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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第一部分由《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译者迈克尔·瑞安撰写，介绍了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理论和历史背景，为我们理解内格里的工人阶级主体性概念提供了线索。本文第二部分由译者毛里齐奥·维亚诺撰写，他从媒体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意大利和美国两国媒体对内格里和自治运动的表述，揭示了媒体在塑造舆论共识、维护现有资本主义秩序和妖魔化工人运动方面的作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二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无法在脱离历史与理论背景的状况下得到充分的理解。在这里，我会对历史背景作一非常简洁的描述，同时简要地界定工人“自治”（autonomy）这一概念。随着杂志《红色笔记》和报纸《工人阶级》的发行，意大利的“议会外的”活动（对立于从事议会活动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在60年代早期勃兴起来；其理论家是马里奥·特伦蒂（Mario Tronti，特伦蒂于1967年加入共产党）、赖尼奥罗·潘齐尔里（Raniero Panzieri）、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以及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也是在这个时候，在经历了50年代长期的劳工和平之后，工厂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战斗。在60年代，议会外的或左翼的批评针对的是“作为计划者的国家”，因为随着1965年中左联合政府的出现，意大利首次尝试引入凯恩斯计划。左翼批评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计划能够得到修正的制度，他们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普通工人上。60年代晚期的学生运动以及工厂（尤其是汽车制造厂）中不受党派约束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工人力量”、“继续斗争”以及“宣言”派等组织的形成。“工人力量”的口号是“拒绝工作”（从经验上而言，就是旷工和怠工；从理论上而言，就是拒绝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在工作时间和所得工资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虚假的等值，同时在所得工资和所创造的价值之间制造一种真正的不等值）和要求“政治”或“社会”工资，即要求生产力之外的更多的工资。1970年，针对该运动的经济和武装打击开始了。到1973年为止，工厂中存在大量的镇压活动。1974年，石油危机开始被用来对付工人，这使得战后意大利首次出现了大量失业者。1973年，“工人力量”解散，工人自治运动产生了。
       这时，内格里这样的理论家们开始谈论价值规律的终结以及资本主义统治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取代。斗争现在完全是政治性的，劳资关系不再以民主的交换模式来加以界定，而是以直接的暴力关系来界定。同时，内格里开始阐释“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这一概念，它的成员不仅仅包括产业工人，还包括年轻人、学生、未充分就业者以及失业者（作为家务劳动者的妇女也包含在这一范畴内，但是她们始终只是被视为失业者或未获得工资者）。政治或社会工资成为将工厂工人和失业者团结起来的纽带。这种对不同的革命主体的阐释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通过通货膨胀以及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使得60年代强调产业工人工资的斗争变得无效。因此，斗争必须扩展到新领域，涉及能源消费、政治寻租（直接挪用财富）、公共开支以及公用事业。此外，新的策略意在反对意大利共产党的“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这一意识形态，后者意味着共产党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最终会改善产业工人的状况。共产党忽视了未充分就业者和失业者，为了促进资本主义更加有效地发展，它接受了经济紧缩方案，也就是对失业者产生消极影响的公共开支的削减。
       1975年之前不存在重要的发展，1975年是转折点，它标志着工人自治运动的旧口号的失效。更多财富、更少劳动的主张不再有效，因为工人的力量减弱了。通货膨胀和快速增长的失业正在造成危害。此外，压迫达到了新的强度，一次未遂的政变使得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个真实的替代方案。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出现了，大城市中的新嬉皮士就是其代表，这个主体的特征是强调毒品、群居村、各种需求以及替代性的生存形式，他们拒绝纪律、领导阶层和理论。它和妇女运动标志着对传统的左翼组织模式的偏离，这些发展引起工人自治运动中的路线变化。
