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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中文名为吴本立，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比较政治学家和东亚问题研究专家，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其代表作有《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国政治》(合著)、《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透视》(主编)、《共产党国家的开放与外交政策改革》等。
       沃马克对毛泽东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体悟。他始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毛泽东主义①的一种继承和创新。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在外国学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认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主义的全盘否定，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②，他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毛泽东主义。沃马克就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相比而言虽然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个模式的核心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主义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在沃马克看来，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尽管造成了大破坏，但国家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当时毛泽东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不同的，也与邓小平在1978年所面临的情形不同。他据此反驳了国外有些学者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模式③失败论。他建议说：“最好是把毛泽东主义看作是中国在确立对苏联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独立地位时维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战略。”④因为从1958年到1976年，中国确立了对苏联完全独立的地位，维持了一种增长率较高的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改善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这段时间之内，正是毛泽东主义模式指导中国度过了这一过渡时期。
       沃马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并不是全新的，因为它显示出自己与毛泽东主义之间的许多连续性，并在其中找到了许多先例”。⑤在排除了毛泽东主义中严重错误的成分后——那些错误与毛泽东对革命的全部贡献相比是次要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改革家们仍然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洪流中坚持毛泽东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凝结着上一辈领导人对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所做的努力，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对社会主义的强调显示了改革家维持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决心，这也许可作为他们不能与毛泽东主义的道路分离的一个证据。”⑥现行的领导者们维持了与毛泽东主义的某种强烈的延续性，并从较早时期的先例中大量地汲取指导原则和合法性。
       最强的连续性表现在政治领导的结构中。沃马克指出，后毛泽东时代有效决定国家政策总方向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党的上一代中幸存下来的资深精英的手中。这就保证了改革不会偏离毛泽东主义太远，毛泽东主义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会继续。其次，其连续性体现在中国政治制度对内部冲突和反对派的容忍问题上。邓小平的改革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是群众路线的制度表现，虽然不知道这一民主改革会走多远，但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中与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的因素。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仍继续强调中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这也是连续性的表现。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坚持中国必须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实际上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一个追求独特发展模式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形象。
       沃马克对现行政策的先例情况做了这样的分析；由于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阶层在整体上仍然属于上一代中国主导精英的一部分，这就使新的改革政策和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有许多相似。这一点可从现行的许多政策都模仿三个较早时期的政策这一情况清楚看出。第一个是 1971—1974年与美国重新接近，迅速扩大国际接触，以及旨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许多政策。这些政策为后毛泽东时代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大跃进后60年代初的调整，它实行了广泛的物质刺激，开展了作为现行农村责任制前身的包产到户的实验，并展开了一系列在1976年后又被重新提起的政治辩论。第三个是在50年代中期，当时强调现代化、制度主义、法治主义和扩大国际接触（包括大量的苏联援助和培养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与技术人员)，所以目前的改革不是全新的东西，尽管它不同于文革中的毛泽东主义而包含了某些新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
       沃马克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社会主义”体现了与毛泽东主义的种种联系，但是联系并不是等同，来源并不是内容本身。“中国特色”就显示了这种新制度与毛泽东时期的旧制度的不同与新意所在。
       毛泽东逝世后，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者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了其前任某些方面的举措，他们倒转了毛泽东晚年时期政治高于经济、理论重于实践的标准，让实践和经济取得了应有的地位；⑦他们使中国社会从文革极端的左倾和无序状态回到了政治稳定的局面，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⑧他们使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大部分外国观察家并不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的一些政策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说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中国特色多于社会主义”。⑨但是沃马克却表示，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表明了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其名称如何，这个制度将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后革命时代出现的道路的独立性。并且，这种体制的本质不会改变。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沃马克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毛泽东之后，中国政治新时代的来临具有了可能性，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改革也必然将进一步随之推进。⑩虽然在未来这种模式也许会出现逆转，但他还是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与现代化模式相联系的新政策，如：从精神刺激转向物质和市场刺激；解散人民公社，回到家庭农场；扩大企业活动的机会；向国际体系日益扩大开放；放松党对法律、学术和其他机构的专断控制等等。这些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和说法“标志着与毛泽东主义模式坚决而重要的分离”。——根据时代的变化，采用新政策来发展经济和社会，按照新说法来对待新问题，这就是新意所在。
