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07年10月8日美国http://mrzineorg网站刊登了詹姆斯·M塞弗题为《从军事凯恩斯主义到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军事支出对美国经济的重大作用，认为战后以来军事开支已构成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重要部分，冷战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形式，冷战结束后表现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军国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新军国主义
       总体来说，美国民众与军方事实上有着深远的联系，这种特殊关系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二战”的经历。这次战争从参战部队的死伤人数来看，美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美国经济却因此从萧条转向了繁荣。此外，在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方散布了“进攻性防御”的新军事学说，这意味着“二战”后，华盛顿将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不惜用巨大的赤字来捍卫其领土。然而，战争带来的灾难却转嫁到了其他国家亿万人民的头上，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经受着帝国主义战争和各种外来干涉。美国这种经济复苏与巨额军费开支（如果不是战争就不会有）之间独特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1945年到1989年，华盛顿进行了六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在1989年到2003年期间，美国又实施了九次这样的军事行动。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一个新的因素又融入了这种关系中——高科技，这就导致一种幼稚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开始流行：地球上有“好人”与“坏人”，高科技战争既能消灭坏人又不会伤及无辜平民。但之前的战争，好人也会连带伤亡。随着对别国干涉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着迷这种所谓的科技战争和各种军事行动。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为了击退越南综合症，政府提出了娱乐战争的说法。因为保守派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不支持干预第三世界的战争，这正是越南综合症的表现。娱乐战争的宣传成功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科索沃战争对应了这一提法，因为美国与北约空袭了前南斯拉夫——但却没有造成美军伤亡。
       越南战争后的军事方案变得简单了：速战速决。在理论上，大部分美国民众支持军事行动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并且他们愿意相信——就像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那样——美国只进行正义的战争，军事规模也处于合理的水平。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军事行动是正义的、锐不可挡的，但一旦公众面对这些政策造成的无法回避的不如意时，他们的这种好战热情又会减弱。
       整体霸权与有限度霸权
       在经过强烈抗议和深入分析越战后果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冷战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选择——根据里根总统的摩尼教观点，这是一场关于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战争。因此，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巨人开始在全球设立军事基地（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小型设施的数目已经超过了3000个）。我们从1949年起就听到强烈反对此种行为的声音——尤其《每月评论》和每月评论出版社的保罗·巴兰和IF斯通毫不畏惧地挑战主流的政治观点。但是这些声音在当时的影响很有限，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每月评论》对美国的军国主义分析才显得日益重要——特别是哈里·马格多夫的工作——提供了理论分析的起点。作为越南战争的后果，冷战式的军国主义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保守派所谓的越南综合症。没有人比职业化的军队对此了解得更多。
       让美国的军国主义回到一种无可争辩的、完整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思想是政府长期追求的目标，而“9·11”事件之后这个目标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实现。美国2003年发动的令人震惊和恐惧的伊拉克战争是属于恢复其军国主义地位的首要的意识形态之战，战争背后是美国势力的自由扩张，因为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向世界证明了：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反抗都会受到惩罚。根据设计师们包括保罗·沃尔福威茨、理查德·珀尔、道格拉斯·费思、迪克·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或其中的一些人）设计的新模式，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时代正在日益得到巩固。
       美国政府特别是五角大楼，也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不时会听到批评或抗议的声音，那种主张高科技战争的乐观主义说法甚至在政府部门也被认为是一种幻想。尽管如此，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很久一段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设计师们还是热衷于通过攻打伊拉克，来展示他们构建军国主义的决心。对美国来说，采取任何形式的先发制人的攻击都将给国家带来长远的利益，因为这样会遏制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他们意识到不服从美国将承受不稳定或入侵的苦果。与此同时，大部分美国公众坚信美国的军事行动都是正义的，可以依靠民众的支持——包括他们的税收、忠诚以及积极参与的热情、膨胀的心态，来重振军国主义。
