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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当代政治理论》2006年第5期发表了尼克·胡列特评论阿兰·巴迪乌政治理论的文章，认为巴迪鸟在其理论中赋予了政治范畴以特殊的重要性。巴迪乌把这一思想追溯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认为真正的政治都是革命·l生的。巴迪乌对变革的主体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但却矛盾性地认为和其他领域一样，变革的主体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出现的，这就使变革的主体在事件发生前却处于极度被动的地位。由于受柏拉图的影响，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里面掺杂了唯心主义的影响，这也使他的政治理论看起来极为矛盾。巴迪乌坚持马克思的解放和平等观念，却放弃了马克思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不管是对哲学及哲学实用性的坚定信念，还是对政治哲学所持的怀疑态度，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的著作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首先，就经典哲学而言，他探索了真理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通过对主体的忠实性或事件的主体性而在科学、艺术、爱与解放政治等重要领域中出现的。实际上，政治在真理产生过程的这四个领域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在此领域的真理活动必然是集体性的，然后在实践上才是普遍存在的，同样在思想倾向上也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所有真理所经历的步骤。进一步来说，巴迪乌哲学思想的核心，包括事件、主体和真理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以及其他19世纪和加世纪革命家的影响。他认为，巨大的变化使前一个阶段不重要的因素，在革命的过程中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主体则以提高事件重要性的方式或以反抗现状及其逻辑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此外，巴迪乌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也是由于其有长期从事政治斗争的经历。
       本文着重对巴迪乌的政治理论进行了探讨，它在很多方面跟法国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完全不同的。巴迪乌根本不赞同并系统地反对那些发现或重新发现康德的言论。实际上，他主张传统更新，并且强调1968年的斗争精神，但与弥漫在法国或之外的对68年的探讨中的各种歉意的、反讽的、嘲弄的情绪完全不同。他强烈维护普遍性和公民概念的有效性，尽管后者在拥抱语言学转向和提倡尊重他者时，对左翼的战斗性冷嘲热讽。巴迪乌不倦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及其内在的不公正，经常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发言。我认为，巴迪乌的思想有很多值得赞赏的方面，尤其是他对政治责任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但是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是柏拉图式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是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政治、事件和真理过程
       巴迪乌相信哲学有用，认为需要保卫哲学，认为有必要将哲学恢复到他所认为恰当的位置上，但他却极度怀疑政治哲学。他认为。哲学是由政治限定的，因此所谓的政治哲学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像今天的自由主义分析家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现在所谓的政治哲学不去质疑现状，而仅仅反映“公众的观点”，完全忽略了政治和思想联系起来的惟一途径是探讨政治的煽动性的本质。通常，政治哲学家都会鼓励大家从局外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而这很少涉及政治中的积极干预。例如，阿伦特曾探索了这种形式的政治哲学，把协商而不是行动放在了其思想的中心，因此把议会论争当成了政治的本质。相反，巴迪乌认为，政治首先是作决定和介入。他主张所谓的“元政治”，这是现实的政治行为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对他来说，这也是在知识领域探索政治的有效方法。
       对于巴迪乌来说，真正的政治是相当具体的，是短暂但又是有重大意义的，它通常包含了革命或是反叛，带有平等的和解放的性质，是反抗现有制度的积极的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可能采取暴动或反叛的形式。简单的说，真正的政治采取了事件的形式。它似乎不知来自哪里，它依赖在事件中成为主体的人的斗争活动而存在，并且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就政治而言，巴迪乌依据他的老朋友拉查劳斯(Syl-vain Lazarus)的观点，确认了四种历史“模式”：一是革命模式，以1792年到1794年的法国革命为代表；其次是经典模式，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发表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第三是布尔什维克模式，尤其是和列宁联系在一起的，从1902年列宁发表《怎么办?》到1917年；最后是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辩证模式，即从毛泽东1928年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20世纪50年代末。每种模式都包含有一定的政治事件。
       当巴迪乌把政治事件作为集体性的来描述时，他并不是简单地指许多有着共同目标的人卷入到事件中，这个集体性是一个政治的而非数学的概念。政治事件必然是集体性的，因为它是政治的，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
       对于当代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政治自由主义来说，巴迪乌的体系更多地是实践哲学。他的整个哲学大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就是通过个人和集体在特定突发时刻的行动，实现变革，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这些人有时会经历千辛万苦。个人或集体能够通过其对特定事业或“事件”的忠诚，改变他们投身于其中的那个领域，为原先不可能和不合法的事物创造可能性和合法性。巴迪乌不仅鼓励我们相信忠诚于革命性开端的合法性，他也把这一点当成其理论的核心。行动和责任因此是巴迪乌思想的关键，而不仅仅是愿望。
