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8年春季号发表了迈克·海涅斯题为《不确定的俄罗斯力量的回归》的文章，分析了俄罗斯国家力量恢复的主要原因：普京政府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政治权威，并通过国有化和半国有化方式控制了经济的关键部门，从而在石油涨价的背景下获得大量收益，并以此改善了国家状况。但作者也认为，俄罗斯总体实力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腐败严重，轻易致富的富人没有建设的能力和动机等等将使它恢复不到苏联那样的地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俄罗斯的挑战？
对于西方而言，今天的俄罗斯三个方面的政策引起了他们的关注。第一，俄罗斯重申了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美国深陷伊拉克的泥潭之中给了俄罗斯公开表达不同立场的空间。
俄罗斯政策引起外界关注的第二个方面，是其以石油天然气谋求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地缘政治勒索”行为。2006年俄罗斯曾暂时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之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都受过莫斯科此类明目张胆的威胁。由于俄罗斯输往中东欧地区的天然气有20%通过白俄罗斯、80%通过乌克兰，这种区域性恐吓有着敲山镇虎的味道。中东欧地区目前25%的天然气供应直接依靠俄罗斯，到2010年会上升至1/3左右；资料显示，2020年甚至会上升至70%。显然，欧洲担心诸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具有国家背景的公司，通过其控制的石油天然气为莫斯科的政治目的服务。
对俄罗斯第三个方面的担忧是其国家权力的重整巩固和对反对派的强硬措施。在国内，克里姆林宫将俄罗斯最大的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送进了监狱，打垮了他的尤克斯石油公司。国内主要电视媒体也一如苏联时期一样控制在克林姆林宫手中。除此之外，国家政策、腐败和非法活动的批评者的莫名死亡也引起了西方的疑惑：自1993年以来已经有150名记者被杀害。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2006年10月反对俄罗斯车臣战争的著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遇害；之后同年11月亚历山大·利特维宁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被害。尽管没有人能够肯定克里姆林宫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但对普京政权的怀疑从未间断。
但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尚未直接发生。普京反对美国的刺耳声音不过是用来在更高的层面上提高俄罗斯的突出地位而不是颠覆性的。事实上，导致所谓国际对抗的根本因素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美国自1945年开始就是国际上的主导国家，尽管在冷战期间俄罗斯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但苏联的解体无疑使美国的这种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毫无阻碍地迅速上升。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一个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控制的空前庞大力量。美国在全球具有无可比拟的四种优势：军事上美国具有无可匹敌的全球打击能力；经济上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技术上美国是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先者；文化上，尽管美国表现得有些无理，但仍然受到无与争锋的欢迎。
今天要理解俄罗斯的政策，要从分析外部局势以及俄罗斯近15年对西方政策的变化入手。
美国政策：牵制俄罗斯实力的成长
在苏联解体时，西方尤其是美国填补了俄罗斯衰落的真空。普京在他2007年慕尼黑的演讲中，援引了前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沃纳1990年的讲话：“我们不准备在德国领土以外部署北约军队这一事实给了苏联坚定的安全保障”。而今天看起来完全不同，普京声称：“北约已经把军队部署到了我们的边境线上。”
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崩溃，几乎无人再愿意捍卫布什政府，但将美国的政策归结于华盛顿决策层对新保守主义言听计从未免太过简单化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统治阶层就形成了一种共识：现在已经是美国时代，但这个美国时代不会持续太长，美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促进美国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更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发展美国的软实力，形成保证美国长期目标的迅捷的自我利益保卫体系和有效的领导机制。新保守主义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硬实力、自我利益意识和强大的领导力。两种方式都根植于同一种统治全球的体系中，实际政策也包含着这两种途径。例如，以俄罗斯领导人的观点看，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毫无疑问地强化了美国回到克林顿甚至老布什时代的趋势。冷战的结束为遏制俄罗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其最好的结果是使俄罗斯成为一个顺从美国的“普通国家”，至少也要使俄罗斯边缘化。1992年美国防卫计划报告提出，美国应该做出充分的准备，以便限制那些有实力的国家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颠覆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企图。
