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07年5月16—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耐马克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十四届世界史教科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关于美国“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的论文，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经历了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世界史、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在美国此消彼长，这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和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于学科整合的要求，文章也探讨了美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中的新动向。文章主要内容如下。过去，美国的史学和历史编纂学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西欧（主要是指英国和法国）史上，在使它们摆脱这一局限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了格外重要的作用。此前，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美国重点大学历史系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大学和中学的历史课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当美国政府试图召集可以帮助美国军队在世界上广阔的区域中作战并占领它们的学者队伍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世界其他部分的异常无知便凸显出来。事实上，在战时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只有来自德国、俄国、中国、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流亡者”才能使这个国家了解它的盟友和敌人的动机与文化。基于像玛格丽特·米德和露丝·贝宁迪这样的人类学家的研究，跨学科的地区研究——后来称之为区域研究——的专家队伍引起美国知识界的关注。
       在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的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都回到了大学，成为区域研究领域的先驱。在历史方面，这意味着在俄国史、中国史、德国史和日本史方面新增了一些教职，开始了区域知识的专业化研究进程。新的期刊、研究生培养计划和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在最好的大学遍地开花。一方面，历史系继续推进以20世纪早期的美国史为样板的国别史研究。另一方面，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方法方面已很熟练。冷战只是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因为它促使美国政府有浓厚的兴趣来培养研究事关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特别是俄国、东欧和中国的地区安全。他们开办了新的跨学科中心，设立了研究生奖学金用来研究战争中潜在对手的语言和文化。这种知识和训练很少下渗到中学层次，中学的历史教育则继续依照美国宪法对中学生进行公民课和美国独立战争课的教育。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正像美国文化和教育的其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一样，区域研究被一些学者指责与政策利益联系过于密切。国别史教学尤其是美国本国史教学被批评为思路狭窄、反应迟钝。
       中学教授的是地球上不同的文明，从古巴比伦和埃及开始，进而到希腊和罗马，同时没有忘记中国和印度。随着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利运动”的爆发，前殖民地时代的古非洲王国也得到它们应有的关注。为了促进多元文化教育，1994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群历史学家开展了“美国史和世界史国家标准”教育。
       理论视野在大学层次有一些世界史课程，通常由那些反对欧美问题占主导地位及其民族主义的研究方法的非洲问题专家或中东问题专家讲授，但是，在研究生阶段，尤其是在一流大学里，世界史课程所得到的评价都不如那些覆盖面狭窄的专门的国别史课程。有趣的是，在世界史分支学科的发展中，夏威夷大学已经扮演并将继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文明、太平洋群岛文明和东亚文明在此处交汇，对于当地人民进而对于州政府而言，世界史有特殊的意义。
       随着苏联的解体、德国（和欧洲）的统一以及中国的商业化，世界史相对于全球史来说其重要性有所下降。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交流方式而且创造了世界范围的商业和知识网络。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成就和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变暖、穷国到富国的移民潮、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资本的运动等等）是后1989时代独有的。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都不愿意再耐心地重构曾是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的文明类型。新的全球史追溯既往旨在解读当下和未来的利害关系。甚至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研究的发展使得世界史学家相对孤立，全球研究的分析倾向于聚焦于当下和未来的经济、环境和国际关系议题上，而很少集中在历史上”。
       全球史与世界史互动，可能在一些方面已经取代了后者。在美国和英国，国际史也已经有引人注目的发展，它也吸收了世界史的一些传统。正如查拉·斯坦纳（Zara Steiner）所说：“国际史是一个有旧血统的新领域。”国际史可以看作是一种翻新的外交史，后者曾是历史研究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分支。但是国际史也包括国际体系史的许多不同成分：战争史与和平史；冷战和冷战危机；国际组织史；多国基础上的文化冲突和文化交流；帝国、侵占和殖民主义；以及世界史纲要。国际史也分析有时被称为“软实力”的多国效应：沟通、科学、大众文化和替代选择运动。国际史与比较史不同：它在跨国的基础上明确地处理国家、民族、运动、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耶鲁大学的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保罗·肯尼迪已经在这一领域中培养了许多历史学家，耶鲁的国际史强调多档案的调查和坚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
       如果说今天的世界史相对于全球史而言已经过时，国际史在学术界和大学中承担着虽小但很重要的角色，一个被称作跨国史的更新的领域正在出现。跨国史只涉及超越一个国家的理念、人、资本、精英或大众文化的运动。就某些方面来看，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早期研究很好地为跨国史的理念做了准备。在非政府人权组织、全球变暖、艾滋病传播、生化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犹太人复国运动、性和环境保护运动大行其道的当代，跨国史认为民族国家不再是人类所面对问题的本质，跨国史舞台上的演员是运动、理念和人口流动。
       我们应该很清楚，世界史、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在边缘上有所重叠，耶鲁引领了国际史领域，芝加哥大学在世界史的发展方面占有特殊地位。但是总体上来看，历史系依照民族和地域的原则组织起来，有欧洲问题专家、俄国和东欧问题专家、美洲问题专家、非洲问题专家、拉美和东亚问题专家。历史系里有中东和南亚专家，但是很少聘用世界史学家，而且它们更少有在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项目。如果我们将利奥波德·冯·兰克奉为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那么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明显是与现代史学的出现一起成长的。
       我现在想要讨论“世界史”中一个相对新的领域，这在大学校园内和中学里已经日益流行，那就是所谓的“种族屠杀研究”，因为它以比较为主、结构松散。尽管它并非严格地是历史学家的领地，但种族屠杀研究极大地仰赖对全球基础上的历史的理解和比较。这个次领域主要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对大屠杀进行成功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屠杀研究的中心是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大屠杀不仅是20世纪历史上最易激起历史讨论、在道德上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而且它也是教导伦理和公民价值的重要工具。大屠杀研究有助于阐明公民对其他地方发生的屠杀应负责任的实质；它也传授“正义战争”的教训；它针对的是在各自的社会中处理合作、对受难漠然置之、反抗非正义的问题。种族屠杀的历史也有触及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的维度。因为种族屠杀史包括对这种罪恶的反应、国家和国际组织涉入（与否）和它固有的跨国特点。
       在学术界，论争不断升级，在使用像种族屠杀这样的有重要的司法和法律内涵的历史概念时，一直争议不断。是否将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罪行纳入种族屠杀研究，学者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美国的几乎每所大学都讲授这一领域的课程，通常班级规模极大，而民族史——例如法国史、英国史、德国史或俄国史——已经在授课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开始萎缩。中学系统继续把重心集中在大屠杀，所以在美国，几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中学生都知道大量有关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即使他们的德国历史知识几乎为零。
       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讨论中得出结论，美国“世界史”的教学和知识所占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同时，全球化已经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或至少更好地认识到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全球化已经使美国人成为世界公民，但要实践这种世界公民身份，需要接受并欣赏不同文明的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差异，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魏万磊：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 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