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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论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作者:莫放春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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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前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派别——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所写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系统而尖锐的批判,因而他被称为“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成为“新左翼”“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其中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在今天看来,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增长生产力”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增长破坏力”的社会。
       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已是“富裕社会”了,不仅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异常迅速的提高,而且也成功地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这个社会的最高承诺,就是为日益增多的人们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
       但“我们就会直接碰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越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就是说,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以自然界的破坏为代价的,“富裕”和“破坏”是同步增长的。这种“破坏性”具体表现在:
       1.把自然界当作可以无止境“盘剥”的对象加以“攻击”,不断使用“暴力和残酷”手段来征服自然界。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攻击性的社会”。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严重压抑了人的爱欲,使人“变得更富有攻击性”。资本主义社会“别有用心地利用了”人的“攻击本能”,把它引向自然,使“攻击进入生活本能的领域,使大自然越来越屈从于商业组织”。这样“商业扩张和商业人员的暴行污毁了大自然”。。
       马尔库塞还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自然当作客体来看待,“把自然界当作一种对象,当作人在‘与自然界斗争’中的对手,当作更加合理地发展生产力的场所”来看待,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男性统治”的特征,“男性原则”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统治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2.自然界受到了“物质上的污染”,变成了“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
       自然界受到“攻击”和“征服”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命圈的污染”、“空气和水的污染,噪声、工商业对空旷的自然空间的侵占”。这样“不仅仅在生态学的含义上,而且在存在的含义上,缩小了人的生存环境”。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对地球的索取,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不断加剧,终于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环境污染发展为社会公害,导致成千上万人生病,许多人为此而死亡。“八大公害”带给了人类深重的灾难。
       3.更大的破坏性在于这个社会存在着可以炸碎社会的力量和趋势。
       马尔库塞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可以在个人的本能结构里找到彻底毁灭全球这场游戏的根子,破坏本能所追求的是毁灭个人的生命,同时不惜毁灭其他生命和目标。这个社会所采取的是“毁灭的边缘政策”,他引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拉塞尔的话说:在购买屠杀和破坏武器时,在购买毁灭城市、摧毁运输道路的武器时,总有什么东西诱使人们慷慨解囊,而在要为人民建设象样的住宅或保健设施时,他们却算了又算。军事工业的竞赛加剧了这个社会的“倾覆和毁灭”。人们对战争、死亡数字已习以为常,尽管核灾难能够毁灭人类。
       二、“浪费的生产和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
       1.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和加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马尔库塞认为目前这种“物质上的污染”是跟现成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自然界的损害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达到了多大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质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屈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即“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往往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后果,为此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而不惜将未加处理的废物小山似地堆在大自然中,工业废水任意流入江河,工厂废气不断排入天空。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对自然界尽可能多地开发,对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消费,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盲目的竞争势必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劳动资料得不到合理的安排,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
       2.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靠“浪费的生产和消费”来维持的。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通过浪费和摧毁变得更加富有、强大和美好,它减轻了一大部分人的生活负担,它巩固了人对自然的统治,一句话:它的非合理性作为理性而出现。”“资本主义有能力继续为日益增多的人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尽管靠的是加紧生产破坏性手段、有条理地浪费资源和才能”,“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的激增,证明着它的富裕和‘福利高水平’;‘共同体太富裕了,所以无忧无虑!’”。
       三、技术异化是资本主义奴役自然的基本途径。
       马尔库塞认识到自然界这种“物质上的污染”与“资本主义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呢?是技术,“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技术已成为物化的巨大载体——这种物化是具有最成熟最有效形式的物化”。他还对技术理性提出过一个公式化的表述: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这就是说,科学技术越发展,就越扩大了对自然的奴役。
