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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空间观
作者:杜艳春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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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问题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男性是社会中的主导群体,因此男权社会建构了一个空间,它不仅使男性权力和优越性合法化,而且使女性处于劣势和从属的地位。千百年来,女性被男权社会圈定在“女性空间”内,受到来自社会和传统观念的禁锢。男权社会中的空间被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前者指房子或家,它是女性的属地;后者指的是家庭以外的场所,是男人的世界。即使在家中,客厅和卧室主要是供丈夫娱乐和休息的,婴儿室是给孩子准备的,只有厨房才是女性的领地。在公共领域中,男人应该尽可能多挣得财产,因为财产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准;在私人领域,他是家里的主人,妻子和孩子都是他的财产。
       一、女性所隶属的狭窄空间
       纵观女性文学作品,不难发现,男人的空间是世界、宇宙,而女人获得的却是一块狭窄的天地,家庭成为女性被奴役、被“物化”的场所,并且使女性“符合既定形象——贞节、顾家、慈爱、无私,终其一生,竭力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①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低下地位决定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只能按照男权社会为她们规定的传统角色和行为准则来生活,她们只有成为男性的“家中天使”,才能被社会所接纳。
       西方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关注的女性空间形象大多是窒息妇女的空间形象、男女隔离的空间形象和争取从压抑的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形象。比如,18世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女权辩》一文中抱怨妇女被禁锢在无知而狭窄的空间里。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19—20世纪女性文学中,空间形象占统治地位,表达了女性在父权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中受桎梏的心境。由于女性被禁锢于私人领域的狭窄空间,幽闭症成了女性作品另一个重要的主题。
       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在20世纪60—70年代继续批评父权社会和文化中男女空间的隔离和女性空间的压抑性。它认为家和私人领域对妇女具有压迫性,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是男性迫使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一个工具。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波伏娃曾指出,当女人结婚时,她不得不放弃许多少女拥有的开放空间,进入妻子所从属和受限制的空间。露丝•依利格瑞在《这个性不只是一个》中提到,男性的“有关祖国、家庭、家的话语把我们禁锢在不能自由活动和生活的封闭空间里。他们的地盘是我们的流放地。”在这一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常常是社会的边缘人物,或被禁锢在一些晦暗的角落里,或被浪漫化地监禁在家里。
       二、女性所寻求的自由空间
       自女权主义运动以来,女性不断为寻求属于自己的空间而抗争,她们从空间视角来解构男权话语,建构伸展女权主义的话语空间。女性“自我囚于牢笼中,这是家庭和社会的牢笼,或者婚姻的牢笼,但你可以脱离自身而飞翔”。②随着女性摆脱“禁锢”处境的愿望愈发迫切,冲出“牢狱”、寻求空间成为她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女性觉醒意识的增强,女性的空间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当时英美文坛上一批敏感的女作家开始在她们的作品中反映这个主题,比如,弗吉尼亚•吴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1929)中强调,女性要想摆脱历史与现实强加给她的不利地位,只有做到一年有500英镑的收入和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是一种象征,“钱”指女性经济上要独立;“屋子”指女性的创作空间、心理空间和情感空间。这种象征是女性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夏洛蒂•吉尔曼的《黄色壁纸》(1892)、凯特•肖班的《觉醒》(1899)、多丽斯•莱辛的《19号房间》(1962)等都力图表现物质生活舒适的女性对广阔自由空间的极度渴望。在这些女作家笔下,以男人为中心的家是女性迫切逃离之场所,她们含蓄曲折地表现了女性对家庭这一禁锢空间的反叛。无独有偶,伊迪斯•华顿最著名的两部长篇小说《欢乐之家》(1905)和《天真时代》(1920)亦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女性与空间问题上的独特观点。其中的女主人公们身处上层社会却没有自己的家,四处飘荡,渴求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空间。表面上看,她们不受“家庭主妇”责任的制约,又没有专权丈夫的管制,与其他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相比,她们似乎有着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她们被禁锢在传统的行为规范内,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陈规戒律的限制,无法跨越习俗的框框。
       小房间、阁楼、带栅栏的屋子、育儿室是女作家表现女性生活与心理时常用的意象。《简•爱》中简被关的黑屋子、囚禁疯女人伯莎的阁楼、《黄色壁纸》中的“我”被丈夫送到了一所乡村别墅,被安置在一间曾做过育婴室的房间里,窗户被钉上栏杆,屋内一张固定的大床,“我”感觉如同监狱里的犯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女性的文本中,表面的故事之下掩藏着无声的故事。离家出走不成,于是疯癫、死亡便成为女性挣脱家庭羁绊、摆脱男性束缚、寻求独立精神空间的特殊手段。
