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国际社会主义》总第117号（2008年）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题为《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对西方左翼已有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理论反思。一般看法是，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国家的退出，哈曼指出事实上西方国家战后形成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还大部分保持着；对于当前更多的资本集中于金融业的状况，哈曼指出这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金融资本已控制了工业资本，而是因为工业资本也进入金融业，试图通过“金融化”恢复它过去的利润率，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等等。作者还就一般左翼学者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现象、阶级状况的种种观点进行了辨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新自由主义的性质
在某个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字面上来理解，“neoliberalism”的意思是“新的自由主义”，而“liberalism”一词在欧洲大陆（与北美相反）的意思是“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它是正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复兴，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这种经济思想一直盛行。这种思想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平稳运行，会稳定地生产出更多财富。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被认为是“非自然垄断”（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垄断）的结果，这种垄断会阻碍价格和工资的自由变动，而这种变动可以有效影响供给和需求。国家干预被认为是在歪曲经济，必须被限制在捍卫私人财产、国防以及（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监督货币的供应这些领域。这种思想得到所谓严格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该理论意在精确地表明自由市场总是“完全自洽的”，也就是说，所有劳动力都将得到雇用，他们生产的商品能被完全售出。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旧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二战”结束时已经声名扫地。实际上，在20世纪开始时，正如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所指出的，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开始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帝国主义时，经济“自由主义”已在实践中被替代了。国家干预被认为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基础设施所必需的（铁路在德国长期以来就是国有化的，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将电网和航空公司国有化）。后来的战时国民经济组织——最初出现在德国和日本，后来又出现在英国和美国——表明国家干预可以为收益率和积累的复苏提供基础。
一种新的正统学说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这种正统学说将国家干预说成是一种保护资本主义免受它自身损害的方法。这种新的正统学说基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部分改进了他先前全身心支持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正如厄尔·坎贝尔所指出的，“二战”后资本采取了凯恩斯的思想，因它相信，在那个历史时期，各种限制和规则会有益于资本积累，特别是与没有这种限制的大萧条时期有关积累的糟糕记录相比，尤其如此。
凯恩斯主义的新正统学说总是受到某种抵制。少数经济学家，特别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继续坚持旧的教义。坎贝尔宣称“绝大多数金融资本从未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妥协方案”，但这部分资本只占15%。政府和大企业接受了凯恩斯的思想，原因不在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迫使它们这样，而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统治下的战前相比，政府日益增加的经济行为带来了高得多的收益率。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凯恩斯主义反映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现实。国民经济日益被准垄断所支配，准垄断组织与国家携起手来，争夺全球统治地位，反对建立在其他国家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准垄断。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资本积累这一看似冷酷无情的趋势当中，这一趋势始于19世纪80年代。对于那些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学生来说，凯恩斯主义解释了战后的经济增长。然而，正如罗宾·马修斯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在战后的经济膨胀中，英国并没有依赖凯恩斯主义来“治疗”周期性的危机，也没有依赖更高的政府投资水平（与战前相比较而言）。
在先进的工业国，国家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它的军费开支）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完全就业，以及工人阶级的力量达到了一定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20世纪60年代，资本不得不向这种力量让步。但是，如果认为这种让步带来了令人满意的长久繁荣，就大错特错了。
作为一种经济实践（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凯恩斯主义一直没有受到检验，直到40年后，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结果表明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资本家同时面临着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的结合，即“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不知所措。就像弗朗西斯·克利普斯所指出的，他们突然意识到“没有人真正懂得现代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战后我们会取得这么大的增长”。在三四年时间内，作为一种正统学说的凯恩斯主义，被四十年前它排挤掉的思想的新形式所取代了。这不是说国家将无缘无故地接受一种错误的思想。
