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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3日，来自中央编译局、国土资源部、清华大学、北京银行的学者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一克洛德·德洛奈和克洛德·梅耶就当前的经济金融热点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美国次级贷款危机、通货膨胀、银行综合化经营、金融衍生品等问题的认识。
       一、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及其性质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金融化的倾向，且日渐明显。李其庆认为，由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直接金融取代了中介金融，成为资本融资的最主要形式；金融及其衍生工具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使用价值的生产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实现了自身的增殖，即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朱安东结合经济长波理论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每一个经济长波的后期，都会出现金融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总利润的比例不断上升，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比重不断上升这一金融化现象。张德栋梳理了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一步证实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现象。20世纪70、8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世界外汇市场动荡，各国利率波动加剧，进而导致股票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经济发展十分不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先后出现外汇、利率和信用三类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自产生以来，交易量增长迅速，仅信用衍生品的交易量就从1997年的18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的45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产品创新速度较快。在远期、期货、期权、互换、资产证券化等基本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上，经过衍生再衍生、组合再组合的螺旋式发展，繁衍出了更多的品种。靳立新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制演化角度，介绍了金融综合化经营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规制，金融的混业经营渐成规模，这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国内市场加速金融化、在国际金融领域逐步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打下了基础。
       各位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一方面为促进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金融操纵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财富剥夺手段，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危机和动荡。李其庆认为，金融产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产品，金融资本的发展促使信息和服务产品转化为商品，并通过高新技术的开发，实现资本的增殖；但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金融霸权统治，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和国际剥削的工具；金融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金融投机造成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并频频引发危机。徐向梅介绍了俄罗斯金融制度转轨以来三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它们分别是1995年由银行间信贷市场交易拖欠引发的银行危机，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传染而爆发的金融系统全面危机，2004年由于违规经营而引发的金融市场恐慌。这些危机尽管在一定时间内被克服，但是给俄罗斯金融业和实体产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朱安东认为，资本主义长波后期的金融化，必然带来资本主义获取利润方式的变化，实体经济的利润不足以支撑日益庞大的金融资产的分红要求，金融利益集团越来越依赖大量后续资金进入金融市场推高金融泡沫获利；但是，在零和博弈下，这种获利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终有一天拐点会出现，泡沫会破裂，金融危机会到来。那个时候，整个经济将陷入严重的危机甚至萧条，各种社会经济矛盾进一步激化。
       大多数学者判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发生局部质变，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加大了剥削和剥夺的力度。李其庆认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发展的结果。进入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滞胀”时期，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出现了资本积累过剩和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情况；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大力推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实现福特主义的增长方式向金融资产的增长方式转变。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强化其金融霸权机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他列举了三种剥削手段：第一，发达国家直接或者利用国际组织鼓励和引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进行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即私有化改革，但实际上改革的利益落入少数金融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投资者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第二，利用对第三世界发放大量债务进行剥削；第三，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账户，大量国际游资冲击发展中国家，制造金融危机。德洛奈深刻地指出，金融全球化有好处也有坏处，金融全球化更多地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本；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中的直接融资不一定比间接融资有效率，要充分认识到直接融资的风险问题，金融衍生品并非金融垄断资本所吹嘘的那样能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而是相反。严海波认为，在金融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边缘化。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优势也正是不发达国家的劣势。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不仅控制着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而且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达国家还制定、维持和利用现有的、有利于自己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制度和规则，掠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维持其不劳而获的利益机制。德洛奈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远未达到成熟程度，它们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制，在金融全球化的被动开放中，利益严重受损；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应该尽量与不公正、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距离。
