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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深化与危机
作者:张晓峰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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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以对理性化的追求而得以确立并发展到今天。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理性化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范畴。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合理型、价值合理型、传统型和情感型。其中前两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为的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为的是价值理性。韦伯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发展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但理性主义在发展中具有相互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崇尚工具理性的理性主义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的价值理性却并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均衡发展。这种不均衡性使得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内面临着两难抉择的困境,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
       一、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民主主义的背离
       美国经济学家赖斯塔·沙隆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对权力合理分配的信念非常不同。一个相信政治权力完全平等地分配,‘一人一票’,而另一个相信经济上的适应者有权把不适应者挤出商界走向经济灭亡。‘适者生存’以及购买力不平等是所谓资本主义效率的全部内容。”①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的普遍扩大、实际工资的普遍下降,将导致民主主义的破产”。②沙隆认为,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并与作为资本主义价值理性的民主主义相悖。因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和民主主义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异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民族国家与民主主义的背离
       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打破中世纪封闭的封建割据制度、提供统一市场方面,为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近代官僚制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而确立的。
       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提供的最大好处是义务教育制度。通过义务教育,资本主义获得了大量素质优良的劳动力。劳动者知识水平的提高使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成为可能。同时,曾经被认为“没有祖国”的工人阶级通过义务教育具有了对祖国的认同感。并因此推进了征兵制的实施。
       但是,民族国家也包含与民主主义背离的因素。首先,资本家还可以通过民族主义来发动战争以追求超额利润。一旦有了战争危机,资本家的企业经营就会好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战争的胜败与否都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最大机会。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往往会形成帝国主义这种与民主主义相对立的东西。
       另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依存于民族国家的确立,民主主义也是依存于民族国家并受其制约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民主主义的至高价值,他们一边到处制裁,一边把自己的价值观输入到别的国家,但同时,美国人的民主主义信条也是扎根于民族主义的。而且,从历史上看,英国国内民主主义曾是最先进的,但跨出英国本土一步就显示出其殖民统治的残忍性,这样的历史记载是不胜枚举的。
       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与民主主义的背离
       在歌德的《学会了魔法的徒弟》诗歌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某天,会使用魔法的巫婆在外出前让她的徒弟给厨房的水缸挑满水。水必须到山下的河谷里去挑,这是十分繁重的劳动。于是徒弟就试着模仿偷偷看到的师父的魔法,用笤帚吸水。于是笤帚开始不停地吸水。徒弟为自己学会了魔法而十分高兴,但是笤帚吸水却没法停下来,徒弟只知道让笤帚吸水的咒语却不知道让吸水停下来的咒语,于是水很快就满了并溢出了厨房。师父回来后严厉斥责了徒弟。这是一个关于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的象征性故事,也就是说,我们既不知道现代科技的开始,也不知道它的止境。当代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困扰是,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因特网、遗传工程和器官移植等越来越让人失去了人的感觉。
       然而,解决这些困惑的方法,已超出了以人们今天的常识所理解的民主主义观念。因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家都难以理解科技含量很高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课题,对它们的评价只能依靠专家,但专家并不是多数人,因而也就不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加之,高科技能够给资本主义带来丰厚的利益,让它停下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推进科技发展也就成为时代主流。因而,这种情况也反映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相背离的倾向。今天我们虽然身处如此高度发达的技术文明之中,但却对它的由来、未来和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今后的方向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与那个学会了魔法的徒弟十分相似。这大概就是世纪之交人们心理不安的奥秘所在。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工具理性化的类型
