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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伦敦书评》第30卷第10期（2008年5月22日）上发表书评文章，对约翰·穆兰的《匿名：英国文学秘史》（John Mullan，Anonymity:A Secre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一书进行了评论，认为穆兰对16世纪以来的匿名文学传统做了系统研究，有助于普通读者对这一现象的了解。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匿名的。文字一旦完成，它就会很自然地独立于作者之外去传情达意。在这一点上，一部作品与其说是一个依赖父母、蹒跚学步的孩童，不如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少年。开会时我递给你一张纸条，即使我不在场，它同样可以传达给你信息。和我们所说的话不同，文字的东西完全游离于作者之外而独立存在。与《失乐园》或《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文学作品相比，戏票或给送奶工的便条这样一些文字的东西和其相关的场景联系更加密切。小说（因为是虚构出来的）没有特定的现实生活场景的约束，因此这可以解释它为什么比购物清单或一张车票更能广为流传被世人阅读。文学作品可以随身携带，从一种环境带到另一种环境，而在这种迁移过程中它们的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圣昆廷监狱上演的《等待戈多》和由彼得·霍尔执导、第一次在伦敦上演的《等待戈多》并不相同。在观看《威尼斯商人》时，我们看到那个刻薄的犹太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屠杀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作者表达出的意义并不总是比读者理解的更多。瓦尔特·本雅明认为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着的某些含义，只有在以后无法预知的阅读情境中才能被释放出来。他认为历史总的来说也是如此，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将来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诠释它。约翰·弥尔顿是否属于那种自我毁灭的人，这需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来评判。虽然《哈姆雷特》剧中所包含的或可引发的种种诠释之丰富内蕴，也许永远也无法被人们所理解，但它们仍然是这部戏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8世纪塞缪尔·理查逊的杰作《克拉丽莎》是最优秀的英语小说之一，这部小说在20世纪女权运动的背景下有了新的诠释。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文学作品游离于作者之外，它穿越不同的国度，不断在风格迥异的文化中累积不同的诠释。就像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许多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流浪汉一样，文学作品也被迫靠自己艰难度日。那些对《作者之死》这种风格的作品极其反感的人可能更喜欢劳伦斯那种传统的格言：“永远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文学作品本身有它自己的内涵，读者可能对此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从西恩·奥凯西的戏剧《犁和星》无法推断出作者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又拥护共和的人。这部戏剧的逻辑和剧作家的观念背道而驰。签有某一作者姓名的文本不一定是他或她的作品，而每个提及卡尔·马克思名字的文本也不一定是讲马克思主义的。《米德尔马契》在某一特定时刻表达出的思想和其作者乔治·艾略特在创作时心中所想并不一样。文学作品的内涵已植根于作品中，有待读者去理解。如果我说：“我答应借给你五英镑。”虽然我脱口而出的话并不代表我打算这样做，但我仍然已经作出了许诺。许诺已成为这个情境的一部分，并不是我的一时冲动。
       和评论家相似，作者也可以评论自己作品的不足之处。《荒原》并不像艾略特自己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首富有韵律、充满牢骚的诗。作者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此话不无道理。普希金会因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自己塑造的人物要结婚而感到吃惊。在其他的艺术创作中，作者是谁也是一个问题：谁是西敏寺的设计者或谁是《血色将至》的作者？即使这样，作者也没有完全被人们所忽略。正如保尔·瓦雷里所说，除了作者的创作，一件艺术品的完成包括其他诸多因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不是无视作者的存在，而是淡化作者。