       但是他也尖锐地指出，新时期对毛泽东“七分功三分过”的评价，多少有些误导性。毛泽东所误入歧途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毛泽东主义”，即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展而成的对政治的独特方法，而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他教条地被客观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框架所束缚”。毛泽东的“左”倾主义并不是对“毛泽东主义”的背离，如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在1957年之后就仍继续发挥作用。“毛泽东的‘左’倾政策有大量的积极的遗产”，所以新时期过多地批判“左”倾主义在他看来是不恰当的。
       未来发展的挑战
       沃马克认为，由毛泽东时代向现代化模式转变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行，未来以下三个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一是社会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特别是新型社会分层将如何影响政治冲突的问题。其二是政治交接问题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影响问题。其三则是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意义问题”。
       
       在沃马克看来，邓小平改革的最初冲击波划出了可能对未来具有特别政治意义的三条分界线：第一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区分，第二是较贫困地区与较富裕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区分，第三是不同政见者和当权者之间的区分。这三种区分最有可能成为导致公开政治辩论和冲突的全国性问题。在讨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时，沃马克特别注意到毛泽东式的政治参与形式的遗产——群众政治参与。这使得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政治参与上具有了一种其他共产主义制度所没有的生动活泼的色彩。而这种群众政治参与“对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的确不失为一条虽有限但却是重要的出路”。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社会在贫富差距和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上的紧张和冲突显露出抵抗新政策的彻底的平均主义萌芽，这一问题不应被忽视，因为这个问题有可能在正常的政治进程中导致群众的政治行动。而对于不同政见者与当权者之间的争议问题，沃马克暗示道：“不同政见者在数量上也许仍将无足轻重，即使得到群众支持，那也很有限。”
       在现代化将继续下去的前提下，沃马克认为，在改革这个主流内，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可有两种选择方式。一种是保守的方式，它保留对经济建设的强调，但会停止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实验。这些领导人代表的是中国的旧式利益，如果保守主义走到了前台，共和国将沿着苏联和东欧的经验继续现代化。另一种则是坚持邓小平改革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改革仍在开展，如果改革家们继续统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更加突出。沃马克建言说，改革分子如果不想引起保守分子的众多抵制，最好是在沿着现代化道路发展时采取一系列变动着的妥协和让步。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意义，沃马克断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可能垮台，尽管前景不确定，但从其基本特征来看会继续下去，或迟早会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获得强大得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在肯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地区和平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他也对中国作为一个强国是否会对它的邻国、地区或世界和平造成威胁，是否将成为一个倾向于对外征服的扩张主义强国等问题表示出了忧虑。
       沃马克能够看到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原则展开的，并把毛泽东主义放到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其意义，肯定历史积淀和革命政治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继承毛泽东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特色”的，实属难能可贵。他审视了国内关于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这让我们既看到了他与众不同的积极意见，又看到了他作为学者所坚持的客观态度。他提出的那些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对中国政治的前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抱的乐观主义态度也是令我们鼓舞的。但是在考量当代中国政治时，他由既成结果追溯历史原因，而不是从起源上研究其精神实质，导致了他没有能揭示出中国政治在内在精神特征上的关联。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结构上是不民主的，说中国1979年入侵越南等，他的观点无疑是极为偏颇的。■
       注释
       ① 沃马克使用的“毛泽东主义”与我们使用的“毛泽东思想”概念有区别，其内涵主要是指由毛泽东职业生涯发展而成的独特政治方法，或指由毛泽东的政见、著作及由此发展而成的意识形态。本文从忠实其原意出发，大都使用“毛泽东主义”一词。
       ② B.H.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俄］《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
       ③ 沃马克给出了流行的毛泽东主义模式的五种版本。参见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④ 同上，第259页。
       ⑤ 同上，第254页。
       ⑥ 同上，第253页。
       ⑦ Brantly Womack，“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Reversing the Polarity”，Pacific Affairs,1981，Vol．54，No．1，pp．57-81．
       ⑧ Brantly Womack，“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in the 1980s：A Comparative Communist Perspective”，Strategies of Democratization,New York：Taylor and Francis，1992，pp．152-175．
       ⑨ 同③，第272页。
       ⑩ Brantly Womack，“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Reform in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4，Vol．43，No．3，pp．417-439．
        同③，第253页。
        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霍伟岸、刘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同上，第282页。
        同③，第268页。
        同上，第269页。
        同上，第271页。
        Brantly Womack，“In Search Of Democracy：Public Authority and Popular Power in China”，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53-89．
        [李佑新、陈龙：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周守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