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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桩命案
       怎么了?拍电视哪?一个走进小区大门的人间。他屁股担在车座上，手扶车把，一只脚撑住地。冬天掩盖了这个人的特征，如果是夏天，他穿上大背心花裤头，脚上套一双只管大拇指二拇指的拖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个人立刻收到了一些责备的目光。他错误地把真实的命案现场当成拍摄中的电视节目，使一场需要集体悲悼的活动听上去有点搞笑，他立刻受到了善意的责备和提醒。这个人很快就知道自己是多么不合时宜，他马上就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人群之中。我们生活中从来就不缺少这种人，他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精力旺盛但说话从来不注意场合。但是你永远找不到批评他的机会，他急于了解真相的神情像一个可怜巴巴的学生，击中了每一个人诉说的欲望，大家立刻原谅了他接纳了他。
       但是，这个人有什么错呢?眼前的一切不正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镜头吗?每天晚上，当我们打开电视，我们不是都看到一群警察在我们生活中煞有介事地忙忙碌碌吗?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已经和艺术同一了吗?我们总是参照电视比较我们的生活，比较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怀疑这是一部电视剧，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现在，这不是拍电视(像一部电影中说的：这不是演习)，这是生活，是一桩真实的命案。被害者是一位老太太，她被人残忍地砍死。警车停在院子中央，警灯非常熟悉地闪烁红光，有人在拍照，有人在撒白灰，家属哭成一团。小区院子里站满了人，熟悉的人围成一堆。猜测、议论、惊恐、可怜、愤怒，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大家不断地在推测中进行逻辑拆练：凶手为什么这么残忍?怎么能忍心对七十岁的老人下手?要什么东西拿走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人杀死呢?这些设问很快就被自己的同伴推翻：贼怎么会考虑对方的年龄?年龄越大越容易下手啊(贼总是和我们按照相反的逻辑办事，越是弱者越是简便的突破口)。贼如果真到了你家里拿东西，你会让拿吗?你会毫不做声主动配合一个抢劫你的人吗？在推翻了各种疑问之后，有人发出最现实的感叹：赶紧换上新的防盗网防盗门……但是，这样的感叹同样遭到反驳：这家防盗门防盗网好好的，贼还不是照样进去了(我们突然被置入一个敞开的充满危险的环境之中，生命随时都可能遭遇来向不明的袭击)？
       本城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派来了记者，是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孩子。她吸引了许多人。大家开始议论这家报社为什么消息这么快，是谁告诉了报社。根据这家报社的规定，提供线索可以得到二十块钱以上的信息费。有人认出了这个记者，说出了她的名字，马上有人回应：我以为是个男的，原来是个女的。这个女记者试图进入现场，但是没有成功。她向一个领导模样的警察问话，这个人说：疑点非常多，但是目前还没法确定怀疑对象。其他的，对不起，案件尚未告破之前，无可奉告。
       这是我对一桩发生在我周围的命案的描述。如果你们，我的读者，散文的读者们，还觉得它真实的话，那么我需要说一声抱歉：以上的描述纯属虚构，除了案件本身是真实构，所有的描述都是虚构的，所有的场景都是我的想象。这种虚构本非我愿。我从学习写作的时候就被告知，散文是一种不容虚构的文体。我尊重这样的戒律，没有这样的戒律我这样的写作者就无法命名归类。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描述能得到原谅。因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深入一件命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根本不可能参与这个案件。我和死者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目击证人，也不是被害者家属，对于案件的整个侦破过程我毫不知情。我惟一能做的是想象，根据自己知道的那一点可怜的信息虚构、想象。和所有的读者一样，和被害者的家属一样，和这个小区的所有居民一样，我们处于同等的位置。
       我们都在展开想象，在想象中破获案件。我想，这样的虚构是应该得到宽恕的。
       警方对现场的描述大体如下：门窗没有被撬的痕迹，屋内被搜过。烟灰缸有烟头。罪犯用利器砍向老太太，老太太在反抗中被砍伤，随后被罪犯用被子捂住头部，窒息而亡。通过提取胃液检查，推测案件大概发生在凌晨一点。
       基本判断：案件是熟人所为。
        2．一个二奶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怀疑指向所有的人，但首先是熟人，我们熟悉的人，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些人。和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中，隐藏着毫无人性见利忘义不尊重彼此感情的刽子手，这是真的吗？我们怎么接受?
