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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10日http:// 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题为《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的文章，认为1973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美国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迫使日本、德国也采取金融化模式，这给世界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也给世界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作者认为，1973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和以前危机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长期隐蔽萧条，资本主义进入慢性死亡阶段。作者认为这表明资本主义不再能推动社会，并据此提出对未来社会经济的18点计划，以重新启动社会发展。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本文试图发现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从1973年以来的时期很怪异，这个时期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怪异的阶段，也是最怪异的阶段之一。
       2005年美国经济中存在着33万亿美元的债务（联邦、州、地方、公司、个人），其金额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倍。（没人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资金是被套牢在国际对冲基金和其他衍生品里。）美国各级政府（包括联邦、州以及地方）消耗了40%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净国际债务有3万亿美元（外国人持有的11万亿美元减去美国持有的8万亿海外资产之差），这个总额还在以每年5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外国人持有美国政府的债务比例越来越大；仅仅是四大亚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国、韩国、台湾）就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正是联邦政府的债务成就了联邦储备银行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
       如果道格·诺兰（Doug Noland）的“金融套利资本主义”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有关银行体系的作用以及联邦政府通过银行系统来扩大和紧缩信贷（表面上的）能力的传统观念就会被取代；越来越大的“虚拟”信贷规模将由独立于银行之外的“证券化金融”所创造。我们还要考虑那些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美国弗雷迪马克公司，又名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和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是它们使得过去四年里抵押品价值一涨再涨，导致房产泡沫惊人。
       这种状况依赖于：（1）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吓跑外国投资者；（2）美国消费者是否愿意背负越来越重的债务（目前的还债支出已经占到收入的14%，而非几年前的11%）；（3）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并有能力在美国收支逆差的情况下继续给美国提供借贷。
       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分析：美国经济中非生产性的劳动与非生产性的消费所占的比重。马克思把国家债务定义为虚拟的。他认为劳动所得收入（相对于资本）是非生产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国家收入中的军事开支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尽管它为单个资本家创造了利润。我认为，由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推出，国家收入所控制的其他物品与服务，和/或国家债务的虚拟资本也是非生产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经济中非生产性的消费是巨大的。
       目前源于利息和地租的利润规模每年都在增加。即使在“制造业”，在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公司内部，其金融部门创造的利润也要大于其生产部门，这又如何解释呢？并且，如果其生产的大部分是用于资本家（如军事上的）消费，那么作为利润又回到单个企业的扩大的M′来自哪里呢？作为生产资料的C和V（它们必须在进一步扩大的资本循环中被有效地消费掉），来自哪里呢？
       我们知道存在一些补偿机制来部分地为大量的虚拟资本和大量的资本家消费提供了补偿：源于从世界贫困地区进口货物和夺取第三世界小生产者经济的原始积累成果（非等价交换）；使劳动力低于其再生产价值；使用已经过了更换期的固定资产；对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资源）的滥用或整体上破坏自然环境。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相当糟糕的画面，似乎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外国贷款者为美国的大规模的破产提供了信贷，而作为贷款人的这些国家自身却随着维系整个体系运转的信贷金字塔的萎缩而破产。从其对世界经济目前的和潜在的影响上看，美国远比16世纪西班牙最大的破产的破坏性要严重得多。
       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上面所述的趋势还远未显现出来，虚拟资本随着每十年一次的危机受到严重损害。他当时所研究的经济中非生产性消费的量，与今天相比（尽管它已经广为人知）微乎其微。
       历史的回顾
       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在1890—1914年已经濒临危机。在美国和德国竞争的影响下，英国工业再也不能支持英国的金融地位。1914—1945年间的长期危机摧毁了英国资本的世界霸权。德国与美国之间展开争夺金融霸权的战争，最终美国获胜。