       然而，他们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被入侵后的伊拉克2006年秋季的局势已证明了这一点。“高技术与没有科技”之间的战争（非对称作战），正在伊拉克处于胶着状态。与此同时，阿富汗（已经五年了）的战争形势也在严重恶化。在阿富汗，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们提供了世界上87％的鸦片。
       美国公众为克服越南综合症而采取的行动，使美国军国主义所追求的整体的和不可置疑的霸权主义成为泡影。好战的设计师们和他们在国会参众两院中的支持者们——他们中很多人曾被“9·11”事件吓坏了——想指望金钱、忠诚、热情、信任、（记者为首的）极端爱国主义以及美国公民的近期注意力来形成整体霸权，但是他们非常缺少工薪阶层的参战者们为之浴血奋战的呼应。
       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军人数超过了3000人（不包括未公布的美国非军方安全部队的死亡人数），伤残人数达到了这个数字的数倍，这在以前战争中从未有过。
       自越南战争之后，面对这么大的伤亡，赞同美国军国主义的主张不会持久。随着伊拉克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攀升，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率也逐渐下降。由此可见，与其说美国获得了整体霸权，不如说靠军国主义仅仅取得了有限度霸权。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军事力量部署的群众基础十分薄弱和有限。
       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
       “二战”后，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预测美国经济将进入萧条。但是“二战”期间配给制下被抑制的需求，在战后一段时间内推动经济大幅扩张。随后，1948年至1949年经济似乎出现摇摆不定甚至可怕的停滞。与此同时，在政治、战略和地缘政治等领域也发生着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核武器的成功爆炸和中国毛泽东武装力量的最后胜利，这些都发生在1949年。1949年中期美国爆发了一次经济衰退，它暗示着更多的经济衰退即将发生。同时，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部门的顾问们确信，美国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发明一种极其尖端的武器——氢弹——来超越苏联并保持军事上的长期优势。
       随后，在国防部和政府各部门的参与下，美国展开了一系列的高水平的秘密研究，它将决定美国以什么样的军事姿态，来面对这些（和其他）被杜鲁门总统和两党政治精英们看作突发的敏感事件。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机密文件（NSC-68）直到1975年解密才为世人所知。在NSC-68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美国经济生产过剩，长期高额军费开支可以刺激经济——通过吸收美国工业中的失业人员和开发未利用的生产能力对就业和消费产生乘数效应。这个文件的广度和综合性——无论是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创造性还是对经济方面的针对性——都可以说前所未有。包括“新美国世纪计划”和“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21世纪计划”，这些都是要效仿国安会68号文件。
       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紧张氛围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防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新的国家安全机关共同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府机构群。它们就是国家安全网，NSC-68号文件为支持形成军工产业复合体这种“铁三角”关系提供了观念上和理论上的基础，这个“铁三角”融合了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政府政治工具、五角大楼的领导和职业军队等各方利益。
       
       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军备竞赛也随之而来。显然，杜鲁门和其他政治精英及制造业部门（或公司）的领导们，都确信高水平的政府支出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哪怕偶尔出现财政赤字——会刺激经济增长并保证不出乱子。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要与充分就业和工资上涨问题相关。在新的经济模式下工会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几乎所有主要的军事承包商和分包商都与工会在高工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环境方面进行协商合作。许多合同都采用成本加成的计算方法，所以支付不断上升的工资不成问题。其他合同成本超支也没关系，因为军事服务对成本漠不关心，它们惟一真正关心的是武器系统的性能。
       定期增加军费开支成了政府刺激经济的便捷手段，它可以战胜经济的衰退，并且也可以避开保守主义所认为的为反周期而增加公共债务会破坏人们对经济的信心的观点。可以肯定，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持续扩张最长的经济周期——增加军费开支造成了所谓的经济过热并伴随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撇开这段期间不说，其他时期增加军费开支也曾在经济复苏中发挥过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巨大的财政赤字加上冷战结束，致使增加军费开支的政策受阻。这些都是NSC-68号文件长期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然而，还是有一部分的遗产在20世纪70年代的尝试中被淡化了：缓慢而稳步地对美国本已形成一定势头的劳工运动进行正面打压，以此作为阻碍利润下降速度的基本方法。到2006年，美国汽车行业工会——这个在所有工会中的最成功者，似乎也陷入了死胡同。军费开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它比1950年至1973年期间所起作用小，但是军费开支与为美国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之间的联系早已被割断。现在军事承包商一般很少关心自己的工会，并且争取搬迁到那些压制工会的国家去生产。同时，20世纪70年代“铁三角”的氛围已经改变，工会也成为这个“铁三角”中利用其政治影响来支持雇主所想要的合约的重要力量，因为企业精英和国家管理人员放弃了凯恩斯主义中的资本—劳动利益一致性的观点。
