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19世纪来华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一大人生主题，他所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助于当时的在华传教士们更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传教使命。如果单从这一点来看，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在实质上应是殖民压迫的技术手段之一。本文通过对其翻译策略与目的进行分析得出相反的结论：理雅各不是一个殖民译者，他的翻译思想属于一种后殖民翻译理论。
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美国学者吉拉尔多(Norman J.Girardot)在他撰写的《维多利亚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英译》这部著作中不惜重墨为我们介绍了这位率先系统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杰出译者，将他描述为：中国古代圣典解码者、儒家经典翻译家、佛经道经翻译的先驱者。翻译是理雅各职业生涯的一大主题，他陆续翻译出版了中国的《
论语》、《
大学》、《中庸》、《
孟子》、《
春秋》、《
礼记》、《书经》、《孝经》、《易经》、《
诗经》、《
道德经》、《庄子》等名著，不仅完成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翻译，而且还完成了《
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的翻译，同时对佛家典籍也有涉及。其译著主要以《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个系列译本推出。在他所有的中国经典翻译中，以儒家经典翻译最为完整，理解诠释也最为系统。译本除了译文之外，还写了长篇序言和详尽的注释，使欧美人士得以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本，从而也确定了理雅各在19世纪英国汉学乃至西方汉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剑桥大学汉学教授高第曾说：“理雅各虽然有多方面的成就，但最突出的是他对中国经典的研究。他确实是最早用注释《圣经》的严肃态度从事孔子及其学派研究的学者。”但是，将理雅各的身份简单鉴定为“传教士与学者”似乎不能准确描述他的一生，因为他作为传教士兼译者、汉学家和比较宗教学者，甚而至于作为一位教育改革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巨大的。段怀清先生就曾对他的身份有这样的描述：理雅各在还是一个传教士时就已经是+中国经典文献的翻译者，一个试图通过客观、冷静、严肃、科学的比较方法来探寻中国经典文献更深层内涵的汉学家，一个在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儒家之间进行比较沟通的比较宗教学者。当然，他还是一个非国教的笃信福音真理者，一个主张宗教与教育分离，强调教育应该追求真理的教育改革者。
作为一名传教士，为了有效地传播基督福音，让他的传教对象归化为上帝的子民，为“异教徒”翻译诠释《圣经》乃天经地义之事，许多传教士也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基督教展开的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教活动同时也伴随着《圣经》在第三世界的翻译和传播。传教士们意在通过翻译《圣经》改变中国人旧的思想体系，输入西方的思想理念和意识信仰。《圣经》被广泛地翻译成缅甸语、汉语、乌尔都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方性语言。(据悉，目前《新约》已被翻译成了347种语言。)然而身为传教士的理雅各却另辟蹊径，选择穷经皓首、不遗余力地翻译作为“异教徒”信仰支柱的中国古代思想经典，这自然有他的目的和用意。
在《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中，理雅各对此作了初步的说明：一个西方来华传教士，如果他没有完全掌握中国经典，没有亲自调查那些中国圣贤们曾经涉足的思想领域的话，他就不适合他所担当的职责和正在从事的工作(传教)，因为正是在那些经典和思想领域中，可以找到中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据段怀清博士分析，为了更好地了解他将要去传播基督福音的那个民族和她的人民，包括更好地培养那些华人青年，以便他们能够成长为既具有传播基督福音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又具有这个民族所能够认同的民族文化特性的理想人格的新人，就需要传教士去认识、了解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特性和思想文化根基的儒家经典，以作为他们试图开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钥匙。当然，这样努力的成果，在理雅各看来，并不只是单向的，其实同样也可以服务于他自己的同胞——无论是那些刚刚来或者计划来中国的传教士，还是那些准备到中国来发展贸易的商人，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认识并了解正在与他们进行宗教商业外交的民族，是一个由什么样的思想传统而形成的民族。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和其他来华传教的传教士相比，理雅各选择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不能不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与穆勒所提出的“比较宗教科学”可以成为传教士在异教徒和异教国家中最有效的传教工具的观点相呼应，理雅各坚持认为，他的中国经典文献翻译和研究将有助于在华传教士们更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传教使命。如果单从这一目的而言，理雅各的翻译思想理应属于一个殖民译者的思想，为殖民话语所用的种种翻译手段，也在实质上成了殖民压迫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手段。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下面就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目的和策略谈一点拙见。
中国古代经典往往都具有“通过简短的诗化语言传达深刻的哲理”这一特点，任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离不开诠释，在一定程度上讲，对经典的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对原文本的诠释，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译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为了创造出更出色、更接近原文的译本，任何一个严谨译者在翻译之前，通常都会阐明他的翻译目的，定位好译本所面向的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与原文本相关的各种知识，并对已有的译本进行分析研究。遇到原文中“句法模糊”或“一词多义”时，往往会依据传统的注疏或现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上译者自己对句法所要传达的意思的理解进行翻译。理雅各正是这样一位严谨的译者，他的译作中出现大量考据内容，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使理雅各的13个中国经典译本甚为忠实，把差错降低到最低限度，故广为流传，被视为标准译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始终贯彻着严谨的治学态度，除了认真参考和吸取他的中国助手王韬的研究成果外，他自己也十分注重旁征博采，力求持之有据，绝不主观臆断。在他以前别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语种译出的有关文字，凡能找到的，他都拿来仔细比较，认真参考，然后再反复斟酌，慎重落笔，甚至常常数易其稿，大大减少了可能有的失误，使翻译质量得以确保。《中国评论》上一篇评论两卷本的《
礼记》译本的文章这样写道：
《中国经典》，包括“四书”、“五经”的翻译，理雅各博士30年前开始着手，如今全部完成。它标志着汉学历史上的一个纪元，而且此项工作据说从头至尾都是在崇高的境界当中完成的。……它标志着理雅各博士作为一个译者的彻底忠实态度，而且，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逐字逐句地照译。有时候，他可能这样做了，以挑战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更多时候，特别是