       但在那段金融与地缘政治转换的背后发生了一种更根本的转换，一般被称作世界资本主义从由劳动时间长度决定的绝对剩余价值占优势向以劳动过程的技术密集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占优势阶段转换。这带来了一场农业生产率和运输成本革命，使一般工人消费食品的成本占工人消费比例从50％（19世纪中期）大幅度下降，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打开了耐用消费品渠道，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汽车。
       这种“汽车-石油-钢铁-橡胶”联合构成的生产消费是1945年到197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动力。
       除了与汽车相关的生产过程，以汽车为中心的经济对城市、郊区以及后来的不动产、建筑（包括高速公路）和所有需要建设的项目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不用说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为了资本的需要而得不到发展，只发展私人小汽车，比如美国。上下班必需的交通时间大大提高。工人阶级城市文化和公共生活因人们迁往郊区而减弱。
       虚拟资本在1945—1975年经济繁荣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与此后所产生的作用相比还很小。美国政府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债务有2500亿美元，以1945年的美元计占GDP的110％。英、法帝国的垮台，欧洲和日本对美国霸权的依附创造了全球的“规模经济”，以便适应在1890—1945年间形成的新生产力的需要；如果按照新的价值标准来表示提高了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话，资本主义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阶段。欧洲和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成本，和美国在为二者重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此后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惊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虚拟资本的问题。直到1958年后金融体系开始动荡，并在1968年（1968年关闭外汇市场）后变成真正的危机，在1970年（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和流动性危机）、1971年（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和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垮台和美元本位的出现与石油危机密切相关）受到官方的关注，虚拟资本问题才显现出来。
       理论插曲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生产资料和其他产生收入的资产不是按照它们的历史成本或当前的重置成本来作价的，它们是通过对资产的预期现金流进行资本化处理以后来计价的。资本化处理是指一般情况下当利润率为5％时，一项每年产生5美元利润的资产“价值为”100美元。只要有可能，资产阶级、中央银行和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尽一切力量保护那些资本化了的——虚拟的——价值，甚至不惜以伤害“真实”经济为代价。资产阶级可得的用来支撑资本化价值的实际剩余价值不仅来自于直接生产过程，还来自于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小生产者的原始积累以及有时也来自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再生产的破坏。
       这样我们对本文前面给出的虚拟资本的定义可进一步归纳为：虚拟资本不仅是超过全部剩余价值的纸质所有权凭证（股票、债券、土地和不动产租金），而且是超过其自身价值的全部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的资本化“现值”，由现在重新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势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价格，包括全部劳动力商品（全部价值的来源）的价格，同时动员资产阶级、中央银行及资本主义国家，保护现存的资本化价值，直到陷入下一次危机。
       
       我们回到讨论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其扩大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已经耗尽了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成为其自身发展的桎梏了吗？
       在虚拟资本时代，保护现存的主导实际生产的资本化价值而不是扩大生产（1973年前的生产循环）是发展的动力。扩大生产模式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超过再生产的当前社会成本的资本化虚拟价值，在危机中，虚拟价值缩水到能够反映实际价值的程度，引发新的循环。但是在虚拟资本时代，传统的扩张——危机——重组——再次腾飞的循环模式被严重扭曲。与1929年的大萧条不同的是，资本主义从1973年开始进入“隐蔽萧条”阶段，即在虚拟资本的重压下实物的再生产逐渐减少。
       根本问题是：1973年后的现实是否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再是计价标准了吗？全球再生产仍然是按价值形式进行扩张的吗？抑或是全球社会变得太有效率以至于价值规律不再适用了吗？自1973年以来资本似乎在尝试重构剩余价值、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关系，把它变成一种新扩张的基础。但其结果是全球社会再生产的规模似乎遭到更大范围的破坏而非扩张。
       回答上述问题与无产阶级取代原有价值形式并找出新的生产方式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当一种生产方式消灭时，“对抗的阶级同归于尽”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