       或许巴迪乌与法国20世纪晚期的理论家们的最大区别，就是如何对待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巴迪乌来说，这个主体在巨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巨变只有在一个事件发生，而这个事件中的主体忠实于事件和真理过程时才可能发生。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事件、主体和真理过程这三步曲中的一个部分而出现的。主体性绝不存在于和抽象的“历史”或“思想”的关系之中，主体性是特殊的、例外的，绝不是常规的，不是正常行事方式的一部分；主体也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个体或普通人，也不是实证主义可证实的“是什么”或“存在什么”。然而，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在献身某种事业的过程中成为主体，成为真理过程的一部分，在这里，主体、真理过程和事件是互相创造的。
       正是对主体的强调，使巴迪乌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区别了开来。实际上，巴迪乌认为，20世纪晚期法国哲学的主要分歧是对人类主体的本质与重要性的不同看法。对巴迪乌来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个体及个体构成的集体只有在革命时才能成为主体，也就是说，它们献身于特定的事件，保卫它，直至根本性地、永久性地改变现存秩序。
       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在事件发生之前，即将形成的主体并不是以主体的形式存在的。事件一旦发生，对于事件的存在和重要性来说，主体就变得尤为关键。1968年的历史表明在反对现状方面，行动主义者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但决不是说暴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巴迪乌来说，所有一切的关键之处在于他的本体论的数学性质，这部分地源于拉康对他的影
       响。他认为哲学长期以来排斥了数学，部分原因是它过分关注语言，现在必须在哲学与数学之间重新建立联系，不是作为数学的哲学，而是依靠数学和以数学为条件的哲学。具体地说，巴迪乌是以康托尔(Georg Cantor)的理论为基础的，康托尔重新界定了有限和无限以及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对巴迪乌来说，政治研究不是理解社会权力基本运作的方式。实际上，政府对相关事件的管理并不是政治，它中和了政治，试图建立一种虚假的有害的共识。巴迪乌关于政治的概念不能用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来解释。如果真正的政治是随着特别的、无法解释其原因或无法预见的事件而开始的话，那么政治分析就会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
       反对并超越后现代主义
       巴迪乌强烈反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尤其反对解构主义，他谴责后者抛弃了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概念，如历史主体、进步、革命、人道主义以及科学理念。他批评后现代主义哲学解构总体性、提倡多样性、异质性和片段化的企图。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寻求真理，而是寻求意义的多样性和真理的多样性。解构主义把语言放到中心地位，这就再一次暗示了它们用对意义的追求替代了对阶级的要求。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多样性的真理概念不同，巴迪乌的真理概念是与独特事件普遍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政治概念与后现代主义者的“什么也未真正发生”的政治概念也完全不同，他认为，政治事件在事物的塑造中起了现实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巴迪乌和20世纪最后30年大多数法国哲学家的不同在于他对主体的重要性的强调，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时也强调平等和政治的概念。在此，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巴迪乌和阿尔都塞的另一个学生洪席耶(Jaeque Ranciere)的理论主张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说，洪席耶的主体理论和巴迪乌的主体理论有些相似，它们都认为主体必须相信自己的行为和言论，并通过革命把它们变为现实，其言行由革命所产生的准则加以评判。
       巴迪乌认为，洪席耶著作的某些方面借鉴了他的理论，洪席耶也部分地承认了这种影响。首先，洪席耶关于警察的概念源自巴迪乌的“形势状态”概念。其次，洪席耶和巴迪乌一样，都认为政治是个体与个体的集合忠诚于事件，通过给事件命名而在实际上促成了这一事件而产生的，只有当主体性创造的过程发生时，政治活动才会发生。再次，他们都认为当有要求平等的言论出现时，政治就产生了。他们都认为，宣言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表现形式。最后，他们都赞同政治部分地是一个过程，其中原本模糊的因素变得清晰。因此在政治事件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认识的形势中，个体的行为赋予了它合法性，确认了它的存在。总的来说，巴迪乌认为，洪席耶的政治“不是权力的实施”，而是一种“突然的断裂”。他认为洪席耶不仅是个反柏拉图主义者，而且也是个反哲学的哲学家，因为后者认为柏拉图、马克思和布迪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哲学需要而发明了无产阶级及其特定属性。他认为，洪席耶显然没有认识到任何政治过程都是一个组织过程，并试图用虚构的群众来反抗无名的政府，而现实却是只有少数几个社会活动家在对抗完全占主导地位的议会政府。巴迪乌认为，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政治活动家，而对洪席耶来说，政治活动家是完全缺席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巴迪乌自20世纪80年代初脱离了正统的毛主义之后，并没有系统地探索自身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仍然将被压迫者的反抗当成他的哲学和政治实践的中心，并且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提倡一种以事件为形式的革命。他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集体解放”，他赞扬那些实践具有革命性的人的思想，认为《共产党宣言》是“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文本”。
