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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美国学界在后殖民理论是否已经终结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美国重要学术期刊PLM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编辑帕特里夏•耶格尔（Patricia Yaeger）召集了一个圆桌会议，探讨了有关后殖民理论的一系列问题如：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范式衰竭的可能性；考虑殖民化和去殖民化历史时，跨国、跨学科对话的重要性；应付当下新形式帝国主义的新范式的缺位；后殖民研究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方法以适应新的危机？后殖民研究已取得哪些成就，面临哪些挑战？这次圆桌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以《后殖民理论终结了吗？》为题发表于PLMA期刊2007年5月出版的第122卷第3期。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密歇根大学安阿伯校区英文系的詹尼弗•温泽尔（Jennifer Wenzel）纵观美国后殖民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里，后殖民研究作为英语研究领域的一个次领域的地位已得到巩固，以“后殖民”、“世界的”、“英语的”或“非西方的”文学等不同名头设置了许多新职位。“英美文学”这个词已不足以描述英文系的工作。如果“后殖民研究始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学术圈时”，那么在每一个系科都聘用“后殖民研究者”时，或许“后殖民”已结束了。温泽尔指出，如果当今的后殖民研究真有一种衰竭感，那么它绝不仅仅是学术风尚的转换更迭（下一个风尚会是生态批评？抑或是人权？），而是因为世界变了，和这个领域直接相关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耶尔•弗格森的（而非赛义德的）“帝国”理念近年来已被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那么“9•11”之后对扩张性外交政策的回归是否意味着后殖民研究的失败？事实证明美国的批评家们没能阻止或改变那种彼处作战、此处掌权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逻辑。然而认为这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失败的想法似乎又过于单纯，也过于乐观。布什政府的一个官员曾赤裸裸地宣称：“我们现在是一个帝国。我们行动时便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现实。当你研究那个现实时——你会谨慎地研究，我们又将行动，创造出其他新的现实。”这个帝国是一个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的帝国，它可以自我命名。
       “9•11”发生时正是后殖民研究的全盛时期。“9•11”之后，它却突然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新保守主义者斯坦利•库尔茨（Stanley Kurtz）将“9•11”的发生归咎于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他认定《东方主义》之后的区域研究将知识与知识所服务的权力剥离开来，因而使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毫无了解。他将后殖民研究描述为“极端主义的”、“反美国的”，是为恐怖主义辩解的。另一方面，霍米•巴巴（Homi Bhabha）则在其新翻译的法农的《地球上受苦的人们》（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序言里宣称，我们已被错误的政治搞得心烦意乱。他在2004年争辩说，法农上世纪中叶提出的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要求可以重新框定一场持续了十年的有关社会公正的论争——那场或许仅仅聚焦于文化战争、身份政治和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论争。长久以来，对后殖民研究赞美去政治化的身份杂交、文化流动和精英移栖等方面的激进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巴巴对地球上受苦的人们的再发现似乎也把自己声音汇入到那个批评中了。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曾经说过，当女性和有色人种想索回主体性时，文学理论就将主体性这个主题去中心化。同理，温泽尔反讽道，如果后殖民研究时代终结的话，它就终结在人们极为迫切需要那种有历史深度的帝国主义的批评之时。
