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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和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一样，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也是以重读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的。在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法则的强调之外，内格里重新探讨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体方面的理论贡献，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两种主体性的社会体制，其中一个主体（资本）通过强迫劳动和强迫剩余劳动支配另一个主体（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衍生物，而是一种真正对立的主体，它能够通过自己的斗争打破资本的逻辑和资本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社会。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探讨是内格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他的这一研究也是跟当代意大利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意大利的区域政治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都为其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作为内格里的代表作，为我们提供了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出发点，有助于我们对内格里后来思想发展的认识。这里编发的是《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的英文版①由吉姆·弗莱明撰写的前言和由三位译者哈里·克利弗、迈克尔·瑞安和毛里齐奥·维亚诺分别撰写的导论部分，希望有助于国内对内格里思想的讨论。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文本之一的英译本。安东尼奥·内格里的这一著作是意大利形形色色的左翼运动、即为人们熟知的“工人自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使许多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比20世纪70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更好地开发了解放运动的革命潜力，没有哪种表达方式比内格里对其历史的描述更富新意。这部著作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是智慧的结晶，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又会觉得它高深而又晦涩难解。这部分是因为其中使用了一系列的反传统词汇，它们既严密又准确，但却新颖。这在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点离经叛道，但又是那么地一针见血；另一部分是因为内格里对语言本身的政治功效的理解与尊重，这种观点和态度可能是战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其先驱者的共同遗产。但是，他的作品难读的另一个原因是其阅读过程有点像一个“逆转的”过程。这种包含颠覆、逆转、取代和转换的过程造成了阅读的差异。然而，在内格里看来，超越马克思的，仍然并且最终还是马克思。
       这本书是1978年春内格里应路易·阿尔都塞之邀在巴黎高师所作的系列研讨会的成果。我将首先介绍一下内格里的简单经历，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其著作的理解。
       内格里193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帕多瓦，23岁时以研究德国历史主义方面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随后的1957—1958年中，他师从沙博（Chabod），在那不勒斯的克罗齐历史研究所学习。1959年，他获得了法律哲学方面的教职，按当时意大利的标准来看也是很年轻的。1967年，他在帕多瓦大学任助教。就在那年，他又获得了国家学说方面的教职。在与保拉·米奥结婚后，1964年生了一个女儿，1967年又生了一个儿子。
       在帕多瓦，20世纪60年代晚期，一个著名的学术团体开始形成，包括塞尔焦·博洛尼亚、卢恰诺·费拉里·布拉沃、费鲁奇奥·甘比诺、圭多·比安基尼、山德罗·塞拉菲尼、阿利莎·代·雷以及马里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她的女权主义理论引发了一场国际大讨论）。他们使政治科学研究所成为意大利国际国内激进思想的重要阵地。
