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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唐纳德·布里恩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文章属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文章提出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三个指导原则，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也指出了中国银行改革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经济改革背景下的中国银行
       全世界都在观察着中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国家逐步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庞大的规模和惊人的增长速度的合力将使中国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执行谨慎的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低成本地生产日益复杂的工业品上超越了其他国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广泛，也越来也复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国，仅次于美国。伴随资本流入中国的还有现代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商务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该曲线表示的是一种商品的平均成本与生产者的累积总产量之间的关系。——译者注）。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资金已经开始直接投向国外了。一直以来，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外国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这些对于加拿大都是很重要的资源。
       中国的生产效率对产品价格产生的双重影响抑制了全球的通货膨胀。比如在过去10年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价格下降了50%，纺织品价格下降了40%，这些都直接与中国的出口有关。同时中国从这些购买廉价产品的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外汇。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积累这种纸面财富（paper fortune）的愿望和能力使得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工业国可以享受没有通货膨胀的消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作为主要的信贷提供者，使得美元利率和与美元利率相关的其他货币利率，比如加元利率，比它们应有水平更低。这在国际金融中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一个人均GDP1500美元的国家借给了其他国家1万亿美元。
       中国对于工业原料比如石油、铜和镍的巨大需求，可以解释这些工业原料价格结束了一个世纪的颓势之后而走强的原因。作为工业原料出口国的加拿大正在从这种繁荣中获利。这个效果显然可以通过坚挺的加元而体现出来。
       在中国，这个转型中的国家正面临着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日益扩大的分配差异、大量的国内移民、打碎了的铁饭碗、政治腐败和无法处理好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关系的财政体系。规模越来越大、怨气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频繁的抗议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安定，这对于一个把社会和谐放在首位的国家而言是令人困扰的。
       本文将探讨银行和金融课题，这是在中国特色经济改革中一个令人费解但是日益关键的一个部分。在30年改革的大多数时候，中国稳步而成功地实现了各种市场化：农业市场化、内销和出口产品的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化。不过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必须面对一个具有明显的中央计划体制色彩的金融体系。这种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是国有计划金融体系的继续，对国有企业格外关照些。中国有意识的市场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银行体系的相应改革。就金融对转型自身的重要性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就更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而言，银行体系一直以来的脆弱和低效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性又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是个不祥的信号。
       根据戈德史密斯法则（Goldsmiths Law）,经济发展中的令人不安的循环，与脆弱的金融和不稳定的经济有关。戈德史密斯非结论性的发现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强有力的国家主义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以及迅速的经济增长迟早都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崩溃。脆弱的金融机构、缺乏经验的央行体系、缺乏效率的中介职责、货币总量的波动、缺乏信心和热钱的涌动纠集在一起，会削弱和破坏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通货膨胀、高涨的利率、累积的坏账、国内对银行的压力和国外对货币的压力（这两者都对汇率产生破坏性影响）——这些构成了一种破坏性的旋涡，它是经济增长中的危险面，而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之上的。
       中国也许会打破戈德史密斯法则。兴衰循环的更替越来越缓和，通货膨胀率低，人民币坚挺，出口强劲，税收增长。同时，就银行体系而言，中国已经致力于金融机构的建设，虽然在市场化改革中有点迟了。中国是否设计出了转轨的范本使得它能够应对这种脆弱的金融体系，这一点很值得探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因素也许能够解释在缺乏严密的金融体系状况下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
       首先就是中国现在正在享受的人口红利。出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人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极其高。中国的储蓄率接近收入的40%。
       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激活了内资的投资活动。这几年的平均情况是，从经合组织成员国向非成员国的直接投资中的60%流向了中国。跨国公司通常与全球银行体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效率不会受到中国银行体系的影响。
       最后，中国的货币政策似乎精准地补偿了金融体系中的结构问题。高的储蓄率掩盖了有些偏低的储蓄投资转换率，这显示出银行体系近乎无能的中介职能。同时人民币的流转速度，比如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速度，相当低。如果流通速度慢，补充货币就只能依靠货币发行。事实上，中国的M2（流通货币加上银行储蓄）总量已经达到GDP总量的150%，这大大超出了国际标准（美国的比例为70%）。
       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吗？我认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会毁于金融风暴。中国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任何金融风暴。在国际金融体系中，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具有强大的力量和信用等级。总之，中国银行体系不会轰然倒地。问题并不是银行体系的崩溃，而是在中国日益繁杂的经济关系中，中国银行可能无法很好地为之提供服务。基础性问题的改善还需要时间，不过已经开展起来了。中国的问题还有资本的不当配置、落后的风险管理制度、松散的宏观货币机制。麦肯锡认为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每年将为中国创造不少于3200亿美元的GDP总值。