       然而，不管巴迪乌如何赞扬和崇拜革命者，也不管他如何将介入、解放和革命这些概念融进他的思想中，他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充满矛盾的。当然，他坚持自己的哲学是深刻的唯物主义的，并且认为“从是什么构成了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除了物质，什么也不存在，甚至真理过程就是对物质性的把握”。但是，他立刻又对此作出限定，认为，“尤其是人这种动物有时候会被一些不能完全归结为人的动物性的东西所把握”。进一步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宣称自己是个柏拉图主义者，因为柏拉图主义认为，在身体和语言之外还存在其他东西，那就是真理”。因此，巴迪乌坚信数学的力量，认为数学能把思想与存在链接起来，二者是同一的。但这却无法将马克思关于物质世界和思想的关系的概念进一步深入下去。
       在巴迪乌的著作中，只有少数内容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很明显，当他涉及经济问题时，几乎完全排除了经济的作用，他似乎很乐意接受马克思关于经济问题的各种论述，但又立刻把这些排除在他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外。对马克思而言，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的研究是理解主要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出现和发展的关键，是理解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远景以及异化劳动概念等重要问题的关键。这种研究对理解与政治关系不太紧密的领域如思想史、文化、人际关系和家庭问题也是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他花了大半生时间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马克思相反，在巴迪乌的研究中，经济的核心地位被事件取代了，后者被看成了历史的动力。巴迪乌认为，以回溯的方式来看，事物随着真理的出现而发生变化，这有悖于马克思对社会变化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在历史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导致了社会变化。同样，在巴迪乌的理论著作中，阶级概念也消失了。在他后期的理论著作中，他几乎很少涉及社会的或社会经济方面的论述，这跟巴迪乌及其同志们声称的，直接支持工厂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立场似乎有些不一致。
       事实上，巴迪乌似乎在寻找一种能完全替代马克思历史和辩证方法的理论，一种摆脱了历史逻辑的方法，然而，对于复杂的变化过程和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来说，历史背景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巴迪乌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逻辑的概念。马克思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解释了历史变化的实质，包括对社会各方面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并且还解释了在这种辩证关系中社会革命的位置。马克思解释了事件(尤其是革命)是如何在特定的阶段产生的。相反，巴迪乌却认为，事件并不能由它周围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实际上，如果能的话，它根本就不成为一个事件(这也是事件的定义之一)。和马克思相比，巴迪乌显得有些僵化。
       巴迪乌似乎完全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他认为，为了理解历史，包括政治历史，我们并没有必要回去考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就1789年革命而言，巴迪乌认为，我们可以对革命前法国的形势了
       如指掌，但却仍然无法正确地解释革命的发生，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一样。对于艺术，他也揭示了这一点。因为艺术变化是在艺术领域得到解释的。事件、主体、忠诚和真理不是在更广泛的领域，而仅仅是在艺术领域发挥作用的。就马克思而言，经济的发展最终决定了其他范畴，包括艺术范畴的发展。
       不是把巴迪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受马克思解放精神而非科学方法影响的理论家，这将更有助于我们对其思想的理解。不管巴迪乌对数学方面的探讨有多精辟，他仍然不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机制，并阐明这种机制所包含的变革的可能性。就与马克思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说，巴迪乌似乎又回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将其颠倒了过来。他当然如黑格尔一样，坚信抽象的生产性力量和绝对的普遍性，对黑格尔来说，这种抽象采取了绝对精神的形式，而对于巴迪乌来说，则采取了数学逻辑的形式。
       民主
       巴迪乌的民主概念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追随列宁，把民主等同于共产主义，等同于不断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然而，他对民主的积极的观点只限于极少数的政治现象。由于共产主义看起来似乎是过去的事了，民主对他来说，也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不再具有物质意义上的可能性，与日常的政治实践也几乎没有联系。
       巴迪乌认为，民主在组织意义上跟法国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议会民主、自由民主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需要谴责和抵制的。在对现状的哲学思考中，他谈及了他的指导思想是，“为了从本质上来思考当今世界，我们有必要从批判资本主义转而批判民主，但现在还没有人准备来批判民主，民主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禁忌，成了一种共识性的拜物教。而实际上，在世界任何地方，民主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观法则”。
