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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早上六点，我被哨声叫醒了。
        自从儿子升入三年级后，妻子便开始每天用哨子叫早。这个主意是儿子想出来的，如果是他母亲叫他起床，最少在半个小时以后，他才会完全醒过来，醒来后还迷迷瞪瞪的。后来他就想到，如果用老师叫操的哨子叫他，他就会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老师每次集合，只要哨子一响，同学们马上就会安静下来。我们都为他这个办法得意，便在家里为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仿真了学校的环境。在听到一声尖利的哨声后，一个在睡梦中的孩子马上回到现实之中。
        他们开始穿衣服，尽量不出声，不影响我。我在黑暗中听他们穿衣服，刷牙，洗脸，背书包，戴上红领巾。然后，轻轻碰上门。楼梯上是他们渐渐远去的足音。
       
        2山我继续躺在床上。我没有必要起那么早。我八点起床就可以了。但是我再也无法入睡。常常就是这样，我闭着眼睛，很清醒地躺在床上。
        我妻子是个教师，她每天陪儿子一起上学。她是个矮个子，和儿子总是牵着手走路。冬天的早上有点黑，在一起走过两个路口之后，他们分手，儿子继续走剩下的五百米。我
        躺在床上，却把两个小人物投入黑暗之中，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伤感。我觉得我对他们的爱也许就包含着对弱小的可怜，我总觉得黑暗把他们彻底吞没了，任何一件小事情都可能随时把他们毁灭，可能他们下午就无法按时回来，我总是这样想。但是，无论是爱还是可怜，都不足以使我起床。如果某一天我被自己的爱感动了，也许会和他们一起起床，送他们到学校，但是这种行动绝对坚持不了一周。一周之后，我继续缩着脖子，躺在被窝里。我在被窝里继续爱着那两个小矮人，继续伤感，但我已经知道，无论是伤感或者爱，都缺乏持久的力量。
        儿子快九岁了。他几乎继承了我的一切缺点，怯懦、羞涩、少言，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和不信任。他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当他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时候，他总觉得父母不是在马路上出了车祸，就是被某个人追杀。“我看见你们倒在血泊之中。”他经常这样说。他关闭了嘴唇，内心却能省察一切，他对我和他母亲之间的行动总是充满怀疑。他不愿意独自睡觉，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我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交易，这种交易总是在瞒过他之后进行。这是他无法容忍的。在他的内心中，这个家庭的所有秘密，所有不快和快乐的活动，都必须由三个人共享，隐瞒任何事件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是现在，他却成了这个家庭惟一被抛弃的人。这成了他的一件心事。每天晚上他都会问：我今天晚上怎么睡?对于我这样从小睡在农村大炕上的人来说，和儿子、妻子睡在一起是另一种幸福，他们让我感到这个世界是完满的。我甚至觉得这张大炕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孩子睡在中间，作为最弱者得到保护，父母作为保护者，从保护中获得幸福和成就。任何分裂孩子和父母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粗暴的，因为孩子并没有错，孩子认为自己和父母是一个结合体，他天然地在他们中间，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和父母分开。但是我妻子坚决地告诉这个可怜的寻找床铺的孩子：自己睡!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在我妻子看来，独自睡觉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独立生活的前提，是一个现代孩子必须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睡觉在被赋予了现代意义之后，我的落后的、农民式的睡觉成了一种笑料。我跟着妻子训斥孩子，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否定孩子的请求，我甚至告诉自己，粗暴地对待男孩子是塑造男孩子品格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接受了各种嘲笑和训斥之后，我的孩子，这个可怜的小普鲁斯特，独自走向自己的卧室。在入睡前的半个小时中，他几乎在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问题：爸，你们睡了吗?妈，你们在干什么?妈，我睡了。妈，晚安。这个精疲力尽的孩子终于睡着了。他没有力量改变现状。但是，会有一个晚上，他突然站在父母的床边，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父母。他的父母一本正经地睡在各自的被窝里。我们被一种天然的只有父母才有的感觉突然惊醒，坐起来惊恐地问：贝勒怎么了?可怜的孩子回答：我做了一个噩梦。来吧，快到妈被窝来。妻子说。这个噩梦使孩子获得了和父母睡在一起的机会，他躺在父母身旁，无忧无梦，安然入睡。
        直到被哨声叫醒。
       