       吉尔曼的《黄色壁纸》的叙述者“我”由于写作的欲望得不到实现,转而研究墙上的壁纸,后来竟然看出奇怪的图案,是一群女性在爬。因此,“我”奋力撕破壁纸,帮她们爬出来。虽然叙述者最后疯癫,从丈夫身上爬了过去,这看似悲剧结局,但实际上她的行为恰恰说明她胜利了。在疯狂中,女性达到了对父权社会有力的还击。疯狂成为对妇女处境的一个隐喻,疯狂代表着觉醒。
       同样,女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死亡的结局。凯特•肖班《觉醒》中的埃德娜,她所钟情的罗伯特没有勇气摆脱道德枷锁,她对爱情的幻想最终破灭。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她选择了与大海融为一体;多利斯•莱辛的《19号房间》虽然没有给苏姗带来所期盼的精神自由,但她扭开煤气自杀,毕竟勇敢地向男权进行了挑战;《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自己虽葬身火海,但她把象征男权统治的桑菲尔德庄园付之一炬;《欢乐之家》中的莉莉竭力想跻身上流社会,却屡遭失败,最后落魄致死,终于摆脱了困顿她的“金笼子”。这些人物都以死亡作为抗争的手段,抗议男性强加给女性的不公平命运。她们的死不是悲剧意义上的死,而意味着新生,意味着觉醒。
       三、女性所拓展的广阔空间
       时代在进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经历着历史的演变。政治上的赋权与经济上的独立使女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在文学创作中,一些女作家塑造了女性理想的王国。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家玛琪•皮尔西的小说《时间边缘上的女人》(1976)塑造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美籍墨西哥人,在经历家庭的不幸之后,她精神失常,后为“解救”妹妹遭毒打被关进监狱。精神恍惚中,一个来自另一时空的女人出现在她面前,牵引她到达另一时空,一个环境优美宜人、性别差异几乎一笔勾销的社会。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与夏洛蒂•吉尔曼的《女儿国》相似,二者都提倡平等、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议。
       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女性消费的空间越来越广阔,买喜欢的化妆品、选购漂亮服饰已成为女性的专利。购物对女性来说永远是一种享受,因为商场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宜人的购物场所,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在其中,女性逐步获得了对现代生活所能提供的可能性和权力的一种新意识。正如苏红军所言,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消费有其积极意义,女性消费对由父权社会制定的时尚、女性气质等有一定的颠覆作用。购物这项既不被重视又相当繁重的家务劳动,对女人来讲,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经历。她们去商场,就是走出了家庭的小圈子;在商场里,女人之间也有了更多的联系。这样就提高了她们的生活质量。“百货商场给那些在家带孩子、做家务的妇女一个机会,一个到外边去透透气的机会。”③它是女性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积极空间,独立、幻想、无人监督的社交相遇。威廉•里奇曾说过:“许多女性对消费体验的参与和挑战推翻了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复杂特质——依赖、被动……家庭内向和性的纯洁。大众消费文化给女性重新定义了性别,并开拓出一个和男性相似的个性表达的空间”。
       四、结语
       女性的空间观是动态的、多元的。20世纪80—9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在空间理论上扬弃第一、第二浪潮的女权主义观点,如一方面质疑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理论上以男女平等、反对性别压迫、妇女姐妹情和为妇女争取自由等话语来扩展女性空间的做法,另一方面接受了一些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的空间理论。这一时期建构的空间话语与其所处的20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有密切联系,阿里夫•德里克认为,空间的话语具有颠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潜力。用他的话来说,对空间的觉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激进的“他者”。
       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女性就业机会广泛增加,家务劳动社会化,女性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女性空间观受到空前挑战和冲击。从前女性虽然承担着极其繁重的劳动,但她们的劳动仅限于家庭范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现今,大多数女性已经在经济上独立了,也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屋,甚至整座房子。但经济上的独立并不等于人格上的独立,女性一定要自尊、自立、自爱、自强,和男性调整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要求平等并不意味着两性之间的等同,也并非说所有的女性都一模一样。打破传统的空间秩序,需要两性的共同努力。随着妇女运动逐渐走向全球化,女性与男性将摆脱传统观念和刻板空间模式的束缚,建立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不断完善并最终实现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新态势。■
       注释
       ①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② Karl Miller,Studies in Literary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69
       ③ 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杜艳春: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