       最直系的亲属被排除了，我们相信最基本的人伦应该得到尊重，通过血脉延续的亲情仍然是我们不能不依靠的香火。但是，沿着血脉上溯，在血型越来越难以辨认的地方，布满疑点。
       不过，首先需要从最近的地方着手。从最方便最快捷的地方入手，而不是从可能疑点最大的地方入手，是侦破工作的第一步。
       邻居，这个夜晚和我们睡得最近的人，成为第一个需要询问的对象。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伤感苦恼的事情吗?我们不是相信远亲不如近邻吗?我们自己、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儿女子孙不是建立了血浓于水的关系吗?我们厚道我们小气我们憋气斗殴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刽子手的残忍和嗜血，又有什么理由因为鸡毛蒜皮怀疑我们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感情呢?如果邻居向我们举起刀斧，这个世界哪里是我们的栖息之地?
       但是，谁也没有理由不接受怀疑，无论是邻居还是朋友。你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向警方说明一切，向所有的人证明你的人格、感情不容怀疑不容亵渎。当警方敲响邻居的门时，才发现，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人了。连房东都不知道房客是什么时候搬走的，门房只是模模糊糊记得：在案发的当晚，应该是在十点左右，一个男的把住在这里的女子接走了。是开车来的，男的看上去很有钱。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警方根据房东提供的电话迅速找到了这个房客。结果当然会让我们失望，那些很快找到的答案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这个女房客汇报：当晚八点左右，一个男的来敲过她的门，她从防盗门里边一看，不认识。那个人忙说敲错门了。她心里有些不塌实，马上叫来了男朋友，男朋友就把自己接走了。这个男朋友很快就被警方叫来了，他证明。他的女朋友所说的一切属实。但是怎么证明这个男朋友所说的一切属实呢?这个男朋友的妻子又被警方传唤。这个妻子证明：自己丈夫那天晚上和自己睡在一起，孩子和保姆可以证明。在孩子和保姆提供证明以后，这个男子的单位同时证明：这是一个品质良好行为端正为人和善敬业爱岗的成功人士，根本没有必要去袭击一个陌生的老太太，也从无结交不良人士的记录。
       这条线索彻底失去了意义。
       不过，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由此知道，我们的邻居曾经是一个二奶。
       我们此前所有情感上的操心显得毫无必要。我们的邻居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和我们交往的人。我们每日见面，热情了打声招呼，冷漠了侧身而过，关起门来进入独立的世界。我们可能在看相同的电视剧，却从来没有探讨剧情的冲动。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对方的生活。甚至，我们心存交往的热情，但是面对职业和身份的界限，发现对方带给我们的常常是一种无法驱赶的厌烦，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门再次关上。
       面对一个二奶，我们和对方交流的契合点在哪里呢?探讨男人的品味?
       根本无法统计，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个姑娘，生活在成功男人的羽翼下，把自己粉红色的人生、梦想、爱情打成死结，以献身的姿态迅速把青春套现。她放弃了成为一个妻子的烦恼，她拒绝一个妻子应该承担的油盐酱醋相夫教子的责任义务，她像一个会打地洞的老鼠，直接从洞房中把新郎劫走。她不正面和对方——那个妻子交手。她迂回而上，直接获得成品。她情愿做一个隐身人，偏居一隅，与她无争。她只要求得到对方“能给予她的那一部分”，金钱，也许最初还包括感情。她曾经有过爱情吗?她肯定有过；她还会有爱情吗?她的爱情将变得更像偷情。
       而那个男子呢?在拥有了金钱家庭事业以后，还有什么能让他无休止地奋斗呢?面对一个结婚十年二十年，摸着她的腿像摸着一截细钢管摸着她的腰像摸着一截粗钢管的女人，你难道不会产生审美疲劳?而我们的时代给一个成功男人提供了多么大的发展空间啊，只要你敢想，就没有你不能得到的。这是一个基于“顾客价值观”的时代，为顾客提供一切是商业服务的最高理念。放纵有足够多的生理和伦理支持。
       那个男子在暴露了自己的情人之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家庭同事，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也没有必要知道，这已经和本案没有关系。我们只是明白，今天，我们的邻居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包括陌生人，包括一个二奶。
       3．一个烟民