       内格里所领导的派别不大像列宁主义的政党；佛朗哥·皮帕尔诺（Franco Piperno）所领导的派别更像列宁主义的政党。内格里声称，在工厂中讨价还价已经不再可能了；人们只能诉诸暴力，因为现在与国家的关系是纯粹的暴力关系，他号召直接接管国家。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就工作进行协商，应当接管工厂，在能够解放生产力和预示共产主义的解放区行使相应的权力。拒绝工作的主张销声匿迹了，因为价值规律（工作的标准仪）不再有效。资本不再需要工人了，因为技术使工人变得可有可无，机器对工人的取代降低了罢工的重要性。内格里的新的策略是“自我实现”（selfvalorization），也就是作为一个阶级为自己工作，宣称自己的需求优先于资本对价值的需求。从许多方面而言，自我实现是对70年代晚期新出现的社会主体方案的理论表达。工人自治运动的最后一次大的浪潮发生在1977年；对自治运动的直接镇压（通过关押它的领导人）发生在1979年。
       议会外的运动（自治运动是其一部分）属于更宽泛的共产主义传统，但是它也标志着对那一传统的否定，拒绝工作是理解这种否定的重要概念，它在某种程度上把矛头对准列宁主义（代表着泰勒化和非解放的工作）和第三国际社会主义（它完全代表着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场运动和一种理论的工人自治反对如下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体制，但通过计划可以使它变得合理。相反，它采取工人的观点，并且为他们的活动（当作革命进程的手段以及作为能够独自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手段）提供优先性。经济被视为完全政治性的；经济关系是不同阶级主体之间的直接的政治关系。政治变化的创新精神就存在于社会工人这一经济范畴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异化的政治形式（如政党）之中。“自治”一词必须依据这种历史和理论背景来加以理解，它提出要把普通成员的激进主义和再生产领域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自治”一词首先提出工人阶级要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独立和分离出来。通过赋予自己特权，通过确定自己的需求，工人阶级能够颠覆资本的实现过程（它依赖于工人的屈从）。“自治”这个词已经获得了无产阶级的关怀、斗争和组织这一领域的额外意义，它独立于“从事生产的”工人阶级所认可的制度（即工会和政治党派）。最后，自治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它依据自身多重的生产潜力而建立起来）中工人阶级主体的主要特征。
       导论三
       在哈里·克利弗表明了本书在武装运动方面的重要价值之后，在迈克尔·瑞安勾勒出内格里的写作的历史和文本发展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与其说是提供规范性的信息，不如说是提供不拘泥于形式的其他信息。跨越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想像的边界，我将分析来自两个方面的一些意见。
       我的耳朵竖起来捕捉来自两个国家的声音，我马上被意大利体制化的媒体的喋喋不休所吸引，通过垄断的频道，这些媒体能够把自己想像为“民众之声”，并且真正构成了公众舆论得以形成的全部信息。
       在我写作这一导论的那些日子，这种媒体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展现在我面前：报纸和电视台强调佛朗哥·皮帕尔诺在加拿大被捕，并且“客观地”报道对他的指控，同时将他界定为工人自治运动的领导人或领导人之一。新闻制造者再次将恐怖主义和自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国家的集体想像再次以自治运动和红色旅之间的联系为取向；公众舆论再次被用来质疑自治运动，把它看成一种重要的威胁。从右翼到左翼的新闻界都在想像和谈论对各种制度的下一次攻击（在一个平静的夏季之后，恐怖分子所作出的秋季宣言）。“红色旅，他们在酝酿什么呢？谁会保护我们？”这就是拥有广大读者群的“进步”报纸《快报》（Espresso）的头版头条。除了恐怖分子也要过暑假这一荒谬的说法（这个说法加强了意大利生活节奏的所谓“自然性”），所有这些行为的实际结果就是为一系列“先发制人的”军事活动作准备，这些活动旨在“保护”人民，反对所有还没有被关押起来的好战分子。自治运动的无数拥护者被关押，所谓的“民主派力量”对此漠不关心，把它看成是这类恐怖活动的祸首；它妖魔化了某些政治党派，忽视更广泛的社会决定因素，后者才导致激进变革要求的产生。工人自治和后来的运动——如那不勒斯强大的失业工人委员会——公开拒绝各武装派别的策略，并且将后者界定为“武装的改良主义者”，这显示了“红色旅”和国家（两者都是中央集权，居高临下地决定人民的需求）之间的一种默契。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目标不是武装斗争，而是社会对抗。
       