资本主义存在一种结构性危机。也就是说，原先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这一目标的政策、实践和制度，现在都失灵了。当面临下降的利润率时，资本主义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妥协方案，因为它相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改善资本主义的利润和积累状况。
在旧思想重生的第一个阶段，它采取了“货币主义”的形式。货币主义的主要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宣称，自由市场体系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对货币供应的不适当控制所导致的。但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种版本的自由市场经济就被证明是无效的，重心转向了冯·哈耶克和罗伯特·卢卡斯的版本，较之于弗里德曼的版本，他们的版本对国家干预提出了更多的批评。由于诸多原因，这些思想在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那里受到欢迎。
作为统治思想的新自由主义
战后各种强有力的思想从各种民众斗争中脱颖而出，这些斗争在20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和７０年代早期向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与这些思想相对抗的主流辩护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已经证明资本主义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现在，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面前崩溃了。论证必须颠倒过来。国家干预现在成了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办法。
对那些从事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的人来说，这种状况特别令人高兴，因为在新自由主义学说之下，任何赚钱的办法都被认为是对的。新自由主义将坐取利息或分红视为一种对生产的激励，因此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行为。就像尼古拉·布哈林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它是一种“食利阶级的经济理论”。
但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护教学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资本家圈子内还存在一种绝望感。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最初迹象与工人日益增长的信心同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早期，资本家已开始尝试着对这种信心进行反击。英国于1966—1970，1971—1972，1973—1974和1975—1979年，以及美国在1971—1972年，都施行了工资管制；凯恩斯主义的左翼支持者易于忽略这些措施是战后正统学说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但是，工资管制是无效的。它可能在一两年内起作用，但是它在工人中埋下了深深的怨恨，它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性，最后，它在罢工浪潮中分崩离析。
由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提出的更新的自由市场方式似乎提供了解决办法。他们宣布，如果经济从市场的“扭曲”——无论这种扭曲来自国家干预，还是来自工会对“弹性”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中解脱出来，那么它就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自由贸易将防止国家垄断对价格的扭曲，失业将在“自然失业率”（对于防止工资侵吞利润而言，这种失业率是必需的）的层面上得到解决。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很少只是为了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而加以散布的谎言。它们是一系列信仰，让统治阶级认识到它自身的重要性，使它的统治在自己和别人的眼中变得神圣化，并且为它提供一种自信，即相信自己可以处理自身的体系中任何明显的缺陷。在战后数十年的西方先进国家中，凯恩斯主义扮演了这个角色，就像斯大林主义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作用，以及“发展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作用一样。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无法阻止世界任何地方的经济危机已变得日益清楚。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填补了这道意识形态的鸿沟。所以，它不但对金融资本有吸引力，对生产性资本亦是如此。
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
在意识形态的说法和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人的实际作为之间作出区分是重要的。二者之间很少有直接联系。但是，许多评论家，包括右派的和左派的，继续就新自由主义提出各种主张，而这些主张完全不符合过去30年的经验事实。
首先，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即相信新自由主义包括国家的退却。只要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支出所占比例（见表1、表2）稍加考察，就可以否定这种观点。
就如我之前在《国际社会主义》上所指出的那样，跨国企业继续扎根于国家中。最大的跨国企业的半数资产、市场和劳动力都位于母国，它们期待国家保护它们的利益。与凯恩斯时代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同样需要国家。通过对工人的镇压，国家干预已被用来施加压力，如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反工会法》以及使用警察镇压1984—1985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不过，它也被一再用于保护各种资本，使之免受危机的影响，人们曾经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取消了这种干预方式。1979年，当克莱斯勒濒临破产时，美国政府帮助它渡过难关；20世纪80年代，它承担了谈判任务，以防止美国银行被来自拉美国家的坏账所拖垮。1998年，它资助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最近，它通过联邦储备银行，试图限制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给金融系统造成的损失。实际上，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对危机的干预比60年代和50年代更多，原因很简单：这些危机更加严重。