        3我的孩子被哨声叫醒了，哨声通过惊吓，而不是提醒，把我的孩子带走了。这个工作过去是由公鸡、父母、祖父祖母完成的，现在则交给了闹钟、哨子，这些具有威慑力的音响。这些音响把梦醒后的呵欠、伸懒腰、温存、耍赖一次性粉碎，不留一点后遗症。起床必须是“一骨碌”爬起来，毫不犹豫地向终点——学校奔去。这个终点是孩子喜欢的，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孩子，有老师，有集体。但是我始终缺乏对学校的足够信任。孩子上三年级是我报的名，班主任是女的。每个家长
        面前都摆着一沓表，保险费、书本费、学杂费、跨区费、饮水费、延点费，家长只需要在上边打钩就行了。所有的家长都殷勤地、带有谄媚地、很果断地、欣然地在上边打钩，并且都希望女老师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毫不犹豫。有一个老头，带着自己的外孙，他看着这些表格，有些犹豫地问：延点费是什么意思?延点就是下午三四点放学以后家长上班，没人接孩子，孩子留在学校里。女老师回答。老头说：我没事，退休了，我接他。女老师很平静地答道：也可以，完全自愿。那全班就剩下你们孩子一个，你每天下午来接他吧。她说完了，然后带有做完窗口交易的表情喊道：下一个。她带有恶意的，把学校放学的时间提前到三点，把这个不愿交延点费的孩子从所有的孩子中孤立出来。你如果心疼自己那点钱的话，你就在每天下午三点的时候，让你的孩子独自一个人走出学校的大门吧。所有的孩子都在目送这个不愿交延点费的孩子。你爷爷是在学校门口等你，但是你失去了整个集体，失去了所有的同学，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老头当然把费交了。
        现代教育彻底把孩子从父母那里带走了。亚斯贝斯伤感地说。在我祖父祖母的时代，我们村予的农民，铁匠或者木匠、泥瓦匠，是有可能决定孩子的伞运的，孩子是他事业的继承者，他能清晰地看到孩子的未来。但是今天，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孩子交给了学校，更多的时间里他跟老师在一起，知识是由老师传递的，社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孩子。我们，作为父母，是一个无知者，孩子相信老师而不是父母。我们也只能相信老师，相信老师代表的知识和道德。但是我们又都清楚，自己的孩子只是老师一群孩子中的一个，当面对一大堆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不重要了，他的命运随时可能被一些不可知的因素改变。
        我把一个人质交给社会了。
       4我还是得起床。我想不出什么充足的理由起床，也想不出什么充足的理由不起床。不管你睡得多晚，你总是得起床。不在七点，就在八点，如果九点还没有起床，我连自己也无法说服了。．
        工作当然是一个理由，你有许多工作要干。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问自己，我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有意义吗?如果我今天不去上班对我的工作会有影响吗?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看不出我工作的意义在哪里。阅读和写作，通过写作表达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人交往，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生活。除此以外，生活的必须性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但还是起床了。我唱着一首歌：草原的夜色多沉静……或者唱另一首歌：我爱你，我的家……拉开窗帘，太阳一下子照进来，整个起床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快活，刷牙、洗脸、穿衣服、照照镜子，然后穿上鞋，锁门。然后下楼，然后等车，公交车赶不上趟了，有一辆中巴，售票的小伙子把嘴胳膊腿全部晃荡在车门外边，像要飞过来。一个急刹车，他把我推入车门。
        我一下子和人们在一起了。
       
        5我出生在一个村庄里，在进入西安这座城市之前，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我管类似于中巴的汽车叫“面包车”。我无法考证“面包车”这个名称的来历，也无法把面包和汽车联系起来。这和想象力无关，因为在我的生活中首先不存在“面包”，我的生活中只存在“馒头”和“饼子”。同样，我们管一些小卧车叫“屎扒牛”(屎壳郎)，这也和想像力无关，这是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之所以坦然认定某些汽车是面包车，
        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概念，我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当一种面包车突然被叫做“中巴”，这个词让我变得羞涩起来。不是一个词被改变了，而是生活被改变了。我好长时间改不了口，我在偶然说出这个词之后，我的周围的人们马上会看着我想着我。我说出了一个文明的、南方化的词(中巴这个词首先是从广州传向北方的，而广州又是从香港传入的，而香港的称呼又是英语的音译)，我是不是也是文明的南方的?我轻易说出这个词，我轻易以一个新的词汇否定另一个使用了很长时间的词，我是不是一个轻易否定历史的人?我是一个善变的人吗?我的个人品性是不是值得怀疑呢?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怀疑是可笑的，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参与了历史重大进程的感觉，我总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着属于自己的哀乐。在更多的时间里，我不是为着某些伟大的事情伟大的活着，我为一些具体的琐碎的事情活着。而在我生活过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物质都凝聚着时间留下来的痕迹，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漫长的过去。是的，是“漫长”，这是我在进入西安这座城市之前，对往昔生活的总结。