       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与其各阶段相应的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的类型,即:“计算可能性”的极大化类型阶段;“替代可能性”的极大化类型阶段;生命的符号化——对生物、生命的技术性操纵类型阶段。三个阶段中资本主义都具有技术定向化特性并以极大化为目标。
       1“计算可能性”的极大化
       所谓“计算可能性”这个词,是马克斯·韦伯把握近代西欧理性化特征所用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成果,就是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从魔法中的解放”。韦伯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现状,而且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文官制度的理性化,以及近代的会计制度、音乐音符的形成等等,认为这些都是其追求社会的各个部分理性化的过程。
       那么,什么促进了资本主义从近代到现代的“从魔法中的解放”呢?对此的共同看法:一是科学和科学技术的普及,二是货币经济的发达。西美尔指出,“货币经济开始给人们的实际生活带来了计算可能性的理想”,那就是把世界和人类关系的所有方面“都作为大的计算问题来理解,把事物的经过和质的规定都纳入数的体系来认识”。③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这句名言从字面意义上看似乎体现了很强的功利色彩,而实际上是指一种宗教禁欲精神。韦伯的基本结论是,没有这种宗教禁欲精神就不会形成近代资本主义。
       综观历史,正是科学技术和货币把追求精确计算人类和自然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极大地推进了解释世界的理性化。“时间就是金钱”,成为上帝被放逐之后,以金钱替代上帝来支配时间和空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通用语。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引用了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恶魔》中的一句台词,资本成为“能发现黄金的神”。货币成了上帝,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因此,人虽然从“神”的魔法中获得了解放,又陷入到“金钱”的魔法中。“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⑤,在成熟的、严格的货币体制下,“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确性与准确性相同的因素已经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种最缺少个人色彩的结构”⑥。在现代社会里,货币奠定了它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因此,所谓“从魔法中获得解放”并非仅仅是因为科学的力量,而且也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达才实现的。因为货币经济就是把人与物的计算可能性推进到极致的东西。
       2替代可能的极大化
       如果说计算可能性的概念代表了商业资本主义的精神,那么替代可能性则是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
       替代可能性,首先是一个认为人和机器之间能够互相替代的概念。这个概念在18世纪哲学家笛卡儿的著作里开始酝酿,到20世纪威纳的《控制自动化》(1948)中形成。《控制自动化》这本书在理论上,从把人比喻为机器的人类机械论出发,最后推论出机器自己学习、自动更新知识的接近了人类的机器人论。当时的这种认识还只是抽象的东西。其所指的机器能替代的人,是指能够成为国家或大型组织的零部件的人或群体。如20世纪由纳粹主义而滥觞的全民集体主义就是对上述观点的验证。无疑,对替代可能性的追求是从19世纪就开始的,当时这种状况被纳入专业化分工的概念中。但是,对以机器替代人的重大社会意义的认识和在生产过程中的实施则是从20世纪开始的,美国的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是这一理论的产物。泰勒是著名的科学管理法的创始人,福特以开创传送带流水作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而享誉世界。对替代可能最大化的追求,使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美国产生的这两大管理理论被德国首先应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国力衰弱,社会混乱,还要承受巨额赔偿的压力。为了重建德国经济,德国开始学习美国的管理理论并把这种管理方法称为“合理化”(Rationalsierung)。这种方法的采用发挥了显著的效果,推动德国经济迅猛上升,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德国经济一直处于繁荣期。日本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的1930年紧步德国后尘,为克服当时的经济不景气也开展了产业合理化运动。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管理模式的采用迅速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20世纪的一大特征。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这种管理模式给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要使人与机器的互相替代成为可能,就必须使人的心和身、精神和肉体彻底分裂。按照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就像《摩登时代》里的工人那样,把人的肉体分解为手、脚、肩、腰等部分以达到动作的最精确化,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当代。这也是19世纪的马克思所阐述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裂的极端化,换言之,就是对人性异化的极限化。然而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却因此而成为可能,大量生产又带来了大量消费,并由此形成了20世纪的大众社会。
       大众社会是以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前提的。如前所述,19世纪以前,生产技术的主要承担者是具有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人,这些专业集团的上层人士形成了旧式中产阶级。近代之初,技术还是科学的婢女,但后来技术逐渐成为独立的工艺学,技术的担当者成为接受过专门教育的技术工作者。在工艺学引领下,体力劳动者在装备大规模机械设备的生产现场,进一步分化成分工更细的单项技术的管理劳动者,于是就使《摩登时代》里所描述的状况进一步普遍化。这种技术工作者不只是从事狭义的生产技术,还进一步扩大到包括管理技术、经营技术、行政技术等各种社会技术领域,因此出现了受过各种专门技术教育的庞大的技术官僚集团。这个群体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与蓝领工人不同的白领工薪阶层,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同时也宣告了旧式中产阶级的没落。从各国现代化的情况看,中产阶级的壮大与否,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在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前半叶,以机械代替人类已成为世界潮流,当代世界所剩的理性化的边疆则是人类的内在世界,即人的心灵、精神以及所有生物的生命。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深化,将从自然界的事物发展到人类的生命世界。