       本文希望勾画出中国银行体系的框架，为正在进行的银行改革提供参考。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否要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是个问题。亚洲银行改革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就是调整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建立起来的传统，而重新定位银行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亚洲银行模式中，居民储蓄汇入银行，而投资的决策是由国家计划作出的。这些观念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消除影响。而西方的银行角色是在储蓄者和分散独立的投资者间建立通道，实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真正致力于建立市场导向的银行体系。
       指导改革的三个原则
       中国是一党制的国家。执政党可以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领导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正是这次被称为现代化建设的改革，把中国从一个封闭饥饿的国度转变为一个令世界敬畏的经济力量。
       我们西方人可能对这种制度不太习惯，但这确实是一种能使全国快速行动的政治安排。不过，缺乏制衡力量的政府体系也难以避免在政策目标和决策智慧上出现问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的领导们常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目的和出发点。有三句话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和社会重构的动机、方向和建构是很有帮助的。
       上溯到1978年，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承认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计划。目标很明确：改变全国的贫困状态，让国家富裕起来。这种改革确实是需要的。有句话精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
       接下来的改革就是这样谨慎、尝试、渐进地进行的。这种阶段性改革富有成效的工作包括确定改革的顺序，从关系相对简单的农村开始，允许农民出售农产品以换取收益。不久越来越多的产品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农村劳动力开始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进入工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济特区对外资开放。随之而来的是最大的挑战，即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国有企业在当时的体系中承担了复杂的社会功能。而第三产业（服务业、批发业、零售业）和金融业的改革则留给了下个阶段。
       
       从改革之初起，决策人就饱闻修正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及随后毛泽东逝世和邓小平复出，终结了理想主义的争论。邓小平说：“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品的灵活与毛泽东的严谨和理想主义形成了对比。挣脱了理想主义的枷锁，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效、富有生产性的增长阶段。
       最后，在市场导向的改革深入进行的时候，政府决策者们发现一些能够由市场有效完成的工作，却成为了政府和国家的负担。“抓大放小”，意思是保留和改革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重工业和银行业等重要产业的国有性质，而允许中小企业对私营资本放开,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让它们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这三条原则——关于理论（黑猫白猫论）、过程（摸着石头过河论）和优先权（抓大放小）频繁见诸国家的正式文件、富有煽动力的演说和关注着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试验的观察家的文章。
       中国的银行：
       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的银行改革正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关键的几个问题在于：银行制度体系演变的三个阶段；不良贷款的处理；银行业的监管、规制和治理；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大背景下的银行业。
       在对外开放之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只有一个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第一步始于80年代早期二级金融体制的建立。人民银行成为了中央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专业银行成为了这个体系的第二级。四大银行都是100%国有的，出于实际考虑，这些银行存在至今。在改革的初期，专业银行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开展商业和消费信贷业务。
       第二阶段始于1994年四大银行开展政策性贷款业务，这标志着银行业中央计划时代开始结束。三家直接对国务院负责的政策性银行承担了这部分功能。情况如下。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中国农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功能。它提供贷款以供特定农产品（粮食、油、棉花、肉、糖、烟草和羊毛）的购买、运输、销售和储存，也为加工企业提供贷款。其资金来自公有部门并管理其国际贸易。
       国家开发银行，承担中国建设银行和部分中国工商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功能。国开行致力于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投资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承担了中国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功能，尤其是支持贸易和银行间交易业务的功能。该银行为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公司提供担保和政策性贷款。
       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债券充盈资本。它们只接受非常少量的存款，而这些存款无一例外全部来自国有部门。政策性银行资本总量增长很快，全部银行贷款的10%来自政策性银行，这也证明了国家指导的商业金融的继续存在。
       1995年颁布生效的《商业银行法》明确了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银行地位，遵循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谨慎性、盈利性、风险规避、流动性和自负盈亏等市场原则。尽管如此，政府干预，比如严格控制存贷利率，仍然限制着幼稚的商业银行的市场决策。
       第二阶段的改革仍然是由高层控制的市场化改革。此时仍然没有一个银行监管机构。199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了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以促进改革。
       首先，政府发行2700亿人民币（约合330亿美元）特别国债以充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其次，取消了贷款指标，银行实行资产负债管理。最后，也是标志着银行改革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重要举措就是中央政府将14000亿人民币（约合17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剥离到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银行体系中大部分的不良贷款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银行作为中央计划的出纳，只是简单地将资金从中央政府汇入国有企业和负责基础建设的政府部门和下级的政府机构。这些后来成为不良贷款的资金是一些并不被期望成为优质贷款的资金。在中央计划下，银行没有自主权。中央经济政策向银行传达，而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度机制中没有位置。放松或者紧缩银根都由指标控制。