       继越南战争的灾难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发生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不是巧合。在美国，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目标是通过军费开支来实现的，这可以提高大公司的利润率，创造出诸如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并有助于形成抵抗经济衰退的各种政策。而那些降低失业率、提高工资、提供工人保障等目标，已不需要过多考虑。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里，即使是军队都尽可能地被私有化了。任何能够料到的有军事部门参与的活动，都要从是否能为私营部门带来一般利润的这个角度进行考虑，如果给马铃薯削皮有利可图，那么这项活动也将移交给私营部门——假设这种改变不会对军事人员履行其职能产生负面影响。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很多军事行为和维修活动也曾转让给私营承包商，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私有化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私有化模式的逻辑非常简单——每10亿美元的军事设施开支，就有很大比例将在私营部门循环并产生利润，他们可以从事提供食品、看守囚犯、修建工事等活动，除了成本之外，工资或者福利都比较低，因此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
       这种模式现在在伊拉克正合时宜，在那里私人承包商（经营一个超过十万名雇佣军的非官方军队）明显地已经获得了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的机会。结果，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额外产生一个新的军工产业复合体——大量的承包商暗地里从事军事工业，利用巨额的军费开支来获取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在干预和重建项目这种高利润的生意中。
       依据总统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重新确定了一些国家，要求这些国家开放边界，允许贸易和投资活动，并要求它们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规定，主要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把财政负担从资本所有者转移到劳动力身上）。这种新自由主义使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不能控制国内资源、并且以合适的方式利用它——比如使其运输系统或卫生系统国有化，或通过国有企业维持其对石油、天然气和矿石的控制权。
       同时，在伊拉克的国家建设中，华盛顿正在建设至少四个先进军事基地、十个持久的或者应急的基地，这些基地能提前筹备大量的军用物资以备在中东、中南亚和北非急用。目前，美国经营着四个先进基地中的一个——巴拉德空军基地，在巴格达附近，那里的空运水平仅次于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同时，美国正耗资592亿美元建设巴格达大使馆，这是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兴建的最昂贵的大使馆。因此，伊拉克就如其他地方一样，所谓的“民主”政权实质上已经被剥夺了自主权的实际内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它都被迫遵循着一个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造。更可怕的是，它要长期屈服于美国驻扎于此的军事力量，而那些傲慢的大使们确保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这一新模式在这里实施。
       军国主义的宏观经济
       在军事凯恩斯主义时代，苏联“威胁论”成为增加军费支出的借口。“威胁论”的膨胀成为保持了军工产业复合体良好运转的润滑剂，它为私人部门提供利润，为工会工人提供工作，为军事提供用于破坏的小发明。苏联在1989年至1991年解体后，经过了短时期的迷茫，威胁论的膨胀再次成为增加军费开支的首要理由——这次军方同样接受承包商甘愿提供的新发明，但却没有了为美国劳工阶层提高工资和创造就业的压力。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哈维·塞普鲁凯指出当前这次威胁膨胀的发作是受他称之为“世事难料（主义）”（You Never Knowism）的驱使。
       “世事难料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指导精神，国家安全计划的文件都充斥这一思想。他们使整个世界都卷入了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之中，认为这个时代变化莫测，充满风险。他们声称那些各种各样的、非理性的威胁，已经取代了来自前苏联的简单的威胁，这就要求有制定计划的基本能力——在头脑中没有明确敌人的情况下增强军事力量。
       四年一度的防务审查报告（QDR）（即每四年起草一次用来指导美国的国防开支的计划性文件）仅仅是最新的例子。接下来是国家安全战略（2002）、国家军事战略（2004）以及国防战略（2005年），结果表明美国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包括对付敌对的混合恐怖势力，控制失败的国家、各种暴乱、拥有导弹的流氓国家，以及中国大规模的军队问题等等。
       “9·11”事件在美国公众中引起的恐慌，远远大于20世纪50年代，因为那时不可能出现苏联对美国领土有任何形式的侵犯。然而，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安全专家指出的，相对而言，对恐怖袭击事件的普遍担心没有多少现实基础——但它有利于推动越来越高的军费开支。
       美国人现在也许是历史上最安全的。但我们还是担心，我们被告知敌人可能会在内部制造混乱，然后毁灭我们，这种言论在不断滋长。我们也被告知这个世界仍然混乱无序，充斥着国内战争和恐怖主义，几乎在任何地方用任何一种武器都可以袭击我们。我们也听到我们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海盗拦截我们的船只、伊朗的核武器预示着灾难、中国正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等言论。然而，大部分舆论认为美国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臆想。
       由于公众对军费开支基本持接受和不加批判的态度，所以从1999年开始军费预算的扩大现在仍在继续。根据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编制的数据，最近十年（财政预算年度为1999年至2008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相对而言，国防部门在越战时期从1963年到1968年实际军费支出上升了357％，而1999年至2006年的实际军事支出却猛增了56%。估计到2008年，总体军费预算还会增加11%，比2007年增加幅度还要大。
       