       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
       对始于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看法。严海波介绍说，全面的金融危机一般表现为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危机同时或相继发生；此次由美国次级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引发的危机，就像一个很大的泡沫被刺破一个小孔，泡沫逐渐破裂，债务大厦在坍塌，危机在向不同的信用领域蔓延，无疑就是金融危机，后面必然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次危机还远未到头，原因在于：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到期日的临近，诸如按揭贷款中的次级贷款市场、“ALT-A”贷款市场以及其他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将会出现新的信用违约；第二，作为金融衍生品基础的信用产品违约的出现，将使比基础信用品规模大得多的衍生品市场像“倒金字塔”一样坍塌，这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注资而作用有限的原因之一；第三，泡沫破裂带来各种信用关系链条的中断，必然会波及其他的信用市场，各类金融机构的账面损失
       还会继续增加；第四，金融危机对消费和投资的打击才刚刚显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衰退已经开始。刘正山用美国近期的经济金融数据得出了同样的判断。张德栋揭示了金融衍生品风险的两面性，一方面，金融衍生品以避险工具的面目出现，转移、分散了部分金融机构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产生道德风险的环节，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和规模。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金融危机可能会在金融衍生品的推波助澜之下逐步恶化。
       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的认识。朱安东从经济长波理论角度分析了当前美国次贷危机的必然性。他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从利润率来看，这一次经济长波都已经越过了其波峰，进入下降期，也就是矛盾爆发期。德洛奈和朱安东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不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国利用美元优势极其不负责任地降息和滥发美元，使世界范围内出现流动性泛滥，催生了美国的金融泡沫；第二，美国金融市场大量吸纳来自本国的资金，以及来自贸易盈余国家的资金，堆积起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而且美国政府为延缓金融泡沫的彻底破裂，不惜吹出一个更大的泡沫；第三，相对于日益膨胀的资产泡沫，美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利润率下降；第四，美国贫富分化严重，基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上涨的“财富效应”，使美国制造出大量暗藏危险的次级贷款，而一旦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支持消费信心的“财富效应”将从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严海波认为，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既符合危机爆发的一般规律，也有美国特色。他认为，除了美国经济运行中实体经济与虚拟金融经济逐步走向严重背离，贸易赤字和资本赤字所建立起来的债务王国的不可持续性的原因之外，还有美国独特的因素在起作用。纵观二战以来美国的金融战略会发现，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仍然是这样一种掠夺模式的翻版：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以及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优势地位，采取全球性产业转移和金融控制策略，配合突然性和周期性货币政策，对不同时期不同对象进行债务转嫁和财富掠夺；这种掠夺模式的每次表现会略有不同，这取决于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利益冲突与合作，危机的发生具有何种程度的可控性，财富掠夺的方式是实物控制为主还是金融操纵为主、是对方危机还是己方危机，等等。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各类金融投资者的账面损失；美国经济衰退和美元跌落，进一步对世界不同国家造成复杂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损失。德洛奈强调，从整体上看，美国金融危机留给世界的最大后果是美元贬值和全球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结构调整、全球贫困化、军事冲突等都是其副产品。此外，他还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中小企业破产以及失业增加的担忧。刘正山认为，危机使美国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值大幅缩水，这会拖累相关行业、机构和个人的账面价值，但是，在美国房地产及金融业暂时出现衰退的同时，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军工产业、农业、矿产资源业、能源业等产业却依然保持世界垄断地位。靳立新列举了诸如花旗、贝尔斯登、美林等美国著名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遭受巨额损失的事实，说明在系统性危机之下，金融综合化经营也难以避免危机的打击。刘元琪明确指出，金融危机的最终结果一定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是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美国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以美元标价的能源、资源、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会飞速上涨。更加诡异的是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撤离次贷相关资产之后，集中进入期货期权市场进行操纵，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严海波认为，这一方面增加了中国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以及制造业成本，推高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加剧了中国全面的“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元降息、贬值和人民币升息、升值将会导致大量热钱进入中国，推高中国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埋下危机的隐患。刘元琪更是尖锐地指出，中国房地产畸形发展、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的生产畸形发展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车间和工地，大量耕地被工业和商业用途占用，农业生产相关的劳力、技术和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的基础地位遭到了削弱，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波动下，农业领域的过度开放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中国整体发展提供相对稳定和低成本的支撑机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必须警惕农业危机的发生，如果农业危机得不到解决或者用土地私有化解决，那么高粮价将使中国未来出现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安东、严海波、刘正山都高度关注我国的外汇储备损失，美元的持续贬值使中国高达16822多亿美元(2008年3月)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的价值严重缩水；可以明确地说，美国借助危机进一步操纵汇率，是一种极度恶劣的赖账行径，目的是勾销过去所欠债务，转嫁金融危机。