“是谁在说话，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福柯有名的一句嘲弄。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至关重要。同样，知道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是谁关系重大。人们了解到《知识考古学》一书的作者福柯同时也是《性经验史》一书的作者，这会使人们明白后一本书中对人体的崇拜是如何替代了前一本书中对人类主题的完全忽略。简·奥斯汀既塑造了芬妮·普莱斯又创造出爱玛·伍德豪斯，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曼斯菲尔德庄园》这部著作中的女主角。如果我们知道威廉·布莱克的作品中工业化意象通常所传递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那么就很容易证明《老虎》这首诗的作者是布莱克本人，而这一点和这首诗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发现威廉·布莱克其实是威灵顿公爵的笔名，那么我们也许还会把他看作一个激进作家。正如哲学家喜欢说的那样，我们也只能无话可说。
       福柯对作家就是文化督导这一传统观点持怀疑态度，他的怀疑没错。假如他发现他怀疑的这种情况不是普遍存在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将会更具说服力。探寻谁是作者隐含着这样一种要求，那就是把这部作品和作者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而这未必是最有益的做法。把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南方与北方》放在维多利亚卫生报告的语境中要比放在《克兰福德镇》中会得到更好的解读。然而盖斯·凯尔夫人也写了《克兰福德镇》，这一事实使读者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解决《南方与北方》中工业化带来的冲突。
       文学作品的匿名有不同的形式。一部作品没有署名是因为人们认为作者不那么重要，一些中世纪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只要是赞美上帝，谁在赞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最早的文学作品的匿名无不与敬仰上帝有关，写作只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灵感。其实只有一位作者，那就是上帝。而人们写出的东西只不过是上帝的默示，但上帝选择哪个世俗的人做他的喉舌以显示他的荣耀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因此，约翰·穆兰让我们去探寻每部匿名作品的作者是一个错误的建议。找出是谁写了《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或许会加深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但这就像发现是谁固定了福思桥的最后一颗铆钉一样没有意义。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在反映传统而不是表达个人的心声。尽管如此，作品依然会流传于世。
       与此相反，浪漫主义文学崇尚个性。而浪漫主义诗人极具个性化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抒发个人超验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从华兹华斯到劳伦斯，当他们不是在直接表现自我，而是将自然、创造性的想像、原初的本真和幽微奥妙的神性向人们呈现时，他们的作品才最打动人。表现自我可以追溯到匿名的根源上。这些浪漫男女是通过客观异己的媒介（如精神、历史、语言、文化或潜意识）来确立自己独特的存在。造就我们个性化存在的这些因素完全无视我们的自我。所以这个时代认为，确立个性自我的实质是广泛的匿名现象在起作用。只有摆脱掉这些因素的制约，我们才能实现个性自我的梦想。匿名是自我确认的必要条件。
       现代主义从过时的浪漫主义那里继承了这一原则，形成了现代文学的客观性这一特点。对浪漫主义作家来说，在他们富有想像力的创作行为中，自我溶入无限的世界。只有把自我交给神秘的未知世界才可以成就一个更具特色的自我。人必须完全溶入这一无限存在，才可以找到独特的自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的个性自我已经被取代，而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这一新的个性自我的构成要素是无归属感、被抛弃、非主体性和虚无感。我们只是神话、传统、语言或文学历史的匿名的载体。从福楼拜到乔伊斯，个人留下自己独特个性的惟一方式是他们与众不同的风格。正如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所表明的那样，原本最客观的中性化的语言，一旦从某一作者手中流出，一种最能表现作者内在精神个性的风格就诞生了。
       