       3生命的符号化——科学技术对生物、生命的操纵
       1997年6月,日本国会在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器官移植法,开启了心脏移植的通路。
       日本的器官移植法案的通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科学层面、技术层面的合理性问题,但实际上则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其一,如果说在器官移植问题上贯穿着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那么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器官提供问题。据说在日本对器官的提供,就有在海外寻求低价格脏器的情况。于是人们开始担心,今后会不会在被认定为脑死亡的人体里取出跳动着的心脏、瞳孔、皮肤等其他脏器?正如为了不浪费被肢解的食用家畜身体的各个部分人们所做的那样。
       其二,有关的企业已开始着手研制用人类基因技术来生产“人猪”,这种猪能够提供患者必需的即时可用的新鲜脏器。这自然是产业界所期待的巨大商机,也许相关企业之间会为获得这一市场展开激烈竞争。人的生命和死亡的符号化、信息化,将使对人的生命和死亡的计算成为可能,而猪的器官移植使人和猪的替代可能性被极致化,同时也将给资本主义企业带来繁荣。这是完全可以预计的趋势。进而,据载,英国的基因技术已经研制出只生长移植所需要的器官,不生长不需要移植的头部的基因胎儿。一旦这种技术从试验室走向企业,其前景是难以想像的。
       其三,日本器官移植法案的审议过程几乎没有涉及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在手术后的医疗费用问题。如果说当代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这个法案就进一步从医疗方面扩大了这个差距,即心脏移植只是为富人提供了医疗的可能。这个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推到极致。
       总之,心灵与生命符号化恐怕要让人类付出难以预计的代价。
       三、理性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
       资本主义在不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前提下以生产、消费以及社会生活的全面理性化,实现了所谓富裕、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因而获得了人们的信任。自日本政府1956年《经济白皮书》把技术革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政策以来,计算机理想国、信息社会工程以及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论”等,都提出只要科学技术发达就会实现理想社会的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未来论。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日本资本主义的目标似乎全部实现。同时在“一亿中产阶层”的舆论呼声中,主张实现没有贫富差别的自由平等富裕社会在日本也似乎成为共识。
       但是,如果是真正拥有一亿中产阶层、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国家的权力统治将成为不必要。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是技术合理化推动的成果,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却在每况愈下,而高增长的神话破灭后,日本政府又面临着新的课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结构将导致国家权力没有存续的理由。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权力的合法性就需要由国家制造出阶级差别的社会结构。
       虽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曾颁布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政策,如提高消费税、累进的所得税、遗产继承税等,并且日益完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希图以此来抑制贫富差别扩大的趋势,但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缩小贫富差别的目的。据有关统计,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者和其次的9%的富人,分别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而占人口90%的国民只拥有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财富。这说明在美国并没有培育出一个所有权意义上的所谓中产阶层。但是这个阶层确实和早期资本主义中的产业工人有不同的特征。那么,这个所谓的“中产阶层”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呢?
       第一,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一般不被称为阶级,因为他们是前述的广义的技术者阶层,并不存在所有制关系上的经济基础。中产阶层的财产所有形态可以被称为疑似所有权意义上的财产状态,因为他们是从贷款买住宅到贷款买汽车、贷款受教育的消费群体。信贷消费使他们名义上拥有大量财产,而实际上其财产的大部分是银行的贷款。
       以这种方式所形成的中产阶层具有爱家主义和服从社会习俗的生活观。在个人和社会经济发展顺利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把贷款购买的物品看成是自己的财产。这种满足感体现了追求乐观、富裕、幸福的爱家主义。而一旦失去偿还贷款的能力,这些财富就会为金融机构所有而使自己变得一无所有。这就是称其为疑似所有者的原由。由这种偿还贷款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又使他们成为工作第一的从众主义者。“经济动物”这个词就是对这个群体的特性的比喻。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他们热衷于在消费领域寻找满足,不再遵循“够了就行”,而是相信“越多越好”和“越奇越好”。而社会又一切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让人们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从而也使人们无暇顾及劳动带给自己的是幸福还是痛苦,无暇顾及自己与所生产的东西之间的感情的和美的关系。进而,在女性中所形成的从众主义使她们成为教育妈妈,导致她们卷入孩子争夺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学、一流企业的入学和择业机会的激烈竞争中。这种疑似所有者形态在经济繁荣期得以异常地膨胀,演出了前所未有的富裕景象。
