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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政治观察》（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第6卷第1期（2008年3月号）发表了玛格丽特•M.皮尔森的书评文章，介绍了玛丽•E.加拉格尔的《传染性资本主义》①一书，认为加拉格尔在全球化对中国的劳工阶层的影响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解。加拉格尔重新强调了劳工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当前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关键，这改变了之前十多年的研究中强调劳工阶层的社会地位降低导致在国家中重要性下降的观点。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转型理论都认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即市场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指私有化）、中产阶级的出现和领导层的细化都可能释放民主化的力量。当然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不会复制英美的经验。在英美经验中，人们普遍认为，资产阶级带来了民主体制，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管是了解还是不了解中国情况的西方人都相信，中国的经济改革将有助于民主力量的发展和壮大。
       玛丽•加拉格尔的《传染性资本主义》一书对中国的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由于向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及其所带来的劳动力的转型，中国开始走上了振兴发展的道路。外国直接投资给国有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促使它们提高生产效率，例如，引进新的劳动实践形式。外资企业还提供了一个实验场所，在这里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劳动改革得以尝试，并扩展到经济的其他部分。最后，新的劳动实践帮助建立了一种新的成功民族产业的模式，并且模糊了国内现有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企业之间的政治区别，使它们都成为民族主义框架中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产业。换言之，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和劳工压力引发了劳动阶层的分化，降低了普通劳动者抗拒的能力，因此，有助于增强改革制度。
       长期以来，依附理论认为，为了保持国家权力和商业优势（有时是自治力量），大量外资的流入可能伴随着商界精英和威权主义政府的出现，他们和劳工是对立的。然而，彼得•埃文斯的“三重联盟”理论认为，同外国资本和商业相联系的往往是一个相对薄弱的政府。从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的角度来看，加拉格尔的工作中有意思的是她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考察这些力量之间的分裂整合关系。同外资在弱国所起的作用相反，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之间相互依存，但是政府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因此，作者告诉我们，经济改革，尤其是其顺序——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然后是私有化——损害了对劳工的潜在动员，此外，也没有促成一个商界精英阶层的出现。这并不是政府有意识地采用一种增强自身的战略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的经验可能无法在其他国家推广，但它表明，人们所设想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政治上的争议；另一方面，这种联系必须参照与特定改革路径有关的其他重要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劳工和商业）的属性进行研究。加拉格尔的书在另一层面也是有价值的，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中国劳工阶层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她提醒我们中国的劳工阶层的历史重要性，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拉格尔的著作使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劳动—资本—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质，是对裴宜理、苏黛瑞和陈佩华等人的著作的补充，后者记录了在后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劳动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加拉格尔努力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的劳动阶层的重组对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
       我对《传染性资本主义》一书的意见在于对所有制性质问题的探讨。我并不认为对所有制问题的论争，正如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所探讨的，已经像加拉格尔所说的那样使公有制这一问题在中国语境中无关紧要了。事实上，国有资产的重组和所有制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来保护和管理国有资产。然而，毫无疑问，我们也必须严肃对待作者的以下观点，她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有权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被混淆了，也就是说，一些所有权的潜在结构已经被改变，已经被私有化或者已经成为了混合型的，但政府和国家仍然宣称对这些部分拥有所有权。
       加拉格尔就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见解。■
       注释
       ① Mary Elizabeth Gallagher,Contagious Capitalism: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刘胜坤、薛君彦：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外语系］
       （责任编辑 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