的确，由于相信“创造性的破坏”将会让“有效”资本从“无效”资本的减少或消失中获利，在使用旧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无法解决危机时，人们就试图暂时将事情留给市场处理。据说这就是沃尔克冲击——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高利率预计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是撒切尔政府在1980—1984年间维持高利率和限制货币供应所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这也是统治苏联的“权贵”们在面临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所做的。但是，在每个场合，那些在这种尝试中幸存下来的公司和资本都转而寻求国家的支持。
美国可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根基最深的发达国家。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时期，它都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借贷方式资助了政府支出，而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对美国统治阶级而言，新自由主义，就它放任市场削弱既有资本而言，是为了强加给更弱国家的资本之上而有利于美国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而它不能不受限制地应用于美国自身。
西欧、日本以及后叶利钦统治的俄罗斯遵循着相同的逻辑。相反，竭尽全力施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是南半球更贫穷的国家。在那里，当地的统治阶级——他们通过“发展主义的”战后时期巩固了他们的统治——真心地拥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希望成为来自先进工业国家的资本运行的次级合作者。但是，即使在这些例子中，也可能出现紧张关系，导致对民族国家之作用的重新重视。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发展主义”的转向——这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顾问的指导下完成的——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之后，将“凯恩斯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的实践结合在一起。
由于这些原因，“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对今日资本运行的精确描述。我们没有面临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回归，这种资本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完结了。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尝试着在全球范围内重建它体系的各个单元来解决它自身的问题，这些单元出现于20世纪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想方设法为垄断资本提供便利或进行管理，即使生产的国际化使得这样做比战后几十年更加困难。
金融和新自由主义
杜梅尼尔和列维提到了保罗·沃尔克在1978年（当时他是美联储主席）所实行的高额的长期利率政策，以此来论证他们如下主张的正确性：即在过去三十年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是体现在“金融资本”的利率上。他们认为，高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存在”。这种观点忽略了经验事实。当高利率在1982年开始严重损害工业时，沃尔克降低了利率，并且长期利率的真正趋势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第二阶段，利率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见表3）。
这种认为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资本分支——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观点，很容易受到质疑。很多重要的金融机构不仅向外贷款，而且也借贷，因为它们是借者和贷者之间的“媒介”。对它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利率的绝对水平，而是不同利率之间的差额，尤其是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之间的差额。工业资本家也同时关心借款与贷款。典型的表现是，他们在各次新投资的间歇期会将盈余积累起来，并会将其贷出去以获取利息。
过去25年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剩余价值进入新的生产性投资的比例长期处于下降状态，原因在于，整个体系的利润率没有完全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存起来的资本多于生产性投资——工业资本家已转向金融投资，以便利用他们的剩余资本盈利。和过去相比，如果更多的资本集中于金融业，那么，原因不在于所谓的“金融资本”已控制了工业资本。而是因为工业资本试图通过“金融化”恢复它过去的利润率。最终，这种方法对工业资本来说是死胡同。因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能生产出新价值，而增加的利润也来源于此。与哈维所断言的不一样，华尔街并没有取代主街。而是在今天，二者都面临着“二战”刚刚结束时所没有遇到的问题。
以强占（dispossession）的方式积累
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解释集中于一些特征，他声称这些特征导致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通过“强占”的方式积累。他认为，通过强占的方式进行积累采取了多种形式。
（1）“土地的私有化和强制性迁移农业人口”；“将公共的、集体的、国家的财产权……等等……转变为专有的财产权”。
（2）“劳动力的商品化，并压制替代性的生产和消费形式”。
（3）“交换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在事关土地的时候”。
（4）“将所有人口降低至债务奴隶地位”。
（5）“通过操纵信贷和股票的方式剥夺资产”。
（6）“对遗传物质、等离子技术处理的种子等各式各样的成果实行专利和许可制”。
（7）以极低价格“全部收购”在危机中已贬值的资产，这种危机得到“精心策划、管理和控制，以便让体系变得合理”，从而“允许以强占的方式来积累，同时又不会引起一场普遍的危机”。
（8）对保护劳工的制度框架反攻倒算。