       除了学术活动，内格里还积极投身政治和新闻工作。1956年，他已成为帕多瓦大学学生杂志《公报》的主编。1959年，他作为意大利社会党党员当选为市议员，主编该党在帕多瓦分部的党刊《前进威尼托》。直到1963年，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这一年，意大利产生了第一届中左联盟政府（即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与社会党联合政府）。也是在这一年，他离开了社会党。1963年夏天风起云涌，威尼托也经历了一场迅速的变革，从一个沉睡的乡村变成了城市和工业中心。在这一阶段的意大利，共产党的目光从国内转向了国际事务（比如，促使意大利退出北约），意大利工人阶级也很少联合和组织起来。但内格里正是在这些工人中展开其工作的。1963年8月，《前进威尼托》发行了副刊，题为《工人力量》。同月，内格里、保拉·米奥和马西莫·卡恰里（著名哲学家，后来的共产党国会议员）在马格拉港这个石油化工中心组织了一个阅读《资本论》的工人学习小组。在同一时期，一本名为《红色笔记》（Red Notebooks）的杂志开始在都灵发行，但其编委会分布在米兰、罗马和帕多瓦等地。《红色笔记》在赖尼奥罗·潘齐尔里与罗马诺·阿尔科蒂的指导下率先宣传工人阶级自治理论。内格里、博洛尼亚、马里奥·特伦蒂、阿尔贝托·阿索·罗莎和意大利其他许多优秀左翼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该刊的工作。后来，它又友好地分裂出了同一领域的其他报刊，包括《工人阶级》、《反计划》等。到1967年，《工人力量》已经成为了马格拉港周边石油化工厂工人们的一份杂志。内格里在这儿的合作成为他后来与许多别的刊物合作的基础，比如恩佐·帕齐编辑的哲学杂志《非此即彼——哲学与文化杂志》，以及民主派文职官员们的刊物《批评家的权利》，后者经常发表一些法哲学方面的文章。
       动荡的1968年几乎给法国带来了一场革命，但这场运动在意大利从1967年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在欧洲其他地方，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互影响，但彼此独立进行，在意大利它们却结合在了一起。到1969年秋，内格里政治活动的重点是大工厂以及工会很少关注的如下问题：安全，降低生产线运行速度以及工人的纪律。1969年秋，许多团体汇集到左翼意大利共产党旗下，这些团体包括“持续斗争”、“工人先锋”、“学生运动”（后来是“工人与学生运动”）和《工人力量》杂志。这些政治团体及其杂志都把内格里看成是它们最重要的理论家。这些团体一直坚持到1973年，这一年，共产党通过“历史妥协”政策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使许多尚未发展起来的左翼团体自行解散了。
       到1973年，内格里的许多基本思想已经形成，而且就是在这一阶段，“工人自治运动”明确开始了，它发端于工厂内的“自治委员会”。现在，这些工厂中充满了年轻工人，他们精力充沛，而且敌视各种符码化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政党，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他们拒斥60年代的各种组织形式，认为它们是无效的和重复的，要求重新界定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从而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些主题把行为极其不同的各种自治组织联合了起来，包括妇女团体、学生、工人、激进青年、文化人士、生态学家与环保主义者以及激增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各种“自治”团体，后者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分析常常忽略的。在博洛尼亚，诸如“爱丽斯电台”等自由电台在所谓的“春季叛乱”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使很多自治主义者走上街头，抗议各方（包括工会和共产党）加诸工人身上的“紧缩”与“奉献”的政治。
       这次抗议给内格里带来了致命影响。发生在帕多瓦大学的一系列示威和集会活动引起了混乱和破坏，包括对政治学院的破坏。当抗议活动扩展到该城的其他区域时，有人指控是内格里引发了骚乱，并控告他煽动暴力行为，并将之扩大到全国。就在这时，他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犯罪指控。于是，他逃到了巴黎高师。尽管在1977的后几个月里，他洗脱了罪名，而且在这年底回到了帕多瓦继续教书，在1978年至19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在法国生活、任教。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显示了这一时期骚乱的印迹，但后来几个月里的情况对它的影响更大。1979年4月从法国回到米兰后，内格里就被控入狱，警方怀疑他与阿尔多·莫罗死于“红色旅”之手的案件有关。该组织是70年代成立于意大利的另一个新组织，但内格里与之并无明显的联系。尽管“红色旅”的许多成员以前曾经加入过“工人力量”等组织，但其精英风格的策略和“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明显地与那些强调参与性的自治“运动”团体没有太大关系。《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出版时（它登上了意大利非小说类书籍畅销榜），它的作者却被关在监狱里，最终的指控是参与“颠覆活动”，尽管大量关于他的严重得多的其他指控充斥着意大利报纸的头版头条。近20多名与“工人自治运动”相关的教授、作家、记者和其他人与内格里同一天被捕，他们被宣布为躲在“红色旅”背后的秘密操纵者，并要为前十年发生在意大利的各种恐怖主义行动负责。在内格里的案件中，早期指控宣称在一段“红色旅”给莫罗夫人的电话录音中可以听到内格里的声音，当时，首相莫罗被“红色旅”扣为人质。
       
