、“自治”学院、“代理机构”）能够设法达到相同的目标；在特定机构内进行“市场化试点”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缩小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目的在于在不同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经常是国有的）公司内创造竞争——同样可以达到目标。这就是欧盟正试图在它的整个工业领域——如电力和邮政部门——做的事情。在一个国家内，比如英国，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部的“私有化”部门——如电力、自来水和铁路——被外国公司控制。
对于私有化到底有多大成效也存在许多争论。凯恩斯主义的赞成资本主义的分析家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与其他的变化——如在国有化条件下可以同样有效、或者是更加有效地引入新技术——相比，私有化是没有或很少产生收益的。
当资本主义在三十年前陷入长时间的危机时，一种危险出现了：人们会希望国家控制的工业部门能保护他们免受这些危机的影响。这种做法——将工业与国家相分离，并使它服从于市场——可以使随着危机而来的对工人的镇压非政治化，同时嫁祸于似乎自发的、自然的市场力量。
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加甫里·波波夫——他在1989—1992年的动荡岁月中任莫斯科市市长——认为：
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将财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我们会遭到争取自身利益的工人们的攻击。这将瓦解改革的力量，并且使改革的未来成为问题……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更少依赖大众的政治权力机制和制度。
20世纪80年代，英国几乎是“赠送”式的私有化，即将公司和房产股票以低于它们实际价值的价格卖出，收到了额外的意识形态效果，赢得了中产阶级以及一些工人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力量与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谈论“威权民粹主义”的人所声称的相比，还有差距。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发现，购买了公寓的工人不会比没有购买公寓的工人更倾向于投保守党的票。当哈维写到，在撒切尔夫人统治下，“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广泛传播，将很多原来有严格的工人阶级身份的人纳入其中”时，他是在夸大其辞。
还有另两个因素包含于私有化的趋势中。很多评论者认为，它使得通过跨国的企业合并和收购来实现企业重组变得更为容易。如本·法恩所说的，国际化的重组“已经给局限于一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带来了问题”。对于参与重组活动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始终怀疑，国有合作者会从政府那里取得税收和补贴方面的好处，而这将扭曲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另外，他们担心如果被合并的公司面临经济困难，政府将在政治压力下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外国合作人。
对那些最易于在私有化中获益的人而言，私有化逻辑中的这种因素特别具有吸引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第三世界的私有化（作为推迟还债期限的代价），能够为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带来可观的收益。哈维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然而不知何故，他错误地认为“通过强占方式进行积累”这一形式是获得利润的主要方法。
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流向，表明了资本在什么地方能够获得最好收益。这些资金的三分之二流向发达国家，剩余的最大部分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实际情况是，拥有剩余资金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海湾的石油国家等）已在使用这些资金去收购西方公司的“私有产权”，这表明它们知道绝大多数的收益存在于何处。
最后，私有化对某些资本家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它自身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加对工人或农民的剥削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就只是剩余价值从一个资本家转向另一个资本家而已。不过，它确实使特定的资本家获利。他们的物质利益是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他们通过拉拢、贿赂和恐吓政治家等方式来进一步推进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而言有多大效果？
约翰·霍洛韦断言：“资本可以在数秒内从世界的一端转向另一端。”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宣称：“通过将自己的投资场所转移到全球网络的另一点，资本可以从与特定地区的人的谈判中撤走……于是，整个劳动人口会发现他们所处的雇佣地位日益不稳定。”对哈维来说，资本对生产的重新配置是“空间的临时性方略”之一，资本以此方式对过度积累作出反应：“资本的地理流动性允许它支配全球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是受到限制的。”通过技术变革，“海外生产变得可能，对利润的追求使它更加可能。在美国，一波接一波的非工业化浪潮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和一个又一个地区”。他宣称，这种状况使得资本能将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形式强加到工人头上。
提出这幅图画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左派批评者的专利，它也出现在那些抛弃了左派而拥护某种“第三条道路”的作者的著作中。哈维的某些段落几乎是来自安东尼·吉登斯或曼纽尔·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的著作。
我此前已对哈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且无意在这里再次提出证据。但是，某些重要观点需要提及。
（1）金融资本可能是完全流动性的，但工业资本是固定在建筑、机器和维持机器所需的有形的基础设施上。它不是说动就能动的。哈维至少承认这一点，但这并没有让它破坏他关于不稳定性无情扩张的故事。
（2）近期工作机会减少的主要原因不是通过签约把工作机会转向了国外。蒂姆·克什兰已分析了美国的投资情况，并得出结论说，1991—2004年间，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仅占那些公司全部生产性投资的74%，而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仅占25%。另一研究表明，在1993—1998年间，美国制造业雇佣的人数从1680万增加到1760万，几乎恢复到了1989年最高峰时的1800万的水平。随着这一最高峰而来的是“战后历史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最大暴跌”。这一暴跌不是由于大量进口商品或服务导致的，而是由于“在强大的生产力增长面前，国内需求增长不充分”以及“美元坚挺而导致美国出口乏力”的结果。