布热津斯基表达了强硬派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力量的中心不在于欧洲和亚洲；俄罗斯的地理面积和位置决定了它再孱弱、经历的痛苦再长，都会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玩家”。因而必须全方位地限制俄罗斯，鼓励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摆脱莫斯科的控制，以防范俄罗斯政治军事力量加强。
美国政策在诸多地区导致了美俄关系的紧张。这里我们列举其中的四个。第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军事力量。这种部署已经部分地为所谓“星球大战之子”计划执行。作为冷战政策的结果，“星球大战计划”曾直接地导致了1972年“反弹道导弹协议”被单方面废除。美国现在则威胁要在波兰和捷克建立雷达基地——尽管这种部署受到了东道国的怂恿。虽然“星球大战之子”计划的最初目标直接针对的是那些流氓国家，但如果说这个导弹防御体系有什么意义的话，其实际的效果却只在于威慑俄罗斯。
美俄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不断地鼓励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中东欧国家和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强与西方的联系，同时却把俄罗斯排斥在外。事实上北约扩张的速度超过了欧盟的扩张。2006年7月普京指出，“华沙条约组织已经不复存在，苏联也已经解体，但北约却依旧存在并不断地壮大。”在俄罗斯的东面，美国在不断地帮助日本提高军力牵制中国和俄罗斯。西方国家官员对此轻描淡写，而若以相反立场考察，这意味着华盛顿正在实现冷战时期鹰派梦寐以求的对苏联的包围，而莫斯科冷战时期的最黑暗恶梦却成为了现实。
美俄关系紧张的第三个方面来自于对石油和能源的竞争。俄罗斯所有的能源政策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而美国则决心利用任何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力量保障其廉价的石油供给。1992年，老布什提出声名狼藉的论调——“美国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由此石油和能源管道问题成为了美国全球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在伊拉克的政策目标。结果是既不信任俄罗斯的能源政策，也不信任那些被莫斯科认为应属于其利益范围的地区。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第四个更为严重的原因——具有帝国式傲慢的美国政策。乞丐没有选择的权利。美国不愿意作任何微小的迁就。盲目自大这种美国式迟钝在冷战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比如1974年的杰克逊-瓦内克(JacksonVanek）修正案将苏联/俄罗斯视为经济贱民国家。冷战时期，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真相以不失民心。美国政策的真实目标常常半遮半掩地隐藏在准机密乃至机密文件之中。今天他们公开地讨论一切，但不是所有的人面对美国都准备咬紧牙关认了。俄罗斯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
俄罗斯的衰落？
1998年夏，俄罗斯在内外交困中跌入了危机的低谷。1989年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而后1991年苏联这个2.88亿人口的大国解体，留下的是俄罗斯这个1.48亿人口的最大的继承者。在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5%；这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实质性崩溃。1998年，卢布币值狂贬使其一文不值。数不尽的人陷入了无尽的社会灾难之中。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89年的64.2岁降到了1994年的57.6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同期下降了3.3岁）。每千人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13.4下降到1999年的8.3；死亡率则从1990年的11.2最高上升到了2003年的16.4。如果俄罗斯拒绝周围那些来自前苏联国家贫穷的移民，俄罗斯的人口就会进一步下降。
俄罗斯的统治阶层掠夺曾由他们管理的国有财产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是1989—1992年期间“自发的私有化”时期，如同一个俄罗斯人所言，这一时期有权控制资源的人像猎食的恶兽一样竭尽全力搜刮财产。随后是1992—1995年正式的私有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私有化不过是更进一步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最后，叶利钦为了获得财政支持，通过一系列方式将控制国家经济的钥匙与寡头们进行了交换。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把全力盗取的国家财富合法化。投资几近崩溃，只相当于十年前的20%。不平等戏剧般地激增。根据2004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统计，美国亿万富翁们的财产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而在俄罗斯，亿万富豪们的财产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6%。新贵们肆无忌惮地消费以炫耀他们的富有，同时大量财富被转移到海外。
叶利钦时代，官僚体制、军队、秘密警察等国家关键部门没有被转型冲垮。许多新人不过是人们熟悉的老面孔，或者是那些传统体制下权贵的后代和助手。但权力结构由于内部人和投机分子侵蚀而弱化了。俄罗斯的权力体系是“垂直”的，从权力顶层到社会底层的运转畅通，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混乱。
在因盗贼掠夺而衰弱的俄罗斯，也不是每一个统治阶层成员都意识到有力的秩序对于使俄罗斯不至于成为失败国家的重要性。问题是什么样的事情出现才能挽救俄罗斯？当2000年俄罗斯的权力正式移交到普京手中之时，问题没有明显的改善。他是如何做到比人们预计的更加成功的呢？