       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似乎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转向主观世界。自我已变得支离破碎，但我们似乎还可以去依赖我们的直觉。虽然自我的本质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但瞬间的感觉还是可以捕捉到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延续了现代主义人们的无归属感及非主体性的自我这一特点，但聊以慰籍、转瞬即逝的直觉已烟消云散了。巴尔特和大卫·休谟都坚信这一点，现在我们对此无疑是有所保留的。看上去是一种损失，实际上却是一种解脱。和谐统一只是一种幻想，完全的融合与其说是一种完美，还不如说是一种缺陷。后现代主义充满对个性的崇尚，但人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是无根的存在。正如同类商品的使用功能是一样的，人类也具有相通性。正可谓见微知著，一叶知秋。
       穆兰此书对匿名的探讨，并非是像我们这样的高谈阔论。它是一部16世纪以来文学的匿名史。由于发表作品时不署名的动机各种各样，所以穆兰很机智地避免泛泛而谈。有些作者因天性腼腆而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另有一些作者因作品中包含有不合时宜的内容而匿名发表作品。还有一些作者纯粹是搞恶作剧，不署名只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安东尼·特罗洛普采取匿名的形式是因为写作速度太快，担心被指责为粗制滥造。安东尼·伯吉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匿名发表作品，他还在《约克郡邮报》上发表匿名文章评论自己的小说。托马斯·格雷匿名发表了他那首18世纪英国最流行的《墓园挽歌》。《理智与情感》在出版宣传时只谦虚地署名“一位女士”，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奥斯丁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署名发表过一部小说。司各特匿名发表了他的《威弗利》系列小说（英国当时最畅销的小说），许多年里作者的真实姓名对读者都是个谜，甚至在英国摄政王询问此事时，他都避而不谈。然而司各特在与读者玩这种吊人胃口的“猫捉老鼠”游戏时，从未想过要永远隐姓埋名。17、18世纪出版商们经常出版一些匿名作品，有时作者是谁他们都无从知晓，因为许多手稿是由那些化了妆的中间人趁夜色投放给他们的。
       匿名的另一形式是作者有意伪装自己的真实性别。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发生在女性作者身上。穆兰指出：“女性选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作笔名的情况很多，而鲜见男性以女性的身份写作。”笛福和理查逊是两个例外，他们藏身在被他们刻画得细致入微的女主人公身后。而勃朗特姐妹是以男性身份示人的典型例子，至少她们刻意选用了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这些很中性化的笔名。尽管穆兰长篇大论地阐述了勃朗特姐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以男性为中心的出版界挑战，但穆兰没有抓住机会进一步分析她们在作品中所反映的这种反抗男权的态度。辨别匿名或以笔名发表作品的作者的性别是评论家们的一个普遍心理。RD布莱克莫尔匿名发表了《克拉拉·沃恩》，小说读起来就像是出自一位女性的手笔，因为作品中表现出了对物理学原理和土地法的无知。19世纪后期苏格兰作家威廉·夏普以菲奥纳·麦克劳德为笔名进行写作而大获成功。他的小说到处散发着凯尔特文明复兴的气息，深深吸引着同样有此特点的叶芝的喜爱。
       夏普甚至还收到了一位男性读者热情洋溢的求爱信。
       匿名的流行还有政治及宗教的原因。有时国家需要知道一部作品的作者或出版商，以便了解谁在散布异端邪说或混淆视听。1663年，一位伦敦出版商被判绞刑并惨遭分尸，因其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呼吁君王应为其臣民负责，否则人民有权起来反抗。尽管遭受如此酷刑，这位出版商仍拒绝说出此文的作者是谁，虽然说出作者的姓名就可活命。16—18世纪的出版商们，因出版大逆不道的匿名作品而遭罚款、监禁及带颈手枷等惩罚。胆小懦弱的人做不了约翰·斯威夫特的出版商。约翰·洛克在他的著作《人类理解论》一书的封面上无畏地写上自己的姓名，但在发表其他政论性文章时却也不敢署名。
       穆兰在书中所探讨的是他完全熟知的话题，因此他驾轻就熟，其语言也通俗易懂，但此书缺乏他以往最好的评论中所表现出的简洁明快，有拖沓、重复等瑕疵。从书中我们知道了“愤怒经常是对欺骗的反应”，我们还知道了19世纪的戏剧家詹姆士·谢尔顿·诺勒斯是苏格兰人，以及“一本关于匿名的书其实是在讨论作者的重要性和讨论读者是如何及为什么需要他们”。在现代，当作者的光辉被出版商对作品的宣传所掩盖，匿名传统便有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匆忙的收场。即便如此，这部书还是会让读者兴味盎然。此书似乎意在吸引普通读者，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尝试。■
       [汤仁甫、郝凤乔：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