       在单调的、审问式的合唱——媒体以此来强调意大利的悲剧——中，我们发现内格里不断被提及。媒体在事件的重建方面是如此地坚持不懈和自以为是，以至于回音越过了大西洋，在美国能够听到一种对应的声音，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是依据自身所需策略来塑造的。内格里被当作自治运动的领导人而被提及，这里（正如前面提到的皮帕尔诺一样）存在一种基本的曲解；也就是说，这是自治运动内各派别和官方的新闻界、意识形态之间缺乏了解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后者“盛气凌人的”心态很难理解如下事情：自治运动拥有杰出人物（他们很可能已经偏离了主要路线），但是绝对没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主要的代言人。战斗的目的性、对政党路线的拒绝，以及对一切等级化需求的拒绝，是这一运动的特征。内格里的作品也不例外，他提到重组的无产阶级的多元性，高扬差异概念。使用各种不同的概念制造了理解的障碍，但是，当我们开始报道来自自治运动内部的观点时，这种不可交流性就会得到克服。
       主流媒体对内格里的作品、对他以及他的同事从事社会研究工作的学院以及对自治运动本身所作的评论，也被“逆流”路线（reflux line）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最近几年来，“逆流”一词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术语，被创造出来描述“社会工人”的政治斗争状况。在整个70年代，在“社会工人”（新的社会主体）提出政治和文化斗争之后，联合起来的媒体反复强调的就是，整个自治运动处于一种“逆流”状态，一次退潮状态；也就是说，一旦导致恐怖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错误”被察觉到，所有新的社会主体除了退却之外，别无他途。不用说，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够被强加，是因为一种更基本的信念，即把生活当作一如既往的周而复始：这种传统的信念认为，事物的发展与自身一致时，它才是鲜活的；缺乏重复就意味着死亡、枯萎，只有永恒的自我同一性才能把生命赋予单一的有机体。或许这种永恒性使得生命真切自然，并且构成一种安全的本体论空间，但是，这种应用于自治运动的解释模式显然歪曲了它的本质。自治运动并非单一的有机体：它的现实性也不在于努力遵守一种特定的斗争和存在模式。它的现实性首先在于努力将它的触觉伸到所需要和有机会的一切地方，在那里，脱离资本的逻辑是可能的。
       决非偶然的是，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忏悔”是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文化氛围是一种忏悔的氛围：人们为曾经身为共产主义者（在极左的意义上）而忏悔，这种共产主义意味着某种乐观主义，意味着祛除过渡（作为重新抵达乐园的途径）这一传统概念的神秘性。共产主义作为自我实现的意志的乐观主义，它想方设法建构无产阶级的需求，并努力使这种需求得以实现，然而，从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而言，为一代人的、一个时代的集体想像所提供的，只是对年轻时期梦想的一再“忏悔”（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被提出来）。少数自治运动人士大力宣扬和敦促的共产主义表达了一种需求，这种需求不是依据夺取假定的权力来设定自身，而是在力量的发展中（这里是指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空隙中）设定自己。
       如果这些是这个国家主要的基调，那么一种或许更深刻的东西可能在一些声音中被察觉到，正如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声音很可能被认为是意大利人民的声音。荒谬的是，右翼、左翼和中间派都接受这些声音，一种“自然的”常识性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一“自然的”逻辑是如此天生地处于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中，以至于它能够在未受关注的情况下轻松地起作用，它能够轻易地掩藏它是明确的概念选择的结果。它的内在结构是二元的（强行将社会对立状态所表达的复杂语言简化为是与否的模式），这种“自然的”逻辑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解释新的社会主体如何上升到多元斗争的领域时，运用一种线性的因果律。这种线性的因果律寻找领导人，将内格里描述为恐怖组织的大脑：大脑，也就是说，单一有机体的最高组成部分，能够由之寻找责任以及能够对之予以净化。