在后面几卷，他把一个中文单字，扩展翻译成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这就需要对中国经典的莫测高深进行不懈的思索考证。
上述评价涉及理雅各翻译时所遵循的翻译策略问题，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翻译原则——对原文的忠实，这也是由中国经典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所决定的。尽管他早年就确定了“对于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行文雅致的关注”的翻译原则，但是对汉语语言有深入研究的理雅各也很清楚，汉语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不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是深层次的。所以理雅各强调译者不要无谓地尝试字对字的翻译，而应该努力践行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理念，这也是理雅各作为翻译家的信条。。因此，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将译文的准确性与风格的可接受性结合起来，并认同接受文雅的、符合英文习惯的翻译。涉及到具体的翻译策略，理雅各使用最多的两种翻译方法：一是“心灵对话”翻译法，或称“思想对接”翻译法(Mind to mind translation)，二是附加说明翻译法，也称直译加注法(Parenthetical translation)。
“心灵对话”翻译法要求译者参与作者的思维过程，与作者进行心灵对话。翻译是一种媒介，也是对话的一种方式，翻译就是要求在翻译的原文和译文之间、原作者和译者之间、译者和读者之间、译者和译本之间以及译者和原作者所描述的世界之间等等，建立起一种对话式互动的共在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人与他人、人与世界，彼此信任，彼此尊重，和谐共存。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各民族的语言虽然不同，但却可以用相同的概念来指称事物，这种人类思维的共性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据，也为翻译的可操作性奠定了基础。然而，思维的不同角度决定了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各个民族思维的差异反映在其语言表达上，便形成了语言的差异，为文化交流构成了障碍，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复杂多样，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换言之，在各民族的感知中，文化因素也许会提供某些特定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因素对于感知过程有着本质的影响，思维方式不同，所感知到的世界也不同。置身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相同的词语可能会引起读者不同的心理反应。因此，对翻译工作者而言，熟悉异域外族的思维方式是在译作中准确理解和传达文化因素的前提。中国经典本身的难度加上中国文化的高深莫测使理雅各意识到一味坚持“忠实”原则是不能翻译出中国经典浓厚的文化底蕴的，所以他在《易经》英译本序言中提出了要“译者参与作者的思维，译者要用心灵的眼睛读出原文的根本核心内涵”的主张。但是这种“思想对接”翻译法并不能给译者无限的特权，而应该是以尽可能地准确表达原文的意义为前提。综观中国儒家传统典籍“四书”、“五经”的英译本，各自都附有注释及长篇绪论，就《易经》的翻译而言，那种长长的注释评论占了整个译本的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这正是理雅各更多在应用直译加注法的成果。段怀清博士根据理雅各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把这一现象命名为“为第100个读者翻译”的学术追求。理雅各曾经说过：“我想对我的整个‘中国经典’翻译和注解工作作一完整评估。可能100个读者当中，99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100个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这第100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个“为第100个读者翻译”的学术追求，理雅各在翻译时更倾向于采用直译加注的策略，所以理雅各的译本总体来讲属于典型的学者型翻译，译文中有利于研究的因素多于欣赏的因素。但是从他的中国经典英译本发生的社会影响来看，他的翻译策略确实满足了他翻译中国典籍的传教目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王辉教授曾对理雅各的翻译策略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以忠实存真为第一要义，一以贯之的方法是直译加注，传达原文信息丝丝入扣，保存原作形式不遗余力，兼收功能对等、形式对应之功。”“中国经典可以说是提前一个世纪实践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观，……尊重原语文化、不作归化处理，有利于传达文化因素。”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归化的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意识形态的共谋，即是说，它不仅帮助殖民者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识中不断强化他们自我(他者)身份的认同。从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时所采用的策略来看，他不是一个地道的殖民译者，他与华人平起平坐，甚至走上世俗化与中西宗教融合的道路，因此他也不是固执守旧的传教士所能接受的那种传教士。他更不是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出于对中国的良知，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不许英政府武力介入教案。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心态和这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亲和态度，理雅各才会在翻译中国经典时采用“心灵对话”法和直译加注法相结合的策略，倾心研究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理雅各的翻译思想属于一种后殖民翻译理论。
就拿《易经》的翻译来说，这是一部特殊的跨学科的科学著作，需要阐明字面以外的深层含义，就远不是“直译”和“意译”所能打发的。译学理论发展到今天，深层含义的必要性已有共识，根据译文的功能、目的而进行阐译、摘译、编译、译述、综述、译评、述评、改译、译写等操作方式，已被人们所认可，就有必要考虑综合运用以解决深层含义问题。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能综合运用“心灵对话”法和“直译加注”法。
出于宗教思维定势与宗教文化融合的意图，理雅各对中国经典及其蕴含的文化的特殊处理方法体现了他的翻译中国经典的动机。尽管当时作为一名传教士的理雅各不会意识到他翻译中国古代经典对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旨在为传教铺路，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为传教而翻译的目的。理雅各不是一个殖民译者，他的翻译思想也就不属于东方主义的翻译观。他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书，还有中国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现象。理雅各用50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他的《中国经典》翻译是儒经英译的高峰，至今被西方奉为标准译本。译本成功地把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信息带给了他的既定读者对象——传教士们以及其他一些对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感兴趣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基本做到了“不背离原作”和“符合译入语习惯”，既让读者领略到了他的阐幽发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译笔，又让读者实实在在体会到他严谨的学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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