       我的假设是：自从1848年工人阶级中出现共产主义潮流，1914年之前的每次“典型的”危机（1846年、1857年、而后1873—1896年的大萧条）都导致在制度核心区（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工人阶级）预演了资本主义的终结。无产阶级被迫尽一切可能来结束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地位（1848年、1871年、1905年、1917—1921年以及规模小的1968—1976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每次重大发展都会导致“共产主义幽灵”。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四次主要无产阶级革命中有三次是资本主义达到了高潮的结果，这三次是：1860年普法战争前夕第一国际的建立，巴黎公社和1873年的萧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罢工潮后建立的第三国际，并持续到1917—1921年以及30年危机开始之时；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68—1977年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三次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结果。与此不同，1889年第二国际的建立是1883—1896年间有时被称为“大萧条”或“大紧缩”的结果。
       资本必须与无产阶级的存在联系起来理解。无产阶级具有历史重要性，它不是被动地只充当资本主义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中的可变资本，而是构成自为阶级的一种积极的行动，直接指向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么是革命的要么什么都不是。
       每次资本主义危机的恢复都离不开大规模的重组。破产摧毁了虚拟资本。积累就会以适当的利润率重新开始。
       1973年后，世界资本主义没有完全萧条下去，或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一直在努力建立新的价值标准，以取代已不中用的曾促使战后经济繁荣的旧的制度。其目的是以新剩余价值、可接受的利润率来重新平衡现存的所有代表财富的票面凭证（利润、利息、地租），同时扩大全球社会的再生产。然而，由于防止虚拟资本贬值损害了实物生产，这种新的平衡没有找到。
       当然通过全球化打开苏联、中国和部分第三世界市场，提高了生产总量，降低了商品价格，创新了技术，并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尽管比战后经济繁荣时期低些）。资本主义似乎可以扩张。但是它还没有使虚拟资产大规模缩水。相反，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俄国、乌克兰、中亚和中国农村带来了大破坏，在美国和欧洲也实行紧缩，使世界工人阶级和相对剩余人口饱受冲击。今天的美国世界霸权与全球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不相容，就像英国的世界霸权在1900年表现的那样。
       1973年后的世界资本主义
       概括1973年后的历史，可以说其中心是支持不断增加的大量游资或热钱（这些游资曾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使必然要发生的通货紧缩式崩溃延迟了30多年。具体地说，1975年美国的通货复胀（从福特统治时期持续到卡特）将世界带入1979—1980年通货膨胀大爆发的边缘（黄金价格为每盎司850美元，油价伊朗革命后创新高，恐慌的人们抛弃美元）。随后里根—沃尔克采取超紧缩政策，美国利率上升到20％，导致大量美元回笼。后来巨额外国资金流入美国，使后者货币回笼成为可能，特别是日本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对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的应对引起1981—1982年间，即1945年以来整个时期最严重的衰退（萧条），其后激发了1982—2000年间股票市场的繁荣。
       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是应对1968—1973年危机所采取的复胀策略的一个继续，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如反复抵押融资），实际上是历史上最大的“庞氏计划”（借新钱还旧钱的投机骗局。——编者注）。票面的繁荣，不像1945—1975年那样与真正的全球扩张相关联。但世界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美国工业化程度和规模下降，西欧大规模失业，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以及前苏联（俄罗斯和乌克兰及亚洲中部），还有“中国奇迹”之外的9亿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绝对倒退。这种票面繁荣给社会的破坏造成各种衰败迹象，包括世界许多国家蓝领阶层受到损害（即使在中国也有2200万工作岗位的净损失），食利的部门（金融-保险-不动产）的扩张（最近世界房地产一反常态地迅速发展，美国再次成为中心），环境的破坏（备受关注的全球变暖），国际犯罪的增多（如毒品交易），由于经济原因没有受到抑制的可治愈流行病的蔓延，60多个国家成为“失败国家”，诞生原教旨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很显然，在许多经济的“长城”被摧毁的今天，这种虚拟美元的循环越来越迫使日本和德国采取英美金融化的模式，这同样损害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影响到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世界经济的美元化、金融化带来的不稳定性已经显而易见：日本通货紧缩（1990年至今），美国经济衰退和不动产崩溃（1991年），墨西哥危机（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俄罗斯政府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崩溃（1998年），巴西危机（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机（2001年），以及2000年3月至2002年9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5%，3万亿美元的票面财富在2000—2002年间化为乌有。从那时起，“金融套利资本主义”（来自于道格·诺兰的术语，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扩展了其含义）加速发展，伴随重复抵押贷款融资的发展，“美国消费者”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后买家”。正像最近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说的：“我终于明白了供给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其他国家供应商品，然后美国提供购买它们的钱。”