       对于巴迪乌而言，这种“虚无主义的民主共识”从民主一词中取得了合法性，是跟真正的政治相违背的。在主流的话语中，诉诸民主就是诉诸一种政治形式，而这实际上是助长了资本的统治及其暗含的不公正。巴迪乌并没有选择深入探讨这种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这种大多数西方国家现今所采取的非常表面化的政治形式，而是探讨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在对民主的探讨中，巴迪乌似乎完全忽略了政治的具体实践，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是反民主的，而不是在提倡一种更加深入的民主形式。
       议会政治
       鉴于以上的讨论，巴迪乌对议会政治的批驳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大多数的政治分析是简单化的，而政治只有脱离了量化的专制才是可能的，所谓量化的专制指的是过分关注选举人、示威者或罢工者的数量。
       巴迪乌认为，在选举中，对政党、政策以及投票意向来说，我们对相关的民调给予了过度的关注，就跟对选举的实际结果给予过多的关注一样。无处不在的量化从自身获得了动力，从而使许多研究没有涉及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即选举结果带来了什么样的政治上的改变。这并不是否认实证或量化研究的作用，有些对选举结果的评述对于理解政治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很有帮助的。然而，巴迪乌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点，那就是，尽管自由主义民主是更深层次的民主的不太令人满意的替代品，但两者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的。自由主义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更深层次的和更为有效的民主概念的影响。
       巴迪乌在《2002年4、5月份的总统选举》一文中更多地谈到了议会政治的发展，他认为选举并未反映自由表达，如果托派候选人进入了第二轮竞选，右翼力量就会出来示威，就像1968年5月和1982年他们为反对私立学校国有化而举行的示威行动一样。就选举而言，国家根本就没有因之而发生关键性的变革，因为各方奉行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确保现有的一切顺利继续下去。巴迪乌认为，应当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不要支持选举，不要投票，不要对任何政党有所期盼”。他认为2002年选举中大量弃权票表明，选举已经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
       政治行动主义
       对巴迪乌来说，理解并参与基层的实践与研究各种哲学思潮同样重要。实际上，很少有哪位哲学家能够驰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巴迪乌著作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实际的政治斗争，都与其自身的行动主义有关。在很多方面，如他的政治理论一样，巴迪乌的行动主义政治是一种纯粹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巴迪乌极端敌视基于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的政治运动，质疑“黑人”和“妇女”意味着什么。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满足被压迫团体的权利要求而轻易地吸收了这些要求，这不会危及资本主义本身，这就意味着这种运动并不是政治性的。与美国、英国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相比，巴迪乌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不愿为某个特定的种族、宗教、性别团体和文化的繁荣昌盛创造特定条件的法国的共和主义派。
       实际上，巴迪乌认为，我们已经将过多的重点放在了量化和大多数上，他提醒我们，其实各个领域的革命和起义都是因为少数人的行动而发生的。我们很难说巴迪乌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概念上来说，已经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影响力的观念一开始也是以少数人的观念的形式出现的。量化的重要性迟早都会表现出来，除非我们像巴迪乌一样，认为少数持有完全正确的理论立场的人和大多数的人相比，更能通过暂时的妥协实现真正的变革。
       列宁的观点是，由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在共产主义理想远未能实现时，应当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党员应当积极参与其他领域的活动，同时应吸收更多的积极分子到革命事业中来。但是，在巴迪乌的哲学体系中，他的行动主义政治既有双重性，又缺乏一致性。一方面，他探索革命的纯洁性，类似于70年代法国毛主义团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挑战法国左右翼共处的局面时，他所领导的进步政治组织又很难说是革命性的。
       结论
       在《政治作为思想》一文中，巴迪乌解释到：“政治就是思想”。巴迪乌无法将他的理论的两个方面——形而上学与物质性结合起来。马克思试图克服之前理论的脱离物质现实的抽象状态，把理论和物质现实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认为抽象的东西是由物质的东西决定的。和马克思相反，巴迪乌认为，为了理解物质世界，我们必须通过高度抽象的数学本体论来理解真理的本质。当然，巴迪乌也承认哲学是由物质世界的发展决定的，但为了取得内在的一致性，他的关于事件的理论又依赖于本质主义。
       巴迪乌思想体系的基本问题对他的政治理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曾自相矛盾地说，政治事件中的主体在事件发生前是极其被动的，直到事件发生才具有主动性，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不同领域中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不同领域中的事件，如社会革命和艺术革命之间有高低的区别吗?巴迪乌坚持马克思的解放和平等观念，却放弃了马克思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巴迪乌来说，真正的政治不是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而是以事件的形式发生的突然的、重要的变化。
       和政治哲学中的解构主义和自由主义方法相比，巴迪乌将变革和进步的责任置于自己理论的中心，把普通人的斗争放在理论的中心，认为普通人的斗争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种革命性的和以实践为导向的方法使对其理论的探讨显得既有意义，又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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