       我在这里并没有就内格里是否真正参与武装斗争作出判断；我不是在进行任何辩护。让我感兴趣的是一种需要，即把令人不安的影响（不管它们多么复杂）的责任投射到可界定的原因之上，就好像一种因果系谱能够解释分子的对抗状态——它们已经构成了与资本的全面对立关系。设计一种因果关系的需要忘记了因果律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创造。把一切事物视为符号、视为其他事物之结果的需要，也就是含蓄地肯定这些因果关系中的同一性；这样，自我同一性得以保存，而对立的概念（即事物只是符号本身）将会暗示着事物在结构上的非同一性以及它的自相矛盾的本质。正如父母喜欢从一些糟糕的外部影响来寻找他们孩子的所谓不礼貌行为的原因一样（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让基本的、再生产性的家庭这一机制尽可能不受质疑），在这里，集体的想像被小心谨慎地塑造成为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反抗（在这种反抗的巨大领域，也存在恐怖主义）的实现过程，受到高高在上的集权的恶毒力量的指导——这是历史活动目的论模式的典型方案。在美国，这种想像被用来确立恐怖网络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之间的联系，就意大利而言，事情只具有表面上的不同，因为社会斗争的系谱被上溯到一些领导人，上溯到一些癌细胞。内格里的作品就属于这种腐蚀性的细胞，就好像人们可以忽视大量的著作，十多年来，这些著作对严格规范性的社会文本内有关潜在空间的讨论进行了探究：大量的作品，它们的声音不仅是内格里作品理论上的、相当深奥的流溢，而且也是对抗状态的“街头谈话”表达方式的结果，是大量“社会工人”的产物，它们正在以自主的声音丰富着共产主义的战斗性传统。
       然而，对于我的恍惚的听力而言，很明显，意大利共产党完全不认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之类的作品丰富了自己。事实上，我所听见的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是自治路线的最坚定的迫害者之一，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把他们自己视为反对派，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波长完全位于那一“自然的”逻辑之中：所以，传统的共产主义坚持劳动的解放，而自治运动更多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为目标（劳动不再能够实现人的本质）。这种冲突的一个晚近的例子来自罗马，在那里，自治主义保持着一定的力量，在一些邻近地区尤其如此。在圣罗伦佐大学区域，最近几年，自治主义者成功地对抗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霸权。1981年夏天，自治主义者占领了一栋很破旧的建筑物，他们努力使人们参与进来建造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能够更好地反对当前的阶级敌人。在这一中心，可以为小孩创办一所自由的幼儿园，这是迈向创造独立的无产阶级制度（内格里经常谈到它们）的第一步。没错，自治主义者也必须与党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后者一直支配着这一地区并且使它成了一个选票区。他们一直重复着把自治主义者称为法西斯主义者的闹剧，并且谴责他们不道德，正如人们缺乏理性的政治论据时所做的那样。
       然而，除了这些被忽视的积极的地方性反抗之外，还存在一种迹象，它从统计学上让我们相信这些遥远的声音根本就不是“人民之声”，并不代表所有人，这种迹象明确地来自罗马。罗马，党派世仇的一个传统的选票区。罗马，一个超级大都市，这里所有的社会事件都变成重新创造现存的政治地理的工具。在1981年6月的选举期间，弃权者（“不要投票”成为自治运动的“选举运动”，小心点，不要玩这个游戏，不要成为一种话语的工具，它的逻辑无法让人接受）的比例上升到15%这一异乎寻常的数字，如果我们记得，在意大利（不像美国），投票率一直在92%—95%左右，那么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派别（不是一个政党）最近是如何形成的，即使它的不言而喻的体制受到具有党派倾向的新闻界的全力压制。
       
       由此，我们听见了不和谐的声音，它们来自我们随意界定为自治运动的这一领域。它们是不和谐的，它们的不和谐声音是颂扬差异和多元性的宣言，这种宣言预示着与需求体制的分离，后者是由绝大多数声音——它们塑造和表达（在塑造的时候进行表达）集体想像——所共享的逻辑（正如我们所见的）制定的。现在是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可交流性作出更好的说明的时候了。事实上，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聆听来自自治运动的声音，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语言鸿沟，它将它们与其他绝大多数代表性信息来源隔开。“自治主义者的生硬语言”：这就是意大利观察家对自治运动各派所共有的语言形式所作出的描述。“生硬的”代表着“不柔和的”、“刺耳的”、“偶尔狂暴的”，也代表着“艰涩的”。它真的艰涩吗？在我们看来，这种艰涩最终存在于自治的话语所推广的不同的概念范畴之中。例如，对这一历史时刻（从计划国家向危机国家的过渡）新的阶级结构和新兴需求的思考，促使内格里依照特殊的角度来阅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反对一切对文本阅读理论的盲目崇拜。于是，在自治的话语中，面对着客观化的力量，主观的力量得到激发。由此所导致的就是对一个主体的潜能作出“粗暴的”、“反常的”解释：一种自我实现，它的实践来自于一种认识，即在资本控制社会的现实前提下，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一切事物不过是现存事物的再生产这一轮子上的一个齿轮。