       烟灰缸里有一只烟头。分析证明，这是一只“555”的烟头。在“555”牌香烟中，有——种特另lJ“硬”，据说，吸毒者在缺货时，会把它当成替代品。
       也就是说，作案者极可能是一个吸毒者。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难的命题啊。因为，吸毒者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他们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隐秘的世界。一旦踏入，也许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日子。一瞬间的欲望爆发，刹那间想象力失去边界，自由无边无际十—代价是终生生活在欲望的煎熬之中。毒品隐含了对一切事物没有边界的想象和惩罚。
       我第一次吸毒是在我的家里。来了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在一页锡纸上放上白色粉末，然后在下边点燃火柴，一丝白烟飘起来。他把锡纸对准我的嘴，我吸了一下。没有味，然后，我像抽烟那样，从口里喷出多余的气体。这个举动马上让我的朋友悔恨不已，他立即把锡纸对准自己的嘴，狠狠地长吸一口，咽下肚子。然后，立即端起身边的水缸，把里边的水全部吞下。这样，进入他身体里的烟雾被全部保留下来。随后，他表现出一副神魂颠倒的样子，似乎进入天堂梦境之中。他当时的表情让我感到有些夸张，不过，后来我认为这也许是当时应有的神态。
       值得庆幸的是，这是我惟一的一次“吸泡”。我一直被当作一个乖孩子培养，我很少有从冒险中获取快乐的举动。当时那种有点仪式化的举动本身就带有地下活动的色彩，这显然是我不愿意接受的。如果吸食鸦片是一种公开的、没有心理压力的活动，也许我就接受了。
       我的那位同学后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吸毒者。他假装急匆匆路过我的单位，说是要去办件事情，借我的车子用一下，但是，骑着车子就不见了。他假装家里出了急事，父亲住院，需要钱用来向我借钱。开口五百，拿走三百也让他欢天喜地。最后，干脆他就直接扮演坏人，自己被公安局抓了，现在放他出来寻找罚款，凑够数就可以不判刑，不够就得蹲大狱。他已经从一个鸦片吸食者变为一个表演艺术家了。我总是无法拒绝，而我之所以许多时候借钱给他，似平并不是心软，并不是出于同情。我只是不明白，你怎么能骗我?我不能相信你在骗我，我不能相信鸦片能战胜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
       事实上，鸦片可以。鸦片可以破坏任何关系，破坏一切。直到如今，我都无法容忍那些从鸦片中获得创作灵感的艺术家。我认为艺术可以放弃，但是生活中有更多的东西不应该被破坏。这可能是由我的出身决定的。我发现在我们家乡的那些鸦片吸食者中，更多的来自于那些厂矿子弟。吸食鸦片在最开始是被当作一件奢侈的、时尚的行为看待的。他们竞相模仿，仿佛在追逐潮流。而我们，那些农民的子弟，则几乎很少沾染毒品。鸦片把我们划开了界限。似乎鸦片就是区别我们彼此身份的标志，拒绝鸦片就是拒绝把自己
       看作一个工人家庭的纨绔子弟。
        但是，今天，这种界限在消失。鸦片在吞噬一切边界，鸦片在所有的土地上伸张。鸦片展示了欲望的极限，而欲望的无止境正成为生活的追求目标。鸦片和生活在本质上惊人的同一。释放，释放自己，释放一切能量。本能向逻各斯发起挑战，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得到鼓励。鸦片吸食者在固定的节日里得到关怀，人道主义者在布道的同时，告诫那些使用针管的瘾君子，尽可能不要和别人混用针管，以免染上艾滋病。科学研究表明，瘾君子之所以难以摆脱毒瘾是因为脑垂体中有一个部位控制人的感觉，如果某个人的这个部位发生病变，那么这个人的毒瘾就比别人大，对毒品就会产生更多的依赖。生理学总是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发球，以科学的名义轻易突破道德的防线。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父亲教给我的知识还能留下多少。
       现在，一个鸦片吸食者把烟头留在了作案现场，他留下了自己的罪证。怀疑一个道德上的恶人总比怀疑我们的邻居让人心里舒服。和感情已经没有关系了，作案者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社会的渣滓，他天然地应该受到惩罚。对我们无从下手的案件警察有办法，我们很快就知道，警察原来和小偷玩的是相同的游戏。如果小偷捉警察，小偷会很快抓住警察。同样，警察要真心找小偷，小偷就绝不会有藏身之地。警察掌握着这个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吸毒犯、前吸毒犯。在所有的吸毒犯中，总是存在一个互相沟通的网络。一个人只要第一次吸毒成功，马上会有人主动找你补货。警察只要抓住一个审问就行了。
       结果当然让我们失望。这个案件和附近的吸毒者没有任何牵连。我们期望中的作恶者这一次没有出现。
       
       
       老家门窗没有任何撬过的痕迹，案犯直接进入了房子。这起码证明，老太太认识罪犯。
       必须缩小怀疑范围。
       会不会是老家来人借宿?