       即使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银行业改革的紧迫性位居产业调整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后的时候，银行仍然承担着强加其上的不良贷款。银行体系位于马克思主义和市场之间。一方面，银行背负着资产负债表上无法偿还的贷款；另一方面，可能影响中国银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更危险的因素就是，中国的银行缺乏商业驱动力，缺乏盈利经营的历史，缺乏信用文化，以及作为国有企业缺乏自主意识。如果有解决办法的话，这个办法只能来自高层。
       不良贷款妨碍着中国稚嫩的银行体系，使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结构不完整。中央的决策是有效的。国家出资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金额购买下不良贷款，之后折价出售给金融机构，包括外资买主。
       四大国有银行分别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资产管理公司仍然受制于中央银行、证监会和财政部。现在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经贸委推荐的，而不是资产管理公司自主选择的国有企业进行债转股。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中央政府国企改组计划的一部分。
       资产管理公司的当前的任务是为大约1万亿银行不良贷款买单，而这些不良贷款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造成的。长远目标是振兴亏损的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出售股份来增加其股权的流动性。当然，结果如何还需要观察。
       资产管理公司对于银行业的市场化至关重要。这些从50年代以来政府指导放出的国有银行的债务负担交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使得四大国有银行能更好地基于客户的信用资质采取信贷政策。随着不良贷款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清除，中央银行还向其注资以优化资产负债表。这是中国银行业体制新旧交替的根本特征。接下来就要培育商业银行文化了，这是改革的第三阶段。
       “股份制改造”指的是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境内外上市。200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选择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股份制改造的试点。选取问题较少的这两家银行作为试点，逐步扩大到其他银行。
       国家动用225亿美元外汇储备补充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金。这笔资本金和未分配利润一起抵消了1930亿元（约合230亿美元）的贷款损失。两家银行出售了1930亿人民币（约合337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与1999年按照账面价格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不同，这次是在资产管理公司内部实行竞标出售。中标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按照账面价值的六点九折购得这些资产。
       根据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设立银监会来监管银行治理改革。这时，中国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承诺金融业开放时间为2006年底。根据规定，在一家银行，单个外资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外资总额不能超过25%。
       2004年进一步修订了银行相关法律。强化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而不再具体监管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统计管理暂行办法》指出新成立的银监会监管全部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并且采用国际准则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同时，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免除了银行向国务院批准的项目提供贷款的义务，并允许从事国债、外汇交易和信用卡服务。
       银行业良好的治理原则在金融界都是一致的——比如，明确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指标，可靠的信贷决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和透明的报告制度。中国正在建立的是银行界的传统规则；而这些规则运行的环境是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国急不可待地要建立起一套监督治理和运转的良好秩序，可是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设计和运行一套市场导向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实在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
       
       随着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试点，中国的银行改革逐步进入了深水区。同时中国还直接或间接向外国学习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结算银行这些组织的外国专家提供了现代会计方法、信息处理技术和风险管理程序等技术帮助。中国也依靠自己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银行治理、管理、规制和监管的范例。通过在银行和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间接地接触到典范的银行实务。
       银监会颁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为确保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成功而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两家银行都将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以改变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
       银监会还为两家试点银行提出了7项指标以比肩全球百强银行。
       （1）净资产回报率在2005年最少达到06%，2007年要接近国际100家大银行1%的平均水平；
       （2）保证注入资本的回报，净资本回报率2005年要达到11％，2007年达到13％，过去十年世界百强银行的成绩是12％—14%；
       （3）成本对收入的比率要保持在35％—45％的国际百强银行平均水平；
       （4）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比率控制在3％—5％的范围内，过去十年中世界百强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在2％—3%。
       （5）根据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务必保持在8％以上。
       （6）一家银行对于单一客户的授信总额不超过资本净值的10％。
       （7）拨备覆盖率指标，即拨备和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余额之比分别达到60％和80％以上，07年底之前还要提高这一指标，过去十年世界百强银行的平均值为100%。
       失衡的中国金融体系
       中国的银行系统改革的任务集中体现在为实现金融现代化所必须进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改革上。这种改革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金融系统的突出特征在于银行的主导性作用。根据2005年的数据，与其他12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在四个因素方面的比较而言，中国在工业与消费领域的金融业务有72%由银行承担。印尼、泰国、印度、日本等国家没有这种现象。