俄罗斯经济与国家实力复苏了吗？
1999年，石油价格每桶10美元，到2002年，石油价格上升到每桶22—28美元，2006年年中已经达到了每桶75美元。这一切当然全拜布什总统及其伊拉克战争所赐。
从1998年开始，俄罗斯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到7%之间。尽管收入分配不平等，现在俄罗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991年的水平。俄罗斯从所谓“有火箭的上伏塔”变成了“有油井并且有一些火箭的上伏塔”①。必须承认，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有更为广泛的基础支持。但如果通盘考虑俄罗斯的经济复苏，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技术发展水平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不一致，能源出口显然对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发挥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
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和资源产品出口、特别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出口对最近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这些资源部门还包括钢铁、铝、镍和化肥生产。但除了这几个行业之外，俄罗斯工业仍然难以与进口的消费品竞争。这种状况引发了担忧——因为能源输出保持了卢布币值高升而损害了俄罗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从而使俄罗斯工业孱弱依旧。经济学家们用“荷兰病”②这一术语来描述石油经济的特征。
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出口国。2004年，能源出口占总出口份额的55%，金属出口占14%。机械设备只占了7%。而表1显示，尽管石油天然气仍然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角，其实际产量已经不如过去那样令人瞩目。那些资源富足的地区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从俄罗斯采掘业复苏中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利益。
资本的持续外流现在已经被显著的国外投资补偿。但外来资本过分集中到了能源与采掘业。除了能源与采掘业之外，外国直接投资在地产、商业和食品等行业中也较为突出。
普京政权已经利用其能源推动着俄罗斯的复兴，在国内构建了令人瞩目的被委婉地称为“可控的民主”秩序。普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谨慎地行动，他最终目标是缔造一个国力强盛的俄罗斯，而不是要引起外界怀疑他试图建立一个后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一点，下述因素十分重要。
第一，普京政权与俄罗斯商界的关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普京政权是俄罗斯商界的朋友还是敌人？商人和政府在什么程度上各自控制着俄罗斯？尽管一些评论家认为普京政权是商界乃至俄罗斯继续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威胁，但另一些认识则认为普京政权是商界和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守护神。类似的矛盾是，人们一方面可以观察到政府官员和前秘密警察在俄罗斯顶级的公司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商人对国家的控制。避免对俄罗斯国家与政治体系的力量做过分估计是有益的。如果说经济依赖着国家政治力量，那么国家政治力量同样依赖着经济。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俄罗斯，国家力量复苏与经济寡头利益扩张之间不存在矛盾。一位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汤普森指出，“对于俄罗斯的新贵们来说，国家建设和结构改革是对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胜利果实的巩固”。这种巩固的一个表现是，2000年7月，普京与21家商业巨头的代表达成的妥协。这一交易的细节尚未公开，但公众普遍认为这一交易的内容是，只要商业巨头们支持他的政府，不利用政治资金反对他个人，普京就不再纠缠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中的种种问题。看起来这一交易或多或少地成交了。
与此相反的证据是一些叶利钦时代的寡头的命运。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被送到了英国的政治避难所，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在美国和以色列，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个俄罗斯最大的新资本家因逃税和商业欺诈在俄罗斯被判刑，他的尤克斯公司也随即被收归国有。在上面这几个典型案例中，每一个寡头都是潜在的反对普京势力的核心。除了这些新贵之外，20世纪90年代还造就了一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甚至千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尽管俄罗斯大众认为他们与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一丘之貉，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普京要对他们采取类似的行动。俄罗斯那些权力掮客都是所谓的“前克格勃和普京的朋友（silovki）”③，这种状况反映着普京政权体系具有裙带关系的特征，在普京政权的关系网中，秘密警察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叶利钦时代“家族”化的私党比较，普京有着更为广泛的基础。比如对于受人关注的“我们的人”，安德烈·伊拉利奥诺夫（Andrei Illarionov），一位与普京吵翻的前顾问指出，“‘我们的人’为其成员提供着特权、补贴、贷款、权力和职位”，但“我们的人”并不是一个“家族”，它更像是一个“公司”。