       第二,在现代世界,中产阶层是国家的重心所在。因为国家和企业的综合实力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而新生的中产阶层所具有的知识、学历、职业等,都是通过从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和更高的高等教育所获得的。事实上现代民族主义正是以这些中产阶层为基础的。他们的上升志向促成国家的繁荣,他们的稳定意味着国家的稳定。而且,这个中产阶层作为最大的稳定的消费群体也支撑了本国经济的繁荣。
       第三,一个国家的稳定,是以其相对稳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精神气质为基础的。支撑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最终根据,不只是学校所教的教科书上的知识等,更多的是依存于代际承传的家庭教养。所谓家庭教养就是双亲和家族的生活姿态、信条、态度等在无形之中被承传下来的精神气质。各个家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氛围,这种传统会通过耳濡目染传给后代。同样,各个国家通过教育把本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代复一代地传下去,从中发掘出对祖国的认同和自豪感、自信心。承传这种文化传统的正是中产阶层。
       
       那么,规定现代中产阶层特性的诸种条件在繁荣期衰退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金融自由化、市场国际化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层的解体。在这种状况下,连所谓的投机性企业也感受到了没有稳定的中产阶层的社会结构的重重困难。在经济衰退状况下,现代工人和白领阶层曾期待过的从众主义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也成为不可能,而作为其前提的爱家主义也失去了光辉。
       其次,20世纪被称为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而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以及与其共生的技术工作者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为数众多的技术工作者促进了高消费时代的到来,并形成了前述的疑似所有者社会阶层。但是,今天的时代却发生了产业结构的根本变化,产业主流转移到信息、金融、生物工程、流通等领域,而且其技术更新的速度也使原先的技术工作者望尘莫及,因而原中产阶层的解体也加剧。同时,高消费时代也正在引起人们的怀疑。不论从环境生态、资源等哪一方面说,曾经有过的高消费生活都将成为不可能,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高消费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恶果。环境污染不仅给现代社会带来了灾害,而且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再次,今天的现代化国家也因丧失其自律性正在迎来退潮季节。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具有缩小阶级差别的作用。例如,在价格上高级轿车和大众乘用的普通汽车有很大的差别,但在载人移动的功能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于是汽车的普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别。但另一方面,技术的迅速更新则会扩大代际之间的裂缝并形成断层。年轻一代和城市居民容易适应新技术产品,而村镇居民和高龄群体却并不为之动摇。在志趣、偏好、知识等所有方面,即使在一个家族内部也同样会产生断层,最后家族会失去传承家族文化教养的氛围。现代国家正在消解着代际传承的最大根基,消解着连结代际之间的文化的、伦理的纽带。
       义务教育曾是支撑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柱,但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义务教育现状并不使人乐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剧,西方教育出现了新的问题。日本文部省1996年度的中小学未入学儿童的比例,比上一年增加了155%,高达94000人。⑧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美国,据美国1996年度辍学率研究报告统计,该年度辍学的高中生近50万,且过去10年间高中生辍学率一直在5%左右。还有校园暴力、恐惧上学等现象层出不穷。对此,日本文部省发布了不强制入学的政策,以此来缓解学生的入学恐惧症。美国总统布什也在2002年初签署了《不让一名儿童落伍法》,旨在使义务教育得以保障和加强,但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动画片、上网、电子游戏等现代科技制品占据着这个年龄段孩子们的兴趣。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家庭教养的消退以及国民对国家义务教育制度信任的动摇,意味着人们对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动摇。这种状况也显示出人们对现代中产阶层能否由下一代再生产出来的怀疑心理,这也成为西方现代化国家特征衰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结语
       支配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主义,都是起源于19世纪或19世纪之前。从这一点来看,在20世纪已经终结的今天,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呈现出与现实不适应的征候。对合理性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科技理性的极大化是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两大支撑,失去这两大支撑,现代资本主义就会走向衰退和瓦解。超越现代资本主义仍是人类的期望所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将为社会主义提供历史机遇。■
       注释
       ①②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③④ G.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第404页。
       ⑤ G.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⑥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⑦ 1997年8月9日号《朝日新闻》。
       ⑧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美国高中辍学率》,房思平驻休斯敦文化组报道。
       [张晓峰: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
       (责任编辑 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