       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中国银行承担的政府债务的相对比例较小。政府债务在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中，作为保证流动性与国债利息支出保证的作用较大。在中国非金融机构的比例相对较小，中国的债券市场无论是投资银行、债券发行代理人还是债券中介机构都不发达。同时，这四个因素中中国银行15%的准备金率以国家标准衡量的话，其水平偏低。
       虽然美国的金融系统不见得是中国必须效仿的模式，但与中国的金融比较而言，美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式。究其特点而言，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效率高，且具有高度的技术灵活性。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两倍，而其流动性是中国的十倍，其银行贷出却只占19%。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银行在中国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银行资产是GDP的160%,而加拿大则只有75%。
       中国银行资产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个人储蓄巨大；二是数目更大的企业存款。中国企业被要求在银行有一定数额的现金以作为贷款保证金，这提高了现金与贷款的比例，而降低了银行对产业的投资效率。
       一些企业甚至在银行存有大量的现金，因为企业无法发现有利的投资机会，也因为它们无法对股东分红（许多企业是国有企业）。一部分企业在银行存有大量现金是因为它们缺乏汇票及其他信用保障，以满足它们对流动资金的要求。同时也因为银行支付系统的低效率妨碍了许多企业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的现金流通。
       中国金融系统在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有了一定变化。1994年正是商业银行法实施的年头。在这期间出现的变化主要是银行存款、政府债务、企业负债以及资本金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的债务与资本金所具有的功能。
       中国金融系统对市场经济而言有些功能尚未具备，包括基金、股市与其他资金市场。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开始逐渐具备某些金融功能。同时企业的资产和债务也开始逐步产生作用。应当承认，保险市场的经济功能比起银行的贷款行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在某种程度上，金融的基本作用是促使资金由储蓄者到投资者之间的流动。同时，分散风险，对风险水平进行排序，其所具有的保险功能应该是高于银行的。
       不过金融系统的健全是一个伴随着法律法规健全的一个复杂的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国的金融改革是银行体系和证券体系的共同改革，前者的力度会更大些。不过这种轻重关系却不利于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产品等这些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和市场的发展。这会增加产业资本的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中国金融体系是否最终会演变为类似德国和日本的银行中心的产业金融结构受制于现在银行体系在金融中的主导结构。这种结构区别于英美的证券为主银行为辅的金融体系。
       关于混业经营的争论
       在众多银行业结构的问题中，管理者们现在尤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金融机构必须分业经营。在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曾经是被严格要求分业经营的。而另一个可选方案就是在一家综合金融机构实现混业经营。
       加拿大人很清楚，各自独立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信托保险公司曾经是我们金融体系的特点。出于对银行的不信任，旧的制度设计要求三者分开经营。而现在的银行则是包括投资银行业务、信用卡业务和外汇交易业务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美国从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到最近几年才解禁的分业经营令，源于商业银行过分热情地介入股票市场投资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1933年通过的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宣告了混业经营的结束。后来，对大萧条的成因有了其他的解释，而且研究者和管理者认为分业经营阻碍了金融创新等金融服务的产生。于是在1999年废除了这一法案。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中国是产业激烈调整的年代，此时的银行业改革却仍处在初期阶段，整个金融体系中只有少数几家大银行。由于缺乏适当的管制和监督，银行管理经验不足，并且缺乏内部控制和会计标准等原因，银行业此时陷于混乱。在90年代早期，决策者们就感到了产生于商业银行的混乱，并且要求商业银行停止其各自分割独立的内部交易和信用卡业务。
       1993年止，中国批准成立了90家证券商和386家信托投资商。大约145家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准经营外汇业务。
       显然是受到了美国终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影响，周小川指出了混业经营的天然优势，比如刺激金融机构处理好不良贷款和财产风险。总之，作为智力密集的银行业需要在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创造性的缜密的思考。
       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混业金融结构。当然，这是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金融银行业改革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这场在经济改革开放背景下进行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现代化革新的成败有深刻的国际影响。中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总量和持续的经济增长，都意味着中国的变化会影响我们所有人。
       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巨大的潜力和与世界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是世界关注它的真正原因。因为，一个封闭落后的中国是世界的损失；一个开放进步的中国是世界的财富；而一个动荡的中国是对世界的威胁。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发展经济。25年的改革使4亿人脱贫致富。金融业的调整还需要时间。银行金融系统的改革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如下变化：改善了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利率调整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强了控制贸易和资本内外平衡的能力；将金融机构的经济功能适当地转移。
       金融专家们认为一个运转有效的银行体系对于均衡增长是必要的。不过，中国经济在低效的金融体系下稳定增长，原因包括人口红利、高储蓄率和精明的货币政策。1994年人民币的贬值对于几年之后的亚洲金融风暴是有影响的。同时中国坐享贬值的好处——通胀率下降和出口增长。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会要求日益完善的金融体系来实现上述四个目标。
       我研究了中国金融和银行制度改革的大部分内容，但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只是沧海一粟。中国人相当有耐心。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银行业改革是重要挑战。相较于其他行业，银行业更加依赖于制度建设。中国在制定法律法规和设置革新的速度上相当谨慎和富有灵活性。
       国际金融市场乐于称“共产主义的溃败”为当今国际经济的转折点。不过这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共产主义并没有溃败。中国仍然是一党执政。市场体系不是政治体系。不过在市场导向经济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建立起更多元的政治体系将对全世界的长远利益更有益。■
       ［吴剑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敖文：北京吉利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