       4月7日的大逮捕，尤其是内格里的被捕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在意大利，由于没有彻底清除残余的法西斯主义立法思想，因而就没有全面地在“正常的”法律程序中废除允许在审判前拘留的法律条款，这种情况持续了12年。由于等待审判的时间被年复一年地无限延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意大利的政治权力滥用了刑法系统。任何人都坚定地认为，如同内格里的任何一部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他支持意大利的极左政治团体，甚至共产党。然而，有罪判定的证据，无论是司法上的还是法律上的，却从未出现过。
       内格里在狱中一直呆到1983年夏天。在一场由激进党发起的运动中，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足够多的选票，领导激进党进入了意大利议会。意大利另一条未经全面试行的法律条款允许议会成员免予刑事诉讼，因此在随后的辩论中，内格里获释。1983年夏末，内格里在意大利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而同时议会却在激烈争论他是否应在议会获得一个席位。最后，1983年9月，当这场辩论开始不利于他时，由于担心再次入狱，他失踪了。大家都认为1983的整个秋季到1984年初内格里回到了巴黎。1984年，内格里的身份要么是囚犯，要么是自由人，或者两者都是，正像他在给《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美国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政治流亡。
       对那些不熟悉“工人自治运动”的一般词汇的读者来说，了解必要的术语是很有帮助的。由于意大利明显的地域政治传统，以及由南部地区的移民工人引起的60年代早期的冲突，《红色笔记》很早就开始关注工人阶级中的新成员。由于“霸权”（hegemony）一词暗含了一种受制于资本关系的静态的、消极的工人阶级形象，他们提出了与该词相对的“阶级构成”（以及“政治上的再构成”）概念，来指代工人阶级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工人阶级在自下而上的斗争中，在“对抗资本的趋势”中的范围、整合和一般特性。这样一种对新的、集体主义的工人阶级主体，或历史变化主体的探索导致人们对“不同环节”，对更“高级的”、更“社会化的斗争领域”的关注。这一领域由不同的阶级成份构成，与各种组织形式（比如政党和工会）具有不同的关系，具有不同的“革命”战略目标和内容。由于60年代面向“普通工人”的许多组织形式被认为是完全局限于凯恩斯式的计划发展策略中，局限于“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和“劳动价值”，因而采取了政党和工会之间的调和形式的“工人自治”运动就被看成是针对现实的一环，它立足于反对工厂外的资本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完全社会化，或者说是反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工厂”。如果说在苏联方面，社会主义是实现生产劳动，它只是导致了生产力的有计划发展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那么，当前的“环节”将会把“需求的实现”当成其目标，而且这将通过“拒绝工作”来实现。如果工人的劳动对资本家而言只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话（对马克思而言，劳动的价值不可能“外在于”资本），工人阶级“自治”运动表明目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产生了分歧，它不是立足于工人的需要这一“普遍的社会利益”，而是与这种社会需要相抗衡。这种通过拒绝工作而体现的趋势完全朝向一种“内在的共产主义”。在斗争的这一“环节”缺少这一策略，共产主义可能会被无限期推迟。这种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运动将是一种“阶级的自我发展”，这是一场为重新分配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此，资方的回应就是通过操纵危机来发展工作；通过“社会控制”，即通过政府手段来加强劳资关系，并且不支付超额工作的工资。这就涉及了“社会工人”概念，它是“普通工人”向资本的社会再生产或“再生产”领域的延伸。劳资双方就如下领域展开了斗争：未付酬的劳动、家务劳动、教育、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性，也就是所有不带工资形式的劳动关系。在生产领域或工厂中，斗争围绕“政治工资”展开，或要求取消等级制的、区分性的资格或统计系统。资方操控危机以强加工资与工作关系的方法被称为“危机体制”。这是对大量复杂概念的粗略解释，尽管这有助于读者读完目前的这一卷的一些段落，但却无法取代认真阅读“工人自治运动”的大量文献。■
       注释
       ① 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Inc,1984
       [刘长缨：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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