       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教授西蒙•基坎迪（Simon Gikandi）指出，近来有关后殖民研究终结的讨论使他联想起马丁•海德格尔1960年代的名篇《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在这篇论文中，这位德国哲学家深思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提出讨论哲学的终结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说：“我们太容易从否定意义上把某种东西的终结仅仅理解为停止，理解为无以为继，或许甚至是衰落和无能为力。相反，我们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是指形而上学的完成。”基坎迪指出，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弄清楚大家所讨论的后殖民理论的终结到底指的是什么。要讨论任何一种理论的终结，就要确定它曾在体制中占据的位置。至少在西方传统中，各种终结之说（如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都标志着某一理论的封闭或扬弃，这倒不是一件坏事，但需要在非贬损的意义上讨论走到尽头的那个东西的意义和功能。能否做到这一点，基坎迪有一些疑虑，因为在他看来，目前在解释体制和知识生产领域中流布的后殖民理论是基于一系列错误和误解之上的。首先是认识论错误，即混淆了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状态，错误地假定一个为解释欧洲身份叙事中“他者”位置的理论一定与“他者”的地理和文化传统相关。公正地说，后殖民理论批评家很少犯这个错误。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在知识生产体系和阅读体系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区分欧洲叙事中的他者叙事和居住在其他地方（南半球）不能称为“他者”的人们的叙事。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阅读“后帝国欧洲”的危机中产生的文本的任务与阅读民族国家去殖民化后产生的解释去殖民化的叙事的任务各不相同。其次，为阅读后殖民文化产品（如文本）而形成的基础结构中也有明显错误。众所周知，后殖民理论不适合英语之外的文学文化学者。或者，换句话说，后殖民理论若要适用于其他语言文学传统，则其必须变形。之所以产生后殖民理论的英语中心主义，是因为有一种帝国职责要确保英语作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而存在。这是人们惯常的解释。其实，还可以有一种更简单的解释：后殖民理论是为反对将英语体制化为帝国学科而出现的。起初，它被发明“英国文学”的“大人物”们的幽灵笼罩着，20世纪前20年是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去殖民化时期是利维斯（F.R.Leavis）。脱离这个本土历史，后殖民理论不过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第三，还有文学史问题。另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是，许多对后殖民理论不满的学者常常指出它不能解释有关殖民经历的奠基性文本，无法解释去殖民化的认识论，也无法将用其他地方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纳入研究范围。而基坎迪认为，这种失败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要求人们去寻找一种未来的批评方案，重新思考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把对后殖民性的反思作为一个认识论计划来实施。
       密歇根大学安阿伯校区历史与社会学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项目”主任费尔南多•科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认为当前对后殖民研究的讨论起因于一种不断增长的关切，即当前后殖民研究的状态缺乏与目前世界状态的关联。虽然全球化和帝国主义这类理论框架有其局限性，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转型。相反，后殖民研究领域虽然很有成就，但在帮助我们了解所面对的世界方面作用有限。他做了三点反思。
       首先，后殖民研究是必要的。自从赛义德开创性的《东方主义》之后，后殖民研究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参照。它揭露西方中心主义，揭露帝国元叙事的形而上学；它激发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审视了帝国支配和属下构成方面被忽视的领域。这些研究不再唯政治经济学马首是瞻，而是将作为表征形式的文化作为分析的重心，把性别、人种、族裔、性取向及其与阶级的交汇看作最基本的征服场所，从而拓宽了我们对“底层”的理解。后殖民主义之“后”既是时间标记也是认识标记，通过它，可以审视过去与当下的许多领域内知识与权力间的复杂关系。
       
       其次，后殖民主义是不全面的。随着后殖民研究的体制化，其局限也变得更加明了。表现有二。其一，它仅聚焦于欧洲的殖民主义（主要是英语的），这种地域性视野不够开阔。它挑战西方准则，却把自己的“后殖民”树为准则；虽然它使欧洲边缘化，自己却走向世界。后殖民研究文集忽略其他的殖民主义。有学者甚至争辩说拉丁美洲从来就不具有殖民性，因为它没有像印度或印度尼西亚那样被殖民过。其二，由于受80年代各种理论“转向”和“后”学风尚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研究开始赞颂脱离整体结构的碎片和独立于普通环境的文化构造。此外，虽然后殖民研究宣称其“后”既关注过去也关注当下，但其研究焦点是殖民主义过去的碎片。因此，它未能审视帝国主义构成元素在发生着变化的后殖民帝国。