（3）资本如果缺少了某种有技能的工人就不能维持，并且偏爱有某种工作责任感的工人。雇主花了不少时间训练这些工人，只要可能，雇主是不乐意损失这些人的。无论是在不太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先进的工业国，都是如此。
（4）西欧的经验证据并没有证明，不稳定的工作正在稳步地、冷酷无情地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种工作在数量上有一个“实质性的”增加，但在1995—2000年间，永久工作的相对比例（82%）和非永久工作的比例（18%）几乎没有变化。在不同国家间也有巨大的差别。尽管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但在1992年对不稳定工作的测算表明，它仅占工作总数的16%，而西班牙则占35%。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工作实际有所减少，因此，2000年的一个调查表明，仅有5%的英国雇员订的是临时契约。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工作超过十年的人的比例从29%上升到31%。
（5）很多被混淆为“不稳定”的工作是长期的、永久性的工作。的确，有大量兼职工作绝不是临时的。许多短期契约工作实际上也是永久的。短期契约的工人事实上是在永久工作，他们的工作期满后都会按惯例续约。
（6）经常出现的情况不是工人正丧失向雇主施加影响的能力，而是雇主正想办法削弱工人对能做到这一点的信心。在工会发动运动时，“所有雇主中超过一半的人威胁要关闭部分或全部工厂”。但后来的情况是，“只有不到3%的雇主全部或部分关闭了他们的工厂”。
换句话说，雇主的利益在于竭力强调工作是多么不稳定，以便挫伤工人的士气，并且减弱他们的抵制强度。左派的任务不是夸大这种不安全感，而是指出与此相反的因素，这些因素为工人提供持续不断的力量，当然他们必须有信心展示这种力量。
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工资
绝大多数反新自由主义的著作都作出这种假定，即我们正经历一个“国家从社会福利退却”的时期，就像哈维所指出的那样。但经验证据再次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对先进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就像国家的总支出一样，反而倾向于不断增长。(见表4)
自从1995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基本固定不变，它随着失业率的变动而小幅上升或下降，并且在美国近来的大多数衰退中，支出也没有降到原先的衰退时那么低，尽管克林顿任期内实行了“福利改革”。安瓦尔·谢赫的一个分析计算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净工资”——工人从社会支出中所获得的部分减去他们所付的税，他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的社会净工资总和在整个GNP中所占的比例比60年代或70年代更高；美国的趋势也是如此。（见表5）
谢赫的分析也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社会工资”的支出总是来自于对普通工资的课税。实际上，它相当于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的工资再分配——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当社会净工资是负数时，它等于是工人为国家提供了补助，而不是相反。在提到各国的差异时，他写道：
与美国不一样，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的社会净工资率普遍是正的。德国和英国的比率最高，尽管它们平均只占GDP的5%和工资总额的8%。在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典范中，在繁荣时期平均净工资也为零。
在过去三十年中，各国政府都不断尝试削减社会支出。实际上，在英国，反对削减社会支出的斗争早就开始了。而这种支出仍然在不断上升，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部分原因与反对削减支出的斗争相关联。只要政府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中的选举，它们就不能完全忽略它们的政策对人民大众的生活的影响。所以，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组织在连续几次大选中的突出地位，使得新工党增加了流向它的GNP比例。哈维在确定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时，正确地强调了“阶级力量的平衡”。但那不是整个故事的终结。资本主义的几个特征迫使它支付社会工资，即使它很不愿这样做。
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只有通过剥削人民的劳动能力（他们的“劳动力”）才能发财。这种能力会因为疾病、事故和营养不良而受损。所以资本家必须为保持工人身体健康而操心（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需要为工人提供健康保健，并为工人提供资助，使他们能度过失业时期，使得他们在经济复苏时可供剥削。
现代资本主义也必须关心下一代劳动力的培养，并保证劳动力有合适的教育、训练和工作培训，使之可供有利可图的剥削。这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就要关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学校所提供的教育“附加值”的量。最后，它不只是一个身体健康和才能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士气问题。资本家需要的是心甘情愿接受剥削的工人，就像农民需要心甘情愿的奶牛一样。如果工人认为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可能会饿死的话，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们带着献身精神去工作。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除了生理因素外，还有历史和社会所决定的因素。
英国福利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布尔战争①时期所发生的恐慌。当时人们发现，想参军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十分适合参战。安·罗杰斯已概括出了中上阶级的反应：
有一个重要的信念：如果英国想成功地与德国和美国竞争，那么改变是必要的。无论这种说法是由费边主义者还是自由党帝国主义者所阐述的，关注的焦点都在贫困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失上，而不是它给个别工人所造成的悲惨状况上……想改善工人阶级健康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和军队需要更健康的劳动力。
这就是1906年自由党政府批准养老金和学校餐条款时的背景。
