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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市场”几乎被很多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定义为架构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正在遭遇美式资本主义的侵蚀与美国民主政治退化的感染。美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
       当美国式民主被普遍模仿时，当民主被确立为唯一选项时，民主产生乱世的机会更大，也更难产生自我矫正的改革动能，人民只能逆来顺受民主包装下的恶质政治，因为民主似乎无可替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与市场的实际运作不但未能达到人民的期许，两者反而可能成为 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动荡的来源。
       从东欧到拉美，许多民选政治人物为拉选票，挑动选民的情绪，掩饰执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认同、宗教与族群议题，制造仇恨、两极对立与社会分裂，甚至引发种族暴动与内战。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争夺执政地位与维护党派利益压倒一切，宪法的权威受到践踏，选举过程遭到扭曲，司法沦为政治斗争工具，政权变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此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后殖民社会），现代国家体制建设原本就发育不全，党派间的恶性竞争就更加削弱国家机构的治理机能、独立性与公平性，剥夺了人民享有良好治理的可能性。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倾向短期回报，为了眼前的利益交换与可分配资源极大化而向未来透支，经常导致财政恶化或外债高筑。在许多转型社会，“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同步推进更带来严重的国有资产被掠夺与社会分配两极化问题。这些民选政府领导人搜刮的财富与国家的长期贫困构成对“民主”最大的讽刺。
       此外，台湾地区与韩国，民众对于民主的实施有所保留。根据《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二○○三年的资料，韩国只有49%的公民相信“民主是最好的体制”，33%的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威权体制比较好”，还有17%的人“不在乎民主不民主”。台湾的民众只有42%相信“民主最好”，24%认为“威权有时比较好”，25%的民众“不在乎民主或不民主”。
       经济与政治是自由秩序的两面。在经济层面，也出现了很多值得反省的现象。俄罗斯的“市场改革”导致少数人鲸吞全民资产和大规模财富重新分配，超过四千亿美元的资金逃到国外。这些大亨用低廉的价格将资产卖给外国企业，现金则通过地下渠道大量移往海外。
       在拉丁美洲，由于接受“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阶级流动性下降。资本国际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任何一个税率最低的地方，让资本家不再需要迁就其他阶级的政治要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由于全球化给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这五年来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反思自由主义神话，并改变政策走向。从二○○○年开始，全球化的共同富裕神话破灭，左翼政府纷纷上台，开始积极抵制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市场协议。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颠覆了国家层面的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加速政治的“空洞化”。在经济自由主义思维与国际市场竞争机制的制约下，国家机构的传统职能不断被削弱、被淘空，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没有能力维护公民的安全与福祉，多数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在亚洲，绝大多数经历过金融风暴的国家都无法驾驭热钱的流窜以及它所引发的泡沫经济、汇率震荡与金融风暴。而美国却反对加强管制热钱，也反对亚洲国家另行设置亚洲货币基金。
       事实上，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仰赖有效的平衡、节制与监理；缺乏有效管理与民主监督的自由市场对人类社会可以产生巨大破坏，而且让多数人失去真正的自由与自主。理想中的民主是以公民为主体，市场是以消费者为主体，两者都尊重个人的意志与选择，所以在理论上应该可以达到保障多数人利益、满足多数人需求的目的。但是这个理想得以实践的三个前提是：第一，民主与市场的参与者的起点要大致平等；第二，民主与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受扭曲；第三，公民与经济行动者能理性判断，有足够的信息，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三个前提在实践过程中经常落空，民主与市场变质为“强者恒强、富者越富”的游戏，民主与市场中的参与者通常在地位、资源、知识上极为不对称，实质上的不平等扭曲了表面上的权利平等。资本家总是企图通过规模经济与联合垄断来追求超额利润，并试图扭曲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代议民主所提供的选择非常有限，因而形成政党间的一种联合垄断。此外，消费者或选民的情感、信息与价值都是可以被操弄的，而且是经常被精致的机制所俘虏。
       在西方国家制度的演进历程中，民主已经有了很多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这是长时间演变的结果。很多东西需要齐头并进，并不是简单的选项安排。很不幸，过去很多西方人权团体公式化、形式化地将民主介绍给其他国家。出现问题时，他们却说：不要担心，你已经在民主的轨道上，事情会慢慢改善的。其实，这些国家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轨道上，陷入一个治理危机。直至矛盾累积到治理危机的临界点，出现剧烈的群众运动、激进的变革才会换轨。这个成本非常高。
       现实中，很多国家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再加上资本主义逻辑使得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发生扭曲。这就是说，发展民主必须首先有健全的机制，包括健全的法治、现代文官体制、国家机构的内部监控（如预算、审计与监察机制等）、自律与自主的公民社会以及新闻自由。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工程。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要非常警惕民主化的策略与过程。不是引进多党制、选举就可以轻易实现民主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天真的想法。现在，困惑的拉美知识分子知道目前的制度出现了严重问题，但又无法超越现有的民主与市场框架。一旦权力结构已经僵化，制度安排已经排除了很多内在变革的可能性。
       以上的民主化与市场化困境虽然每个国家各有原因，但都有一个重要的感染源——美国。
       近年来不同党派间政治宽容与妥协的价值逐渐流失，政治对立越来越两极化，酬金政治与裙带政治大行其道，政治职务任命只问个人关系、党派效忠。比如，最近因卡特里娜飓风而辞职的美国联邦政府救灾总署署长完全没有行政能力，他在出任联邦政府要职之前唯一的行政资历是俄克拉何马州阿拉伯马赛马协会会长。同时，美国民选政治人物越来越倚赖政治顾问，这批人所擅长的是政治包装，温情诉求，操纵媒体，散播谎言抹黑对手。雇用高明的政治顾问往往要比扎实的政绩更容易赢得选票。