        6时间不是金钱，这是小县城的生活告诉我的。
        整个生活晃晃悠悠的，像系在一个绳子上的摇篮，慢慢地摇啊摇啊。街上行走汽车和县城的人，楼房贴有瓷片，窗户的玻璃是蓝或者绿，有歌舞厅和洗脚屋，有洒水车，唱“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一个人出现了，在夏天里戴着草帽，在一些五金商店门前徘徊，他在寻找一把镰刀或者锄头。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提着一把镰刀身上背着一个打药桶从商店出来了。
        这是一个农民，这个农民使县城的节奏突然慢了下来。
        一个农民使县城重新回到自己，一个农民使你意识到自己还是在县城里。
        在交通封闭的时代，农民进城是全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必须提前预划筹谋。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整个家庭还在计算，如何进入城市，该乘哪一辆车，中途怎么倒车，钱包应该放在哪个口袋，掏钱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钱应该怎么花，该给孩子买什么东西。我父亲早年在外地工作，每年离家的前夜，我母亲都在灶火旁给他烙路上吃的烧饼，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我父亲背上一个黄布包，钱放在最贴身的口袋里。出村子的时候，村子所有的人几乎都出来了，说走呀，我父亲说走呀。我和母亲送了又送，最后我父亲说，不送了，回去吧。然后就走了。一个农民是带着全家的重托进城的，他慌慌张张挤上车，四处张望寻找一个扶手。汽车真是一个怪物，这让他很不适应，他感觉自己是在一条船上。一个没有乘车经验的农民是整个车厢的怪物，他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丝毫没有城里人的冷静和沉着。非常奇怪的是，在城市人特有的文明和礼貌中，让座这一行为是不针对农民的。我们看到的让座，大多发生在城市人之间，一个城市的姑娘会给一个城市的老太太或者老头让座，但是不会轻易给一个农村的老头让座。她是一个城市里的好姑娘，但让我伤痛。在一辆车上，人被分类，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一九九六年夏天，与陌生人打交道和进入大城市的恐惧，一时间被对时尚的渴慕压倒，我极力想进入更大的城市生活。我整天被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恐慌笼罩，无精打采地看着我周围的人们。女人在和男人说话，但怎么看都像是调情，这种调情不产生任何后果，却能使时间变得异常廉价。早上上班似乎就是准备今天的聊天，聊天完后再骑着车子晃晃悠悠回家。唯一的娱乐就是在下班后光着膀子下象棋。慢慢地，我竟对这种生活有了留恋。青春的焦躁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事
        件中被唤醒，我觉得时间似乎正从我身体的某个伤口中流逝，说不定哪天我就会一无所有。我觉得生活必须被改变。我要到西安去。
        对于我来说，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恐惧，进入大城市带来的恐慌，是两种永远都无法摆脱的压力。甚至，它在没有进入城市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在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经产生了。当我一旦知道自己要进入那座城市的时候，我便开始惴惴不安。我总是乡气地、笨拙地、不知所措地迈入城市。城市总是在你进入的那一瞬间就能辨别出你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县城的人还是一个大城市的人。我羞于向身边的人，一个警察或者一个姑娘，打听道路。我认为一个生活在西安的人肯定知道西安所有的道路，而我的问路总会把我外乡人的身份暴露出来。如果一定要问路，我就问那些老头和老太太，我认为他们是可信的容易打交道的，不会在乎一个外乡孩子的来历和身份，而我也不会太在乎他们看出我的外乡身份。我几乎从未向那些时髦的、年轻的女人们打听道路，我一看见她们就莫名其妙的自卑，我不愿意在她们面前暴露我的小城市身份。要命的是，我从一进入城市的那一刻就尿急了，尿憋在那里，急切地要寻找厕所。但是没有厕所，我该去问谁?一个尿急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笑话，现在我这个从小县城来的人彻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蠢蛋。
       我就这样走进城市，我几乎很少幸福地、神往地、全身心地投入一个城市，我总是很绝望地、无奈地看着这个城市。我会利用公交车行驶的最短瞬间，把某座很高的楼从人缝中看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从那座高楼映入我眼帘的那一刻，到公交车把那座楼从我视线中拉开为止，数清这座楼有多少层。一座二十层的高楼，天哪，二十层啊，县城是根本不会有的，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个城市的一切，高楼、马路、天桥、行人、双层汽车，一切都对我产生一种莫名的威慑力。甚至行道树，整齐的行道树也让我感到敬畏。在县上根本不会有这么粗的行道树，在乡下根本不会有把自己长成一行的树。县城的树木总是七零八落的，乡下的树木总是七扭入歪的。我在树木中读到了区别。我永远地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之中，我永远充满焦虑，永远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如果我在商场里购物，那么买什么东西对我从来是不重要的，我总是被商场巨大的场景、服务员挑剔的目光、商品的富丽堂皇而震慑。我是一个心不在焉的购物者。