但劳动力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在被买卖时是消极被动的。资本家眼中的“劳动力的复原”对工人来说是获得闲暇、娱乐和创造力的机会。存在着关于社会工资的斗争，就像关于普通工资的斗争一样，即使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两者对资本来说都是必要的。
这使得资本难以根据与它狭隘的经济需要相适合的方式来重新设计福利国家。这种方式包括保持甚至扩大福利国家——它们对于生产性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同时缩减或取消“非生产性”的支出，如对慢性病人、严重残疾的人和退休人员的照顾。对剩余价值的竞争性榨取要求继续维持福利国家的某些部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来维持权力的政治现实，使得取消福利国家剩余部分成为不可能。
这就是市场国际化、市场试点、外包、私有化、鼓励私人退休金和所有其他措施的原因。它们是这样一种机制，即意在让社会福利进程非政治化，从而使它一方面更容易拒绝那些不值得享有它的人，另一方面，向在享有福利的部门工作的工人施加压力。
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含混性
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市场化、私有化和工作的不稳定性是糟糕的，那么为什么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还这么重要呢？原因在于，当我们进行回击时，错误的分析导致严重的错误。如果积累的中心正逐渐从剥削转向“强占”，那么战斗的焦点就从工人阶级转向生产过程的边缘人。如果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被视为是不稳定的，焦点的改变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为雇主能够打发走任何不服从的工人。
这种分析强调的是与阶级运动相对的“社会运动”。在得出这种结论方面走得最远的理论家是拉克劳和墨菲，他们写道，“在第三世界，社会斗争所呈现出的多元决定论”导致“与严格的阶级界限关联甚少的政治身份的建构”。哈维反对这一结论，经常坚持阶级是对立的中心，但他的理论框架赞同的解释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大同小异。这有着重要的实际含义。社会运动斗争很容易迅速高涨，然后几乎同样迅速地回落，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人的基础之上：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将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向他们提供抵抗这一体系的力量。俗话说，社会运动“升如火箭，降如滚木”。留下的只是太虚弱的组织，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往往得出结论，认为一场斗争不可能导向胜利，并且往往寄希望于现存社会内部的改良，无论是通过旧式的改良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政党，还是通过非政府组织。
在这方面，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Fausto Bertinotti）的观点是有教益的，它们被用来证明他的转向的正确性，即转向加入罗玛诺·普罗迪所领导的、拥护资本主义的“中左翼”的联合政府。他的转变发生在示威浪潮——这一浪潮发生于热那亚八国峰会抗议活动（2001年7月）和伊拉克战争开始（2003年3月）之间——开始下降之时，也是在未能获得足够票数对工人权利进行公投从而让它成为法律之后。他把意大利的民众运动描述为正有完全失败的危险，因为不稳定的工作已经削弱了人们回击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决定着人们用于劳动和生活的时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它甚至力图改变人们的生活。
重建共产党的转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投降或背叛，关键是他说服成千上万的行动者接受他的观点的能力。这是可能的，因为重建共产党长久以来就被某些自治论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所影响，这些观念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已被资本主义的流动性及其所产生的非工业化和“不稳定性”永久地损坏了。社会运动被视为获得进步的惟一方式，当它们也走向衰落时，惟一的希望似乎是进入政府，这至少可以使政府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发生一点转变。在2001年12月到2002年1月发生大动乱之后的阿根廷，某些准自治主义左翼就是这么做的。一旦失业工人和民众的社会运动的浪潮平息后，容易作出的选择似乎就是当基什内尔政府偏离了十年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时，选择与之合作。
这种转变——从激进的反对到通过政党和政府（它们试图管理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来工作——受到“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好的”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糟糕的”这种概念的鼓励，或者受到如下对比的鼓励，即不关心工人的“金融资本”和被认为关心工人的“生产性资本”之间的对比。事实是，与凯恩斯主义全盛时期一样，今天的资本也利用国家——实际上，就它面对着更多需要干预的危机而言，更是如此。当遇到这种问题时，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能指导实践。与战后几十年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急于中止对许多进步改革的支持——而在此前有可能获得利润的时代，它是赞成这种改革的，国家则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
这导致左派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时出现含混性。这个词只能用来表示当前的体系中很多政府措施的负面特征——在当前阶段，对改良的反对已取代了进步的改良，抽出资本也是可能的，同时不会引起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那样的许多斗争。但这个词也能够用来增强一种幻觉，即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在运行时的少量变化，就是改善民众状况所需要的全部了。由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将他们的斗争视为“反新自由主义”的人，也可能因此视这种斗争为“反资本主义”的，但他们也就很容易滑向与这个体系妥协。修辞和标语在政治中有其作用，但是，它们不能代替关于敌人以及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明确主张。在这个屡次发生危机的时期，当民族国家和资本家企业的竞争压力导致了对工资、社会工资、工作环境和工作的更多攻击时，我们需要更多这种明确的主张。■
注释
① 1899—1902年英国为争夺南非殖民地而与布尔人（居住在南非的荷兰移民）发生的战争。
［唐科：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