       第三，地球联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被认为是后殖民研究奠基性三巨头之一的赛义德（另两位是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在临终前脱离了这个领域，坚称自己“不属于那个领域”。对他而言，“后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当的命名”，不足以指认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依附结构”的延续性。科罗尼尔提议，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分化后，人们可以寻求建立一种更广泛的联盟。被帝国支配的各地方之间的横向交流不仅可以纳入新的伙伴，而且也会改变后殖民研究的术语和参照，从而使后殖民研究学科领域发生变化。把殖民主义的起点定于15世纪就会提供一种对于现代殖民主义和殖民的现代性的不同理解。目前，从殖民转向后殖民的重要标志是1947年（印度独立）。但如果把1804年（海地独立）和1825年（拉丁美洲大陆独立）也作为重要转换标志的话，那将有助于研究后殖民帝国的帝国主义，因为拉丁美洲有更长的后殖民（也是新帝国主义）历史。基于这样对深层历史的把握，我们才有可能把“9•11”之后的帝国主义复苏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帝国主义图景中来考量。
       密歇根大学安阿伯校区英文系的萨尼尔•阿格那尼（Sunil Agnani）指出，如果与“后殖民主义”那个名词关联的批评思想被全球化取代或在复苏的帝国主义面前缺乏适用性，那么对后殖民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形成的时期的情境作出思考是有意义的。首先，两位关键人物赛义德和斯皮瓦克都从不愿意用“后殖民”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写作。“9•11”后，某种类似19世界经典帝国的高级帝国主义的延续与结构扩张表明后殖民研究是无用的。不过，更要考虑的是，各种各样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的想法以及“二战”后的去殖民化（后殖民思想最重要的渊源）有关的书籍、作者、学者使得哪类项目得以完成。这个思想体系中难免有多重支流；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个领域可见的碎裂或开口上，而不是在其终结上。
       后殖民思想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对历史环境的回应，同样也是对特意聚焦于文本的政治社会性的那种思想体系的回应。然而，若将其视为可以重复的、适用于任何文本的解释原则，那是错误的。如果扩大视野，考虑到斯皮瓦克的情形，也会发现这个文学—批评体内的不同研究路径。斯皮瓦克的研究重点在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来回转换——这是一种形式分析与阅读政治之间的紧张。她清楚这些，并称这种技法会将每一种批评语言带向其“生产危机”。在文学研究中聚焦于劳动的物质条件和资本循环之外的底层（subaltern）必定会导致一些困难。长期以来，消除这些紧张的方法之一，是不要单纯依赖社会科学冲出文学的狭窄范围。她看重的方法是用人文学科补充社会科学，视文学阅读为一种伦理训练。这是她新近出版的比较文学专著《一个学科的死亡》的中心议题。但她声明这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多年来，她一直拒绝讨论后殖民研究领域，宣称在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已奄奄一息。当然，《东方主义》（1978）出版已30年了，在殖民主义和文化这个问题上理应有不同的遗产留存下来。事实上，这个领域内部存在着应该彰显而不应隐藏的紧张。有一派对“他者西方”（一种持续的欧洲内部批评元素）感兴趣，另一种批评则从早期民族主义者的评论中成长起来，后又体制化为早期后殖民主义批评及理论。还有一种批评是要寻找根植于俗语方言中，但用外部范畴来审视的话不存在的那些语言和习俗。
       后殖民理论并不是以预告帝国的迅速衰落为前提。相反，它是作为一种对帝国存在的反应或批评而被确立起来的。来自于法兰西帝国和不列颠帝国的教训似乎可以极好地服务当前。但是，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聚焦帝国主义支配时，像《东方主义》那样奠基性的文本从未忽略美国的帝国主义。那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题为“今日东方主义”，关注的就是美国。事实上，赛义德10年（1993—2003）中定期为开罗的一份英文周刊所写的稿子也一直关注美国的帝国主义。作为结论，可以说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字眼已被扩展为一种批评类型。然而，这个字眼的拓展未能成为长期的或可重复的阅读方法，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名词已破产。它自身的清空也许可以视为一个产出性转折点，而这个研究领域将会从中受益。