刘正山还从中国的贸易顺差、消费额、投资额的对比得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外贸出口、外商投资、政府消费与投资拉动，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不大，并且近10年来增长不大。严海波进一步指出，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使我国内部经济直接暴露在外部风险之下，内部需求不振直接减少了我国经济回旋的余地，发展成果无法充分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梅耶从历史角度描述了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向日本转嫁危机的过程。梅耶认为，中国当前的情况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有着一些类似之处：经济的贸易平衡，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美国和欧洲以同样的方式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等等。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国际政治干预的手段重新确定美元和日元的比价关系，加之浮动汇率制度、外汇管制的解除以及金融自由化等制度条件，导致日元作出远远超出正常幅度的升值。为了避免衰退，日本执行了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刺激了投机并引发资产价格膨胀。这个泡沫在1990年爆破，给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带来了金融不稳定和经济萧条。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丧失了发展的活力。为此，他得出三点启示：一是立即而急剧的重新估值可能是危险的，并且存在风险。二是在货币逐渐升值的进程中，最好维持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三是金融系统的自由化必须考虑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慎重对待。此外，他还观察到日元对美元升值几乎一倍之后，日本迄今仍然继续同美国保持着贸易顺差，其范围在500亿至800亿美元之间；显然，币值问题并不是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对于日本是高科技部门的竞争力，对于中国是
       出口商品中很低的劳动力、能源和环境成本。梅耶认为，面对不负责任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不确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国的有关决策部门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独立决策，防止外部危机的输入和传染，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利益。
       三、几点建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的发展既离不开世界大环境，又不能在外部影响面前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在发展好、服务好、维护好国内经济的前提下，积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改革，维护我国的经济金融利益和世界的经济稳定。
       1．客观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外部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金融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创新的不断加快，给金融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在地区和行业间的传递明显加快。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不断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金融领域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金融全球化是由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也是由他们制定的，因而从总体上说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从事国际剥削、攫取超额垄断利润服务的。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金融安全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而金融安全涉及国家主权，不可等闲视之。
       2．把国内经济发展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目前，我们尤其需要正视美国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复杂国际环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内部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处理好外部需求与内部消费的关系，增加与内部经济发展相关的生产性投入，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型需求，增加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我们还应该逐步摆脱对外贸和外资的过度依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针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我们要认清通货膨胀有国内原因，也有国外原因，但主要是国外原因。要采取有选择的、结构性、目标性调控措施，逐步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我国的金融事业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要适合我国国情。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节奏和力度要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市场发育的程度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更好地推动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的互利共赢。因此，我们只有在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摸索，逐步建立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体系。
       4．提高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和水平，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业敲响了警钟，经济金融化以及金融创新背后的特殊风险不容忽视，经济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所引发的外部风险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我们要加强货币政策制定的主权性、科学性、有效性，完善外汇管理的法律法规，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健全金融应急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快构建金融安全网。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任务放在金融工作的首位，落在实处。
       5．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证明，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会在传导机制的作用下，影响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这些危机也进一步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我国虽然由于资本市场未完全开放和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而免遭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洗劫，但是美国利用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优势转嫁自身危机的图谋一直没有改变，并且和欧盟联手不断向中国施压。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局面必须改变。我国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对金融全球化问题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作出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