       过去，美国的法院一直保护人权、保护弱势。但是，近年来共和党任命很多具有强烈保守意识的人士担任美国联邦法官。这些法官对言论自由的范围进行压缩。前段时间，美国几个大报的记者透露政府的几个密件，被美国法院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记者交代消息来源，否则判记者坐牢。这种判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根本不可想象，否则水门事件不可能扳倒尼克松。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政治理论家谢尔登·沃林（S.Wolin）在评论美国民主近年来的退化时指出的，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取代我们原来熟悉的民主。
       里根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加速了自由市场机制中的“弱肉强食”、“劫贫济富”倾向。过去二十年，虽然美国经济继续增长，但是美国97％新增加的所得都落在20％高收入群体。二○○二年美国最富的1％家庭享有全美财富的39％。美国最底层4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财富的0.2％（因为很多家庭是负资产）。小布什任内，美国贫穷人口增加了17％。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税基严重流失，税负集中在中产阶级，财政结构急速败坏。
       美国民主倒退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元政治步入历史，金钱政治登上舞台。代表企业的利益集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抗衡企业政治影响力的其他社会力量严重缺位。首先，美国劳工加入工会的比例原来就不高，最近二十年更不断下降，从一九八三年的20.1%下滑至二○○四年12.5%。近年来，最大的企业雇主例如沃尔玛都在打压工会的发展。其次，代表企业的游说组织资金惊人的丰沛（二○○四年企业游说组织的预算是二十一亿美元）。广告收入驯服了电子传媒，支持共和党的商业集团通过兼并收购了绝大部分的地方电台与报纸。“六人帮”（Gang of Six，美国媒体所谓的“六人帮”包括全国制造业协会、商业圆桌会、独立企业主联盟、全国餐饮业协会、全国批发与通路商协会、美国商会）主导操控了美国国会立法议程。这个权力集团联手动员选票与政治资金将民主党参院领袖汤姆·道拉下马来。“六人帮”还是布什政府一万三千五百亿减税方案的主要推动者。
       这种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蔓延，让人深感忧虑。无节制的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无节制的跨国金融活动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高峰，其结果是以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悲剧落幕。“二战”后,西方国家记取教训，对于国际贸易与跨国金融活动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来驾驭市场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建构一种约翰·罗盖所称的“镶嵌式经济自由主义体制”(embedded liberalism)。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历史记忆淡忘，自由市场神话再度抬头，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驱使下，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打造“华盛顿共识”。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面对这些严峻的课题。历史关头何去何从呢？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控制其两极分化倾向，并妥善利用其积极性，如何建构市场与民主以及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规则？如何建构维护经济弱势团体权益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让广大人民可以真正利用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维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并让社会各阶级与集团间维持权力平衡？如何提升国家机构的各项重要治理能力：管理市场秩序，监理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财政移转与二次分配，内部监控防止违法滥权，确立官僚体系维护公共福祉的价值导向？
       虽然欧洲国家（比如瑞典、法国等）有些不错的经验可以学习，但现在欧陆国家原有的调和阶级矛盾与节制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与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法团组织（统合主义）、共识型民主等，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下欲振乏力。这意味着任何国家要凭一己之力解决这样的严峻课题并不容易。此外，容易被美国与跨国企业操弄和支配的中小型国家很难自主选择社会发展模式。中小型新兴民主国家更容易落到“分而治之”的陷阱。因此，只有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或掌控战略性资源（例如石油）、并具备较高政治统合能力的国家才有机会走自己的道路，并扶助其他国家摆脱外部制约。像中国、印度这样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国家，也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与历史条件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不可能选择美国式资本主义，否则“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两者都会落空。
       第三世界有自主选择条件的大国（尤其是BRIC，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必须要紧密合作与协调，相互砥砺与借鉴，并加强与西欧国家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以节制美国对于世界秩序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应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课题，驾驭全球资本主义，必须在全球层次建立民主治理机制，让所有利害与共的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才能彻底控制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才能有效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倾向，才能全面建构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的规则。
       也只有用全球范围的民主管理机制才能改造当前全球权力运作场域的不合理关系:让主导信息、知识、意识形态生产的机构响应人类社会最大数人的生存发展需求。让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权力行使主体——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大学与智库、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受到民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