       必须强调，虚拟资本的这种循环促使了新生产力的产生，公司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搏杀，其外在的表现是价格水平的下降。总而言之，世界上占总工人数很少部分的工人劳动力生产了大量的商品，技术创新又使这些商品价格降低。这就是前面提及的传统上资本主义危机和重组模式的一部分。同样必须强调的是：与1945—1975阶段不同，那时是生产力的扩张推动虚拟资本产生（与现在相比规模较小），而今天是虚拟资本的循环推动生产的发展。从美国独立到1980年，美国政府的全部赤字总计1万亿美元。1980年以来这个数字上升到4万亿美元。有趣的是，1980年后美国政府的债务恰好等于美国的3万亿美元的净债务。美国政府的债务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图腾。当债务紧缩时，这会带来极大的麻烦，资本（更不用说债务缠身的工人和其他消费者）必须偿付巨额的债务，将以大幅下降的现价和工资来反映再生产的现实成本（实际上前者将大大低于后者）。
       
       以上我们做的只是基本的经济分析，但如果要了解目前虚拟资本的破坏性，必须超出经济层面而考察阶级斗争。尽管意识形态做出巨大努力去否定或淡化阶级对抗，但今天一切都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由资产阶级推动的单边阶级斗争进行了30年，双边斗争的潜在威胁也是这样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像已经发生的一样（阿根廷2001年，玻利维亚2005年，意大利、德国和英国野猫运动重新出现）。
       大约在1840年到1945年，传统工人运动主要是推动资本进入“真正占统治地位”阶段，这一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1917—1921年期间工人运动处于鼎盛时期，俄国和德国发生革命，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英国出现革命前的局面（1919年1月），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出现大罢工潮。但1917—1921年那次激烈的对抗最终失败，其原因是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和不发达地区的占有还算不上是正式的资本占有，还处于扩张阶段，处于存在重新扩张（大众消费品降价）的巨大潜力和在高级部门内部进行自身原始积累的阶段（1918年美国和法国50％的人口仍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1914—1945年30年战争和此后的一段时期，通过新政／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美国、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北欧）、斯大林主义和后来摆脱殖民统治诞生的第三世界波拿巴主义使传统工人的运动成为官方社会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比1945年前的阶段更常见的是由自发工人运动推动的阶级斗争，最引人注目的是1955—1973年间发生的野猫罢工潮（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只要列举社会两极分化和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状况就会发现战后经济繁荣正在结束。这些阶级斗争包括：
       美国1968—1970年（最大罢工潮[1946年以来]、黑人叛乱、青年叛乱、越南惨败）；英国1972年（飞虎队罢工潮）；加拿大1972年（魁北克总罢工）；法国1968年（5—6月总罢工）；德国1969年（9月罢工）；意大利1969—1973年（罢工潮）；西班牙1976年（结束法国统治的罢工潮）；葡萄牙1974—1975年（大罢工，占据工厂，结束法西斯统治）；波兰1968年、1970年（学生运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造船厂起义）；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在杜布切克当政时出现一些工会组织）；智利1973年（阿连德执政之初的严峻形势）；阿根廷1973年（总罢工）；乌拉圭1973年（总罢工）；巴西1968年（反对军事独裁罢工）；墨西哥1968年（1968年10月学生运动和流血事件）；中国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
       1973—1975年世界资本主义出现“左倾”运动，特别是表现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南锥体国家（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爆发，西欧共产主义的发展，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使南非激进化），埃塞俄比亚马列主义革命，斯大林主义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的胜利。我们还可以加上短暂的（1975—1977）一个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团结起来要求西方国家在食品、石油和债务上作出让步。
       法国作者蒂松（Tizon）和隆尚（Lonchampt）说得不错：“1976年前后欧洲各国政府政治工作的重点是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爆发。”而且世界资本主义也成功扑灭每一个社会主义的火种。1973年后的新形势，正是资本对此前局面的回应。
       近年的社会政治发展与那些年经济进程密不可分。世界资本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变革中生存下来，因为它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当创造出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英国为次中心的虚拟金融化手段之后，资本主义就侵入到苏联、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政府之中，以实施其全球性的控制计划。1973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应视作反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运动的反革命运动的延伸。意大利汽车制造商飞亚特（FIAT），受到1970年的野猫运动影响，花掉几十亿美元以使都灵工厂合理化，并将生产分散到意大利各地，这是资本对全球性危机作出反应的一个很好范例。