       此外，实际上所有与军事有关的支出总额远远大于美国国防部直接预算的军事支出规模，精确预算国防支出的规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美国财政部门还是可以对名目繁多的合理军事开支做个大体预算，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美国军事开支总额大约比公众认可的预算多出百分之八十。以下公式简略说明了年度所有与军事有关的支出：
       军费总开支=国防部开支+国际事务开支×50%+科学和空间研究费+医疗费+净利息×81%+国土安全+其他支出。
       这里：国防部支出包括基本费用+原子能相关支出；国际事务支出的50％用于政府部门和为军事目的的援助；科学和空间研究费包括研究与发展太空武器及系统；医疗费包括所有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支出；净利息的81％每年支付联邦政府在以往战争和军事建设中欠债的利息；国土安全包括了为国土安全所花费的支出，不包括在国防部支出内；其他支出包括各种由于军费开支而产生的民用支出，如军事撤退。
       例如：在2003年，国防部的基本支出为3870亿美元，即每小时约4170万美元，而军费总支出却高达6863亿美元。2006年，根据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记录，预计国防部支出为5120亿美元，但预计的军费总开支却高达9298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2000年的美元币值为准），军费总开支也由1999年占GDP的59%上升到2006年占GDP的71%——这个数字远高于权威学者和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可的3%—4%的范围。这意味着从1999年开始在所有事务中，军费总支出一直是主要支出，更为重要的是军费支出也使得2001—2003年美国经济由衰退慢慢转向复苏，从那时起军费总支出出人意料地成为支撑脆弱经济的关键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减缓军费总支出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竟是净利息支出的下降。由于美联储从2000年5月开始大幅度降低利率，这使当前一轮的军备建设减少了大量利息支出。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2005年11月利率开始上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又增加了国防部的利息支出，本来净利息支出从1999年的234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1440亿美元，但2006年又回升到近1920亿美元。2001—2003年，军费总支出不但使利息负担下降了48％，而且还意味着军费总开支中的一大部分资金是在美国国内循环的，因为净利息的下降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军费支出被转移到国外去支付美国的外债。可见，军费总支出对2000—2003年期间经济的衰退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而不单纯是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军费总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上升问题。
       因为上述计算是对军费总支出的粗略估计，所以在一个重要领域的数字可能过于偏低，差不多达到500亿美元或更多：美国有15个情报机构，其中包括巨型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这些机构的预算总额是国家机密，尽管它在目前长期建设项目中的年度预算约为300亿美元，但人们普遍猜测这个预算还未包括隐藏在一个或多个与军费总开支有关的其他项目中的数额。因此，上述军费总支出的数字规模，远非国防部常规的成本支出，事实证明他们很可能低估了军费总支出数额，这是基于：（1）可能存在无法查明的情报支出；（2）对外军售只有一部分是包括在军费开支的国际事务项目中——其余则为不受政府资助的私营部门从事的武器出口等活动。
       对利益的界定
       美国的军事政策学说以及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新军国主义的事实都表明，为了保证硅谷的经济利益和西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利益，美国的统治阶级在“9·11”事件后普遍赞同扩大远征军的力量。
       在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美国的干涉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基础——“成功国家惟一可靠的发展模式就是：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这句话是美国在2003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来的。这种提法隐藏了资本主义使用武力是基于利益之争这一实质，包括掠夺资源、控制资源、垄断市场，以及确保美国经济稳定的各种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波斯湾的干涉不应被视为完全为了石油，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强资本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统治——也就是资本积累、军国主义和（非正式）帝国。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最重要的能源——长期以来就是美国战略决策的中心，但为改变某一国家权力结构所进行的干预远远超出了这一点。
       从现在主导美国的新保守派的立场来看，干预行动将包括：（1）为白宫争取有力支持从而使其能够完成其他目标；（2）打击敌对国家，并警示其他国家反抗将导致政权的毁灭；（3）把资源和市场准入关系连在一起；（4）允许美军基地和进攻性设施进行重新配置；（5）重组地缘政治关系；（6）展示美国领导人的“权力意志”，在国外制造令人震惊和恐怖的事端，进一步巩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从军工产业复合体铁三角的复杂性来看（这是整个体制的关键方面），军事干预和战争可以出售武器，它一般会刺激军费总支出的增长，这又导致新武器的发明，同时也创新出技术产品进入私营部门。它有利于提升人们对军事工业的尊重，同时也给军官创造了更快的提升机会。
       与此同时，战争的迷雾依然存在。它暴露了美国武力投放时总是心存幻想、一厢情愿的本质，这一点科尔克已经断言过。科尔克的结论是：如果美国“像它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做的那样继续做下去，企图通过统治这个世界来满足其虚荣心和野心，那么届时它将身陷危机，而且它会给许多国家甚至自己的人民带来战争和动乱。它将会再次遭到失败”。■
       ［刘凤义、孔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责任编辑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