       1.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在前技术阶段,技术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具有工具手段中立性的特点,它与社会文化,尤其与社会制度无关,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类型之中。这时它作为一种生产力和生产手段,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确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但这一阶段也将是科学合理性在其现存结构和方向上的终结和界限。进一步的进步将意味着破坏,量转化为质”。
       马尔库塞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仅一般技术失去了中立性的特征,即使科学理论本身也很难保持自身的中立性。由于科学精神内在的工具主义特性,现代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内在地变成了技术。只要新的科学合理性是在一种工具主义的水平上发展起来的,它就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特点,就因此成为一个自行推行生产控制领域的概念工具,它趋于更有效地统治自然的科学方法,开始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为人对人更有效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
       
       2.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技术与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技术成了决定性的东西,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异化论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的一条主线。“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已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在这里,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
       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孕育出了一种不同于前技术合理性的技术合理性,“现在的统治也确实产生了一种更高的合理性——社会在维持它的等级结构的同时,又更有效地开发自然的和精神的资源,并更大规模地分配这种开发的收益”。这种技术合理性就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的过程变成了政治合理性的过程。
       3.技术的合理性制造出一个量化的自然界,而自然的定量化则是人统治自然的先决条件。
       在前技术阶段,世界虽然被物质匮乏和否定所侵扰,不断受到破坏的威胁,但它总还是一个“和谐”的世界。由于真理与现实存在之间有一种等同关系,所以就存在胜于非存在来说,真理是一种价值。只要为真理而斗争拯救现实免于破坏,那么真理就担负并保证着人类生存。如此说来,真理本质上是人类的设计。这样,认识论本身就是伦理学,而伦理学就是认识论。这时的基本等式是:理性=真理=存在(即价值)。在技术文明阶段,技术把一切对象都自动化、精确化、定量化。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数学为什么过去被认为是现实和“好的”,而后来又发展为科学,就在于它把自己真理性的提出和证明放在“对自然的实际征服和改造中”。就是说,技术理性把自然视为人类征服、支配的对象,这时,理性=真理=现实(即事实),价值就脱离客观现实,变成主观的了,逻各斯与爱欲之间不稳定的本体论联系被打破了。这样,科学只关心可以衡量的东西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过问事物是什么东西,它只问它们如何工作而宣称不关心其被应用的目的,而善、美、正义的观念则被剥夺了普遍的有效性而驱逐到了个人口味的领域中去,这就是变了形的、导致对人和自然奴役的科学。
       四、解决生态恶化的根本出路
       1.消灭唯利是图的浪费现象,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
       既然“浪费的生产和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马尔库塞就提出要“消灭唯利是图的浪费现象”,因为“唯利是图的大生产的要求同人类的要求并不必然是同一的”,这里存在着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和谐。如果我们越是强调满足个人的需求,那对人和自然的压制就越表现出一种全面而致命的剥夺。“在这里,失去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是为所有人有计划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就必须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
       2.“生态学达到在资本主义结构内再也不能容纳的地步,就意味着开始超出在资本主义结构内的发展。”
       要解决资本主义生态恶化的问题,就要消灭唯利是图的浪费现象,而“浪费的生产和消费”则是资本主义统治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它,现成生产方式就不能维持下去。“我们便开始取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达不到的成就,即制度的解体”。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是“增长生产力”和“增长破坏力”的矛盾,并把它称为“合理性中的不合理因素”或者“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这对矛盾就像一个打不垮的“梦魇”伏在资本主义身上,虽然最令人苦恼但又不能摆脱。明知核灾难能够毁灭人类,但还继续支持制造核武器、放射性尘埃和可疑的食物,因为这是人们生存的基础。我们只能屈从于“防御教育”,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的内在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是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
       3.发展一种新技术。
       既然现存技术已经成为破坏性政治的一个工具,成为统治的巨大载体,成为奴役自然的工具,所以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根本不同的科学和技术,人们通过这种新技术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相互冲突。
       要创建一种新技术,首先就必须警惕一切技术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近来主要表现在当代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间,他们提出了关于技术在未来至高无上的观念,关于“技术的爱欲”的观念。这种把技术引向“极权主义”的观念,势必导致技术的神秘化。
       要创建一种新技术,还必须把技术与统治分离开来。因为统治的技术“损害了自然的某些客观本质”,而新技术将“重新发现在现有现实中受歪曲和否定的事物的真的形式”。要把技术与统治分离开来,就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进行,就必须确立以“安定的生存”为发展目标,以实现“权力的倒转”。“‘生存的安定’并不意味着权力的积累,而是相反。和平与权力、自由与权力、爱欲与权力也许是正相反对的东西!现在我要力图表明,为了安定而重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要求在性质上和数量上都减弱权力,以便为在自主的刺激下发展生产力创造空间和时间。”实现“权力的倒转”后,就可以改变“技术的逻各斯”的奴役性质,改变技术与首要对象,即自然的关系。这样“技术的逻各斯”就会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打开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关系领域。
       (责任编辑 吕增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