       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让人伤感的话题，怀疑直接对准我们自己，对准我们内部。相信我们以血亲建立起来的关系是靠不住的，相信人在绝境中连自己人也不放过。我们向人类的道德底线发起冲击，毫不留情。
       问题是，孩子们不知道老家在哪里。不知道老家具体在什么位置，不知道老家有什么人，不知道老家的联系办法。全家从老家已经出来近五十年了，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回去过，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关心那个地方。毕竟和那个地方没有任何感情。只有母亲坚定地认为，这个地方是不可更改的，永远存在的。她回忆它，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她坚持，一定要在进入坟墓之前回一趟老家。于是，她就回了一次老家。可是回来之后除了老家的贫困引起大家的感叹，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现在，老家成了一个问题。
       事实上，老家这个概念只存在于有过农村生活的人们中间。在农村，人类似一种植物，常年生活在一起，几乎不存在迁徙的可能。父辈们生活在一起，儿女们还会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不但和对方发生关系，还和对方的祖辈发生关系。大家熟悉彼此的一切，知道谁可以信任谁不值得信任。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会让整个村子都戒备起来。一个有偷盗行为的人在进入某家门之前，这个家庭的全体成员都会敌视地看着他。全村人会在各种场合提防这个人，他在参加所有公共活动时都会遭到挤对和嘲弄。他把自己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无论谁家丢了东西都会怀疑他。
       老家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纠缠，人们的所有行动都集合在一起。人们通过节日，春节清明芒种端午夏收秋播一系列活动连接在一起。人们沿着农业和血缘的网络交通在一起，这种交通宁可堵塞也不能轻易断裂。人们认为亲戚是走出来的，必须走亲戚。走意味着距离，意味着会面的艰难。走又意味着行动，它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它必须专门准备，打一个电话是无法代替的。
       但是，在城市里没有这种可能了。孩子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城市里，他一直在漂动。他没有老家的概念，他不会产生根的感觉。距离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会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的生活成了一个断面的集合，我们很难确定和我们打交道的这个人的道德状况，我们永远了解的只是他的一个方面。我们可能和远在东郊的人是朋友，但永远都不知道住在自家对面的人整天在忙些什么。这在我们看来是正常的，文明的。我们彼此疏远，不干扰对方，不介入对方的生活。我们看电视，电视带给我们整个社会，电视让我们和整个社会保持接触，电视帮助我们解除孤独。我们有电话，电话帮助我们连通世界。孩子们厌恶老家，惧怕回老家，惧怕老家黏黏糊糊的感情，惧怕看见老家脏乎乎的墙壁，不干净的饭菜。老家像一个遥远的伤疤。
       但是现在，老家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成为必须怀疑的对象。我们怎么下手?