在普京的管理之下，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俄罗斯有限公司”，公司的顶层是克里姆林宫的成员，部长们组成了国有公司的董事会；他们掌控着谋求自身的利益与利润的手段。
第二，普京通过发展国有和半国有企业的方式，成功地重新控制了资源和某些生产部门。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控制俄罗斯原油产量55%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克斯公司被俄罗斯石油公司迂回吞并，BP公司被迫从合资企业中撤资，壳牌公司在远东库页岛2号天然气项目中受尽排挤。控制着俄罗斯经济关键部门的巨型公司是“国家资本”的最贴切例证，这些公司并非超脱政治的纯粹企业，至少从他们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的表现看不是如此。像德米特里·特列宁指出的，控制着地缘经济的势力必定控制着地缘政治：“他们组建超级公司的目的是使俄罗斯成为全球性的大国”。
第三，普京的新政策一直在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维持一种“垂直”的政权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普京重拳打击分离主义，其中最著名的是车臣战争。普京一直为重建联邦政府与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的联系不懈努力，2004年，普京没有通过选举，而是以直接提名的方式任命了各联邦主体的最高行政首长。普京不仅恢复了政府的税收收入，还致力于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富人税负较重，但他们的收入所得税税率只有区区13%；人们也认为联邦主体的行政首脑将被普京剥夺职位，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普京重新任命。
第四，俄罗斯一直在从经济复苏成就和剧增的石油收入中积累资金。俄罗斯建立了一笔国家稳定基金，这笔资金可以保证一旦石油收入下降一半、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下维持政府三年的正常预算。此外，由于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与20世纪90年代萧条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温和政策，帮助那些在经济转型中付出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代价的领取养老金的特别贫困者和低层的政府雇员。但有一点也要小心。贫困问题尽管得到缓解，但贫穷仍然在扩散，阶层与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例如，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圣彼得堡市和石油丰富的秋明州等西伯利亚地区占了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
最后，普京政权一直在强化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剔除那些完全不可预计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将会出现一个顺从的杜马，因为在2004年普京就改变了选举体制以遏制潜在的反对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2008年总统选举之后将会如何。不论普京在什么位置上，只要条件允许，普京主义这一以“可控的民主”为基础、对内对外手段强硬的俄罗斯政策将会持续下去。
在公众面前，普京现在是“俄罗斯民族”的守护者，是一个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困难，都要给俄罗斯带来一个光明未来的领袖。这意味着俄罗斯的领导人现在可以谋求夺回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地位，他们也能够以新现实主义的方式对待西方国家的“善意”。冷战没有重新降临。俄罗斯的资本已经开始投向国外，俄罗斯人也开始海外旅行；他们的权力阶层乘坐飞机往来于最好的度假胜地、酒店、第二处居所和豪华商店之间。他们不想回到叶利钦时代；但这只是意味着：他们希望俄罗斯资本在全球经济中能有一个杠杆，俄国在“多极化”世界里能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美俄建立直接联盟这一20世纪90年代的设想已经被抛弃，戈尔巴乔夫“成为欧洲大家庭普通一员”的想法也被抛弃。
俄罗斯奉行实用主义。他们不得不如此。俄罗斯的领导人要在目前仍然弱势的地位上最对大限度地扩大俄罗斯的优势。因而俄罗斯要对周边国家施加压力，警告这些国家不要过分地倒向美国；他们还要分化那些规模较大的竞争对手，削弱这些竞争对手的能力。这就是俄罗斯对欧洲不同的国家实施不同的双边能源政策，与某些国家建立更为紧密关系的原因。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显示了莫斯科面临的问题。英美之间的紧密政治关系令莫斯科对英国十分担忧，但英国又是俄罗斯跨入全球经济的大门。松弛的城市管制规则为俄罗斯企业提供了进入伦敦的机会。俄罗斯人在那里洗钱、购买足球俱乐部，俄罗斯富豪甚至发现了一个受欢迎的“泰晤士河畔的小莫斯科”。俄罗斯在实行一种精心设计的全球策略——试图让西方自己反对自己，在全球化经济进程中游走于独立与融合之间，谨慎地保持着平衡。
美国需要一个单极世界，莫斯科需要一个多极的世界。但他们谁也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表2和表3显示了一些基本因素的对比。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伊拉克问题却显示出美国能力的局限。受上天青睐、领土横跨11个时区的俄罗斯，也还保留着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无论与过去的苏联和今天的其他国家相比都不占优势。普京指出，俄罗斯国防预算的确提高了，但也不过相当于美国的5%左右。