哈维的列表包含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特征。但是，仅仅将此描述为“强占”，并不能解释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强占”仅仅是一个意味着盗窃的冗长的词。当蒲鲁东在19世纪使用“财产就是盗窃”这个习语时，它是反资本主义的战斗口号，能够表达人们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愤慨；所以，哈维的“通过强占的方式进行积累”同样如此。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47年批评蒲鲁东的那样，以口号的形式反对盗窃与进行严格的分析并不是一回事。
哈维的分析所存在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他所论述的所谓特别的积累包含着始终与资本积累相伴的一些特征，比如，在萧条—繁荣—萧条的循环中，一些资本被其他资本“强占”，以及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进攻。它也包括了某些资本家以其他资本家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利润的方法，如“通过操纵信贷和股票来强占资产”。这种方法并不能使整个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积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能自动致富的阶级，它不能靠自己增加它的总资本，或生产剩余价值，一个资本家所得正是另一个资本家所失。这个阶级总体上是不能欺诈它自己的。
那些适用于一些资本家强占另一些资本家之资产的原则，甚至适用于某些形式的对非资本家人口的强占。比如，第三世界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将城市贫民从市中心强行迁出，以便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赚钱的机会，这种现象包含了对一些最贫穷人口的进一步压榨。但是，它本身并不会为整个资产阶级创造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为豪华公寓和写字楼所付的租金，来自早已存在的剩余价值，它们就搁在富有的个人或资本主义企业的腰包中。
“原始”积累
哈维认为，强占意味着“原始积累”——马克思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是很重要的——继续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它似乎是一个比通过剥削劳动力进行积累更为重要的特征。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原始积累不仅仅是早期资本家通过抢掠来积累财富。它主要是劫掠农民的土地，从而强迫农民以工资劳动者的身份去寻找工作。它的特征并不在于剥削阶级通过暴力方式增加其财富（而以暴力方式增加财富是发生于所有阶级社会中的情况）。至关重要的是，它允许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扩张财富的方式的发展，即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工人阶级，这些工人别无选择，只能向现在掌握着生产资料的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这种形式的“原始”积累今天依然存在。埃及的旧地主、巴西的农业资本家、中国的地方老板以及印度刚出现的农民资本家，继续想方设法强占当地农民的土地，在他们取得成功的地方，新的无产阶级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哈维认为这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特征，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正如特里·拜勒斯所指出的，殖民帝国的原始积累一直持续到战后岁月，尽管它“和西欧的国内原始积累相比，它在分离生产者和生产方式方面远远不成功”。
然而，最近几十年已出现了最残酷的原始积累形式，除了东亚，“资本的转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在那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驱赶出土地，这就是说，他们被有效地剥夺了土地并且被无产阶级化了”。
对哈维来说，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解释没有罗莎·卢森堡的一个观点来得重要。她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不足，意味着这个体系只有通过吞噬它周围的前资本主义世界才能继续扩张。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积累过度”，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彻底剥夺“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或者资本主义内部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的部门”而得以解决。
但是，什么构成资本主义的外部呢？哈维的答案就是所谓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部门。对哈维来说，它们的资源转移到私人之手可以为资本积累提供新的资源。在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哈维的看法与全球许多左派的“常识”相一致，不过这是一个错误的常识。
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已经懂得，国有化本身并不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创造某种事物：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夺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在“二战”后的岁月中，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必须将国家干预纳入考虑范围，这种干预不仅仅支持私人资本家，而且也以其自身方式进行资本积累。比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约阿希姆·赫什做了如下描述：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积累进程的维持，一方面要求将个体资本积聚到一个相当大的规模，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不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自行直接做到这一点。它只有通过国家机制的干预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抵消国家干预，以保证整体上的再生产相对平衡成为必要。
读哈维的著作，你会认为，在战后几十年中，实质性的国家部门的存在延缓了积累的速度。但是，与现在相比，那时的积累率更高，以至于那一时期被神化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未完待续）■
［唐科：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