        5．民工
       有两个理由怀疑民工：第一，这家此前搞过装修，钥匙曾经给过民工；第二，临近年关，许多没有领到工资的民工可能铤而走险。
       坦率地说，我不愿意怀疑民工。这是一个奇怪的心理，这种心理再次牵涉到我的出身和背景。我又一次知道，我是难以摆脱这个背景的。
       我之所以不愿意怀疑民工，是来自于我最直接最天然最原始的一个感受，即：农民是可怜的悲惨的受欺凌和侮辱的。他们总是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而伤害他人似乎从来就不是农民的行为。我的这种判断太过武断简单，以至于我连自己也无法说服。但是当我面对一个农民的时候，我还是想到他们全体，想到他们的面孔、生活。
       我的这种同情中隐藏着一种我也不易觉察的心理：惧怕重新跌入到农民这个行列之中。
       对于我来说，农民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接近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这个起点有着漫长的阴影，几乎覆盖了你的终生。我曾经试图切断和这个阶层的联系，但事实证明我失败了。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似乎已经忘记了农村生活，但是当我度过自己的青春时期以后，那些曾经消逝的生活又复活了。我看见每一个民工都想起我村中的某个人，甚至我的叔父，一个老实巴交只知道出卖力气的人。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乡下有一个下苦力的父亲，他看待农民时就会多一份温情。
       今天，生活在城市工棚中的那些人，不过把自己在农村的生活复制到了城市，吃最简单的食物，干最繁重的力气活，穿最肮脏的衣服，但是，在城市背景的衬托下，农民立刻成了世界上最丑陋的人。
       而这一切，在农村是感觉不到意识不到的。在农村，一个农民端起饭碗蹲在村头的时候包含着一种沉静和充实。他很自在地蹲在那里，蹲在田间地头，蹲在他的村庄。他安详地但同时是平等地吃着饭。他也许心忧天旱，但脸上暴露的绝不是焦虑，不是绝望。我在农民的绝望当中常常能找到一种熟悉的达观，能找到一种参透人生看遍事理的平和。但是在城市中，农民，我所熟悉的这一群体暴露的是焦虑和不安。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退路。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房屋。如果没有钱，他们就没有吃没有住，就丧失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一切，丧失了在这个城市存在的任何理由。而在二OO三年即将过去，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感到我从未有过的虚弱，我感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能无用过。有数也数不清的民工在年关即将床临的时候，拿不到工钱，无法回家。这其中包括我生活过的村子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到处找我，希望通过我能讨回工钱。我躲，我逃避，我承认我的无能，我请求你们对我失望。我觉得我的成长我的知识我的所谓文学追求对我的村庄来说，一文不值。我甚至不敢在过年的时候回到老家，我害怕面对他们。我永远都无法平衡我内心中的道德天平，我的生存我的选择对那些和我曾经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没有任何意义。而在我们的时代里，高楼大厦玻璃幕墙把经济追求、人生指标、社会道义巧妙地统一起来，躲过了道德追问。有人认为，放弃了对枕木之下的灵魂怀念，收拾起道德的鞭子，通过劝告和抚慰，他们就会自觉地把我们带向美好的未来。他们忘记了，这一切都是以我的乡亲们的血肉付出为代价的，我怎么能忘记!
       有这么一天，在经过一条大街的时候，我看到一对父子站在街头。父亲肩上扛着铺盖，儿子跟在父亲身后。儿子是十四五岁的样子。父子俩正深情地看着街头一个卖日本串串烧的小摊，他们两个的神情一下子就击中了我，那种神情是无法描述的，这是一种标准的、农民式的、面对食品忘情时的神态。我突然觉得我就是那个儿子，那个父亲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我和我父亲站在街头看着那个让人思量的食品。我平静着脸继续走，但是泪水早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想象力，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个批评。这种批评指责文学丧失了想象力。我不知道他们是指哪种想象力，但是我敢肯定有一种想象力是不被包括在内的：这就是对某一部分人生存状况的想象力。他们不会想象也无法想象某一部分人在今天是怎么生活的，而正是这种生活使我知道文学和文学多么不同，写作和写作多么不同。正是这种生活一再使我在写作中遭遇障碍，使我意识到，在我的写作中摆放着永远都无法绕行的命题。这种生活使我觉得想象力这个词是奢侈的豪华的。这种生活使我认识到，我所从事的写作和知识无关，因为知识不能帮助他们；和技术无关，因为技术不能帮助他们；和想象力无关，因为想象力不能概括、无法穷尽他们的生活，连想象力也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有限。这种写作牵涉内心，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内心，它只呼唤自己的儿子，呼唤那些从它身边出走的人。他们是溺水的人群，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没有援手就是一种背叛，掉头不顾在文字的风景中穿行，就是永远也不能饶恕的罪过!
       我知道，在一桩命案中插入感情是不应该的。任何人都必须接受平等的怀疑和质问，包招民工。而谁都明白，过年对一个民工意味着什么。过年让一个民工会轻易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但是，在排除了装修工以后，对民工的怀疑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判断。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难以计数的群体。
       6．公安局
       ……母亲一生与人为善，疼爱子女，热爱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遇事总是吃苦在前，很少考虑自己。我们不明白，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毒手?这样离去让儿女怎能不肝肠寸断遗恨终生?我们希望公安机关早日破案，让母亲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让社会早日恢复安宁和平……
       殡仪馆的广播震得嗡嗡直响，悼词中的怀念更像是一种声讨。亲人的哭诉和追悼让所有人为之落泪，我们无法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善良的人难以善终。如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无法实施，我们对社会对人生的信心在哪里?