       哥伦比亚大学非洲研究所主任、西部非洲历史专家玛玛都•迪欧夫（Mamadou Diouf）首先介绍了非洲学者是如何看待后殖民、全球化和后现代这些概念的。有非洲学者认为后殖民性和后现代性都不能解释非洲目前的状况。非洲的主要声音是：至少从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带有不同伪装的帝国主义就一直在非洲肆虐。15年前，加纳作家阿玛•阿塔•埃杜（Ama Ata Aidoo）曾说过后殖民性是一个适用于独立后的美国、帝国支配下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概念，但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则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臆造”，是维护非洲帝国主义统治和支配的强有力的同谋。因此，非洲文学强调的是（帝国主义的）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复苏或各色各样的“后”。围绕后殖民和全球化研究的辩论和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认识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学者们参与政治的资格和就非洲问题发言的权威性。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更多的干预（包括最敌意的）来自西方体制内（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除几个例外，法语学者不是特别积极参与辩论。在非洲，后殖民研究说英语，而非法语。后殖民研究与非洲研究之间的这种争议是因历史、政治、认识论等多重因素所致。非洲研究最初试图在大西洋现代性中寻找黑色并在人类历史和文明的框架内重申黑色文明和文化（即非洲复兴）。根据杜波伊斯（W.E.Dubois）的说法，将非洲研究引入美国学术圈却终结了黑人激进主义与关注伦理和政治的非洲研究的坚实联系。非洲中心主义可以被理解为重建这种联系的努力。针对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解释机构抹去道德参照，大部分非洲学者认为其放弃了“对人类价值基本问题的任何参与。”依据米格诺鲁(Walter Mignolo)的观点，对西方认识论的抗拒和对民族主义左派的“解放计划”的找寻，为依附理论和本土马克思主义在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提供了发展空间。最后，相对于印度和其他英联邦领土而言，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地位在非洲并不是非常突出。与文本中心参照、东拉西扯的做法和主体性及身份建构相反，大部分非洲学者虽然承认后殖民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化和认识进程所作的贡献，他们更强调具体历史进程，注意殖民和后殖民统治下的暴力、文化和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因此，为了避免后殖民研究的思想陷阱，非洲学者们一直致力于谱系、边界、领域、局部和意识形态的研究。
       迪欧夫总结说，在全球化语境下，参与殖民和后殖民研究，从新的视角看待帝国主义和帝国，为非洲的和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历史学家、文学文化研究者、人类学家）提供了许多改善他们工具箱的机会。在重新批判性地检视引发非洲研究的各种相关因素时，有一种新的研究在非洲形成，它探索知识生产的政治学、性别化的文学版图、艺术与公共空间、对全球人文社科对话的参与等新的领域，聚焦于文化生产、表演、现代性叙事和更广泛的政治道德、经济问题以探索非洲的现在和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形式。
       
       图兰大学英文系主任高拉夫•德赛（Gaurav Desai）首先指出，2006年美国后殖民研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因为这一年，美国语言学会（MLA）下属的“文学文化中的后殖民研究研讨组”正式被认定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学术分部。人们对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这个领域发展也很快，目前有会员三千多人。对任何对后殖民研究持怀疑态度的人而言，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后殖民研究的洞见已留存下来。但作为请求认定这个组织为正式学术团体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德赛担心由于获得了体制化的认可，领域内的学者们会自满，不再愿意付出艰辛的努力去依据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来验证后殖民研究的信念和信仰。许多人曾认为后殖民研究的激进之锋、其热情的反殖民斗争史和坚持承认新独立国家中新殖民主义的机制将会在后1989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弱化为一种仅能唤起历史好奇心的知识冒险。同时，他们认为，还会出现一种新殖民主义方向。这种方向对全球流动和全球构成相当友好，怀疑被其视为偏狭的旧民族主义，匆忙跳上新自由主义的马车（虽未公开承认），已放弃任何替代性的世界新秩序。这表明这个领域在激进方向上确定无疑已衰落。