       资产阶级对抗革命运动有多种形式：瓦解旧的工人居住区（大型蓝领工人的集中地）；雅皮士化；绅士化；将工人和穷人赶出世界各国首都和主要大城市；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的超常发展；随着媒体的增多所谓“创意阶级”的迅速增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无数的自由贸易区；19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拉大。同时出现的是：社会安全网的摧毁；工作灵活化；不断的劳动改革；放松管制；使教育和文化保持沉默；完美市场等于完美民主，通过互联网实施监控和最近的反恐怖主义立法。
       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斗争很不同，近些年全世界的斗争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除了罢工行为以外，把模糊的不好界定的跨阶级行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和反对伊拉克战争运动包括进来也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像在奥地利、瑞典、法国和比利时它有着广大的工人阶级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对全球化恶果的扭曲反应，由此出现一个新问题：与早期不同的是，养老金危机、全球化、环境、移民和反移民动员、国际犯罪活动（如墨西哥毒品集团在美国活动猖獗）这样的社会问题对工人阶级开始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即使不比早期问题影响更大的话。在北美和西欧过去25年中，多数工人斗争都是防御性的，以保卫社会福利包括失业救济金、健康保障、年金和退休金、环境保护、健康安全立法或教育机会不被削减。
       未来计划
       大多数激进左派（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讨论的话题都集中在工人阶级管理的形式这个重要问题上：工会，苏维埃（工人代表会议），政党或组织。其中托洛茨基主义的过渡纲领主张苏维埃加先锋队组织。这些讨论极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各种斗争形式的消失，以及今天这种斗争的相对缺少，主要原因在于利害关系已全球化了。从整个社会来看已不存在有意义的改良。这是“改良”一词当前成为反动的口号的原因。马克思1844年说，如果想在法国取得全面成功，局部成功就已经够了，对于今天来说，若想局部成功，必须要取得全面成功。
       如果生活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如果不把人类的潜能的发展作为目标，——这二者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精髓，就不能讨论平等。
       以往工人革命让人联想到大罢工、占领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此后对社会生产实行直接的民主管理。这种想像基于俄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革命的经验，并在1968年5—6月法国罢工后复活。
       我认为这种模式现在部分脱离现实，因为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发展和工厂缩减规模、外包已使“直接生产过程”削减到只需要全部劳动力（更不用说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剩下的生产工人通常制造如军事装备等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已无用的产品。将来很多工厂会被成功的革命废除而不是在工人的控制下运转。
       世界范围内，作为资本主义人口（工薪工人和资本家）一部分的生产工人（production worker）的总量已经缩减，虽然全球总产出在增长。
       工人苏维埃的首要任务将是为全球结束价值（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生产做准备。当作为资本有机构成的C（不变资本）和V（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很高时，价值就不再能推动社会，世界革命就可能会爆发。然而价值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再生产现存第一和第二部门劳动力的社会成本。革命会促进全球生产力的发展，真正地把生产与再生产从价值形式中解放出来。
       废除虚拟资本，就要求使用“全球会计准则”或“世界资源会计”，按照使用价值对现存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盘点，并启动如下计划。
       （1）实施技术出口计划以拉近与第三世界的距离。
       （2）创建世界收入的最低门槛。
       （3）拆散石油-汽车-钢铁联盟，代之以公共运输系统和火车。
       （4）废除膨胀的军工产业、警察、国家官僚、公司官僚、监狱、金融-保险-不动产部门、安全警卫和情报服务部门。
       （5）对解放出的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再教育。
       （6）能源项目：核能源、太阳能、风能等。
       （7）充分使用“多即是少”的原则（例如：在第三世界用卫星电话代替有线电话）。
       （8）一个世界土地合作项目，目的是充分利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农业的食物资源。
       （9）整合工业和农业生产，限制大城市人口的集中。这对减少能源消耗是意义深远的。
       （10）对一切可以自动化的艰苦工作实行自动化。
       （11）让全部工人阶级都能有机会使用计算机和接受教育，以使之能参与全球和地区管理。
       （12）免费的身体和牙齿保健。
       （13）教育与生产相结合。
       （14）把目前与非生产行业相关的研发转入生产部门。
       （15）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尽可能多地生产基本生活物品。
       （16）全球缩短工作时间。
       （17）集中管理一切必须集中管理的事务（如世界资源的使用）并对一切可以放松管制的予以放权（如劳动过程）。
       （18）采取措施控制空气污染，最重要的是不再使用化石燃料。■
       [谷明淑：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姜伟：沈阳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