这种自我实现正式宣布拒绝将使用价值和期待价值与等值的交换价值分开。这种自我实现力图从贪婪的国家那里夺取力比多经济学（libidinal economy）。此外，自治的话语宣称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声称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毫不奇怪的是，自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立场的持有者之间出现了隔阂，后者无法将自治运动转换为他们自己的体系。事实上，这里的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各种制度的直接攻击，而是意味着新的社会主体（他们致力于包围一种曾经包围了他们的权力）的“科学的”组织。马克思主义也被以一种不合常规的方式表述出来，超越了马克思。更确切而言，它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它已经拒绝了黑格尔的和实证主义者的解释；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一词象征着最终而言消极的事物（有待于被取代）；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确实意味着将各种反对力量重组为某种综合体，只不过所使用的名义是把无产阶级吸收到社会工厂当中。
       自治运动的各种不和谐的声音所共有的是一种术语，在这种术语当中，“差异”、“取代”、“跃进”以及“想像”这些词在解构传统逻辑框架（由连续性、统一性、因果律和同一性组成）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或许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倾向的杂志是《大都市》（Metropoli），尽管它决非自治运动的代言刊物。它是最受欢迎的出版物，原因在于它周围持续不断的暴风雨——一种司法压制风暴，象征着各种制度让它沉默的企图——为它所制造的消极名声。内格里为它写了几篇文章，就像其他一些仍然被关押的富有战斗性的人所做的那样。在《大都市》上面，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消失了：俄国社会主义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美国——意大利左翼一贯攻击的目标——并非总是受到片面的批评。相反，出现了对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自治的”经验的兴趣。如果这种对美国的关注是《大都市》所特有的，那么这一杂志所采纳的术语明确地把它定位为来自自治运动的声音。这种术语表达了一种明确的努力：使象征秩序更加等同于现实，也就是说，努力减小理论与丰富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正是在此刻，我认为我能够听到此书的美国读者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人们很可能获得如下印象，即自治的语言——偶然由《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所体现出来——完全是从被宣称为主要的抨击对象中概括出来的。我能够听见一种常识性的、合理的异议，它声称内格里的作品完全远离了普通无产阶级读者。然而，我希望这不会妨碍读者在这一领域追求他们自己的兴趣，我愿意预测对这一反对意见的双重回答。首先，人们必须记住：对阶级新构成的分析已经探究了“社会工人”这一概念，学生和知识分子是这一形式多变的概念的两方面。因此，可以想像，内格里——在巴黎讲授这些课程以及在意大利对它们加以整理——所面对的是阶级重组中的特殊构成。这已经得到了公认，自治运动的非知识分子的成分也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反驳，如那不勒斯的失业工人，他们在没有机会得到内格里式的智力训练的情况下，对他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敬意。非学院的声音能够在自治运动的所有交流途径中被听到，内格里的语言无非就是尊重差异，尊重各种力量中自主的、独立的人的珍贵存在。
       其次，阅读一个文本的困难也必须与它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与文化政治所透露的倾向联系起来。“正常的”、“自然的”声音表明，它们的话语有如调性音乐：较之于无调音乐，它听起来更加轻松，后者的规则和单位没有得到重复，因此未被赋予一种市场垄断权。获取词汇（和概念）的过程绝非客观，整个自治运动的语言尤其是内格里的语言被现存的符号再生产体制边缘化了。更确切地说，它们将自己边缘化了，以之作为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意识形态下分离出来的一种政治策略。基于对这一双重答案的思考，我发现，《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的美国读者们在面对本书提出的一系列困难问题时，减弱了他们的批评声音。减轻敌对情绪，大力吸收本书中有用的东西，这将丰富他们自身的主观性（主体活动），增强他们自身的力量。■
       [刘耀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