       所有的追问都指向公安局。
       丹尼尔·贝尔在分析爱伦坡的小说时讲，侦探、新闻记者、妓女是小说家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是社会的蜘蛛，通过他们，社会结构成一张错综复杂但又相互联系的网络。矛盾在他们那里纠结，焦点在他们那里汇聚。他们是小说家最值得描写的对象。
       我们之所以指责公安局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比我们更多的材料，他们有能力接近事实，他们有权力改变人的命运。但是，当我们突然跌入公安局之后，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们焦心的案件。对我们来说性命悠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成了一件普通的工作。
       这常常是对峙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警方首先态度不积极不热情。
       那么，我们对警方一直很积极很热情的想象来自哪里呢?
       来自于报纸，来自于电视。不但来自于已经艺术化的文艺作品，还来自于完全纪实的新闻报
       道。公安战士、新闻记者、影视编导共同完成了对警察这一职业的想象。警察是一个源头，警察注定和一些超乎想象力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文学和新闻需要的。于是，我们看到的警察永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一挥而上。
       当警察完成了自己的形象塑造之后，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对他们的期望值空前提高了。于是，一旦有控诉的声音指向警方，你都会听到庞大的无边无际的应和声。
       不过，这依然是事物的表象。在警方多少有些夸张的表演术中，无意间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警方拥有掌控生活的能力。只要提供给他一点线索，他就可以顺藤摸瓜，给出生活的全部答案。警方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的若干方案，按照这个方案，罪犯自然会水落石出。生活被他们描述成有序幕、有高潮、有结局的故事。但事实往往不是这样，在真实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警察在奔跑，有时候不得不依靠群众雪亮的眼睛来追捕罪犯。而许多罪犯之所以被抓住，是因为在漫长的抓捕过程中，只要目标不归案，警戒就永远无法解除。依靠体制的耐力，依靠体制的不屈不挠，罪犯在对抗中终于露出破绽。他成了输家。
       7．结局
       我的描述应该结束了。我发现我对于这个案件的想象力已经枯竭。
       对于我来说，想象力确实是一个让人矛盾的词。由于无法接近事实，我不得不在想象中前进，虚构自己的作品。我根本无法接近我要描写的群体，我无法探知他们的真实生活：民工、烟民、二奶、老家。我甚至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的想象力确实前所未有的萎缩了，真正的想象力早已经交给科学家、公安局、新闻记者、经济强人，是他们展示了我们社会惊人的发现，他们足以让我们处于震惊之中。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想象力也无法追述的，即，我们谁也无法想象一位老人面对菜刀时的恐惧、战栗、愤怒、惊恐、不解，我调动了自己生活中所有的记忆，调动了自己生命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依然无法想象一把菜刀逼近时，自己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一过程也许只有在噩梦中才能完成。在梦中，你遭遇追杀，心脏剧烈跳动，恐惧无法表达。醒来之后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噩梦。你获得了恐怖体验，代价不过是胳膊挤压了心脏，一条大腿搁在了另一条大腿上。
       一个月后，这件命案告破。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发生在我市的“一二·八”特大杀人案，昨日告破。杀人凶手陈建发是河南辉县人，系被害人的堂孙。十二月七日，陈建发来西安向被害人借钱被拒绝，因被害人批评自己而怀恨在心，遂以借宿为名留宿。十二月八日凌晨……
       市公安局在接到报案后，非常重视，迅速组成了以副局长……
       嫌犯陈建发被带到小区指认行凶现场时，小区群众纷纷……
       报纸上附有一张照片，警察揪住罪犯的头发。
       怀疑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建立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颠扑不破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乌托邦。但是案件告破以后，怀疑的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生活再次还原为无法对接的碎片。你发现原来看上去走路说话怎么都像罪犯的人，现在怎么看都是一个好人。这让人有些歉疚。
       据说，二OO三年西安发生过类似的命案还有两起，分别是：儿子杀死年迈的父亲，丈夫杀死讨嫌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