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9•11”事件及重新把世界想像为“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的行为导致了越来越明显带有殖民声音的话语和行动的复兴。根据假情报向主权国家伊拉克实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是对政治主权根本性的蹂躏。然而，美国随后的反战抗议的焦点却不是这种违反，而是战争的后果——损失的生命和浪费的资源。后殖民批评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重新评价主权在当代世界的适用性。在目睹了而且还将继续目睹那些受国家保护的或被国家阻止无效的种族屠杀后，这个任务变得尤为艰难。在许多地方，政治主权还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在注意当代卷土重来的对主权的威胁时，一个严谨的后殖民批评就应该关注世界政治现实的不平衡。
       在许多地方，相关的争论点是本土性。本土性是又一政治力量，其价值和表现值得重新思考和调整。一方面，本土政治似乎很值得保卫。因为，哪有理由拒绝被殖民的本地人享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和土地的成果呢？另一方面，在一个经历长时间跨大洲大规模迁徙的世界上，允许极为严格规定的本土政治是否合理？因为，其最极端的排他立场可能导致种族冲突、大规模驱逐、内战和种族灭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卢旺达情境中的本土政治、乌干达驱逐亚洲人的本土政治、斐济印度人的本土政治？另外，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持续性冲突？尽管所指的历史时间框架不同，但双方都诉求于本土政治。这仅是当今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研究需要面对的最恼人的两个问题。如果后殖民研究还想继续抓住我们的想像力和良心，它必须给出应对这些挑战的新方法。为此，它必须克服两个主要障碍。一是控制和限制其自身思想范围的政治正统观念，二是美国“9•11”后兴起的危险的思想警察，他们或在“监督机构”的外衣下想方设法毁坏那些具有他们所憎恶的政治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名声，或披着立法机构的外衣压迫大学处罚那些偶尔发出“讨厌的”言论，却又在学术自由原则保护下的人们。对任何一种压力的让步都会危及后殖民思想的革新性和活力。
       印度喀拉拉邦甘地（Mahatma Gandhi）大学人文系主任苏茜•撒鲁（Susie Tharu）以前殖民地、非西方学者的身份谈了自己所看到的矛盾。她认为，总的来说，在西方学术界，凡是在欧美问题模式之外工作的人都已经被认可为后殖民主义者。她觉得这种分类很成问题。后殖民理论似乎囊括了印度的一切，或者说，包含了所有第三世界。学者和理论既不集中指向某个局域，也不囿于某个局域，可它却同时又严格地粘附于一个孤立的、难以界定的名词：殖民主义。
       其次，对大量后殖民研究文本的调查表明，《东方主义》被公认为奠基之作。大家的共识是，赛义德的著作和后殖民转向总的说来很重要，因为他们要求在殖民权力研究中给出伦理解释，同时也为非西方研究注入了其极为匮乏的概念严密性。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主义》的论点旅行到后殖民环境后发生了变形。赛义德的否认声明再清楚不过了：《东方主义》绝不是关于东方的。相反，它讨论的主题是欧美学术界和那个体制中的权力知识坐标轴。紧随其后的研究实际上深化和推进了这个关于各学科和主流知识形式的评论。然而，它很快地，不知不觉地来了个大逆转。赛义德变成了各种辩论的主角或反角，那些辩论主要局限于人类学、原有的区域研究、英联邦文学和东方学本身。人类学遭受的打击最严重，但恢复得也最快，很快找到了新的生命，开始把自己的殖民研究结构和研究目标理论化。随着区域研究的终结和英联邦文学的声名扫地，那些领域的学者被遣送到了主流学科中的一个新环境里。那个尊贵、时尚、政治正确的名词就是“后殖民研究”。所以，10年不到，赛义德批评的革命领域不仅被遏制了，而且还伤及自身。放弃了全面研究西方权力知识关系，以人类学为首的新的后殖民研究专注于挖掘前殖民地残存或继发的殖民主义问题。为人
       们所不知的是，这（甚至是先于）恰好与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时机巧合。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专业和兴趣非常分散，这些新人物逐渐发现他们聚集到了西方学术大厦里的同一间会客室里。然而，后殖民研究像它的孪生兄弟人类学一样，是一个特别内省的领域。任何一本后殖民研究读本都有至少一半的篇幅在讨论学科自身。后殖民研究为自己的研究范围、模式、作为谁说话和为谁说话等问题大伤脑筋。事实上，它走在政治正确和理论正确之间的刀刃上。马克思之后，我们相信概念是用来切割东西的工具（变革的工具，不是描述的工具）。福柯之后，我们相信知识一直就是权力的工具。可难题是，后殖民研究在切什么，该怎么切？鉴于其对第三世界长久的兴趣、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实际的政治任务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西方学界的政治职业要求，后殖民研究处于不利位置，也没有保证解决复杂任务的装备。后殖民研究如果转身拥抱赛义德式的历史，或许会别有洞天。■
       [祝平：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