如果俄罗斯能够持续地发展，这种差距当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但应该记住的是俄罗斯至今也还没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俄罗斯现在不过是一个二流的经济体，它面对的困难在于其经济增长不可能维持过去几年的高速度。促使石油价格上升的因素有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伊拉克局势所致。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油价总是不断地波动，一旦石油价格下降，俄罗斯经济的多变性及其影响就会显现出来。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一直被指责利用原材料、特别是石油的出口支撑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忽视国内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的建设。俄罗斯现在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石油天然气生产的不过3%。没有一个与俄罗斯人口规模相近国家的经济，能够靠能源与原料出口支撑，例如沙特阿拉伯的人口只相当于俄罗斯的七分之一。
对俄罗斯经济的怀疑之一来自于它的投资状况。尽管俄罗斯投资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水平仍然太低，在农业和制造业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尽管平均消费水平比1989年提高了（尽管与那时相比分配有了很大的变化），投资水平却比1989年水平的一半还低。即使在石油天然气部门，技术的缺欠导致了大量问题。经合组织经济学家Rudiger Ahrend声称俄罗斯天然气行业的生产是“可怕的”。如经合组织2006年报告呼吁的，俄罗斯要实现持续的改善，必须“以自我良性投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统治阶层的核心认为他们未来会受到有组织的剥夺。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萨帕罗夫，这位普京总统的反对派尽管在政治上有弱点，但他对俄罗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俄罗斯不是19世纪的美国，在那个时代，卡内基、摩根、洛克菲勒这样的富人给世界带来了新东西。而俄罗斯的富人之所以是富人，不过是因为这些富人在国家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时候恰好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因而建设很难成为他们的本性。
无止境地抽取利润与秩序重建没能制止普遍的低效率、腐败及其和犯罪互为因果。确实有人声称俄罗斯的国家腐败程度远远高于叶利钦时代。2006年透明国际认为俄罗斯的腐败指数在159个国家中名列第126位。2006年6月，普京以反腐败不利为由撤换了俄罗斯总检察长，表明他认识到这一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11月，俄罗斯副总检察长估计，对政府官员的行贿额或许高达1250亿英镑。
问题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投资不足。尽管经合组织仍然强调俄罗斯教育的价值，但其社会性的失败毕竟持续了20年。即使石油天然气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利益，2003年普京也面对着这样的质问：“如果我们不掌握技术，石油和钢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断从欧洲进口工人，就好像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培训体系一样。”俄罗斯以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普京政权是一种新权威主义的混合体，在国家权力某些领域它是集权的，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又是新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方式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仍然在政府的日程表中，这意味着有效解决教育和医疗保障的药方无疑是提高价格。这样，即使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政府仍然要面临反对派的对抗。一个立场中立的宪兵告诉西方记者，“普京政府就像那些石油国家一样，一小撮人垄断着资源并在政客、官僚和经理们之间分配。一部分百万富翁的富足与大众的贫穷并存”。民意调查清晰地表明这种社会分裂的存在。
但反对者难以持续地存在下去。政府实行的专制和压迫性政策只是部分原因。为了将国家主义的共产党排除，克林姆林宫资助创立了国家主义的“祖国—国家爱国联盟”（Rodina）；为了预防年轻人的反叛，克里姆林宫资助了右翼的“纳什”（Nashi）青年运动。虽然与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手段是温和的，但周期性的镇压也基本将底层的抗争扼杀在萌芽状态。但社会性的迷惑、受挫和非政治化将一直是俄罗斯不得不面对的更大问题。
在俄罗斯，一小部分人变得更好，其他人陷入了虚无主义之中，社会的大多数不得不自己担当一切。有的时候反抗斗争也十分激烈，但多数普通俄罗斯人不过是想要生存下来。最能反映这种状况的是为两位人口统计学家称为“俄罗斯十字”的现象——在人口统计图表上，上升的死亡率和下降的出生率形成了十字交叉，现在二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尽管人口统计预测并非可靠，趋势表明，俄罗斯人口将从目前的1.4亿下降到2050年的1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烈性酒消费的激增，俄罗斯的男人们借酒浇愁，过早离世。俄罗斯官方统计的嗜酒者高达230万。尽管俄罗斯社会局面出现了一些好转，但面对社会不平等、新富招摇过市、腐败和犯罪丛生，大众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注释
① “上伏塔”（Upper Volta）即布基纳法索，是非洲最穷困的国家之一。苏联曾经被称为“有火箭的上伏塔”（Upper Volta with rockets），以讥讽尽管具有发射卫星的能力，但仍然像上伏塔一样贫穷。
② “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
③ Silovki的含义是“强力部门的人”，在俄罗斯，这一词汇专指前克格勃和普京的朋友。
［陈弘：南开大学］
（责任编辑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