        轻松是从回家的那一刻开始的。挤上回家的中巴以后，抢占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以后，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我看着乱哄哄的车站，看着卖茶叶蛋和卖报纸的女人，这个城市开始在我内心中败落下来。他们也是这个城市的人，这些人看上去焦急、窘迫、没有精神，他们的悲惨或者不幸开始让我放松，我知道我不是这个城市最拿不出手的人，有人比我更不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当他在课本的第一页看到一轮红日从中南海或者某个神圣的地方喷薄而出，他就已经明确，有些地方是他永远不能到达的，有些地方是只有少数人才有居住的权利。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我生活在一个最没有意义的村庄里，我是这个社会最为卑微的人，我从一开始就给自己下了定义，也给所有的人下了定义。但是我从没有为这个定义后悔过或者惭愧过，我甚至感谢这个定义，正是因为社会把我诞生在它的最底层，正是谁也无法确定的命运使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人，所以，对那些一切不幸的人们和不幸的生活，我同情他们正如我同情自己一样，我可怜他们正如我可怜我自己一样。如果有一个乞丐跪在我面前，我也会在内心中向他们下跪，因为我几乎和他们一样，我在内心中从没有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中巴车还在不断上人，这些人是我的乡
        党，在大城市逛完一天之后，他们准备回家。到处是外乡人的声音，农村的声音和小县城的声音，尽管这两种声音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现在他们集体的粗糙、笨重、难听。货架上塞满了塑料袋，车顶上塞着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长铝杆，一男一女靠在一起，怀里紧紧抱着小霸王游戏机。
        我们回家了。
        对这个城市的回忆和讲述在到家之后又一次开始。这时候，这个城市变得可爱了，值得回忆了，令人向往了。它的巨大吸引力在这个时候不断闪现。它那么时尚那么华丽那么丰富，它永远充满活力，充满无限可能。那里有更高的楼房更大的商场更漂亮的女人更著名的人物。生活在那里人生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在那里人生才是有滋味的。而我生活在一片死水之中，周围总是熟悉的人，在永远重复的话题中打发时间。拉着石灰板的马车总是慢腾腾出现在马路上，夏天的街道上常常晒着麦子。县长是这个城市里最受人尊敬的长官，几乎所有的人都以能向他行贿靠近他为荣，小人物也以能改变生活的游戏规则感到自豪。县长常务副县长副县长、局长副局长、乡长副乡长、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第三副股长，等级划分伸向所有的人所有的生活并传染到农村。心灵生活属于神经科需要治疗的病症，自由职业者这个名词在县城根本就不存在，自由职业就等于没有职业。人生的唯一选择是热爱领导亲近领导和领导打成一片，人生的唯一目标是向着县长的那个方向不断奋斗奋斗再奋斗。文学是世界上最虚妄最不着边际最需要唾弃最不该存在的职业，值得整个社会警惕。没有对象没有朋友没有任何温暖，我的爱好文学的同学二十八岁结婚，三十一岁离婚，三十三岁秃顶的他在大街上卖豆芽。我父亲常常为自己的文人脾气懊悔，他充满遗十艮地看着我走进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老师是无用的象征，和没有任何权力打交道的孩子在一起是最没有出息的事业。没有比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想法更让人厌恶的了。波德莱尔说。没有用的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拼命地有用吧，做一个有用的人吧，做一个让人看得起和上层有神秘关系的人吧!所有的
        来自中国最庞大的底层的欲望、不平、追求都在一个县城聚集起来，似乎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怎么样，生活才是可爱的?谁能告诉我?
        7就这样，我把自己搬到了西安。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从我父亲开始，我们这个家庭开始摆脱农村，我父亲非常艰难地把我们从乡村搬到县城，我又开始把我的家庭从县城搬到省城。开始我在西安一无所有，然后慢慢有了房子。我的儿子现在以西安人自居。，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度里，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沉默着从乡村出发，进入城市，顽强地生活，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几乎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我住在郊区，我需要随时准备接待那些从县城来的朋友和同事。我的朋友们总是问我：到钟楼要多长时间?我在西安的位置是由钟楼和城墙决定的。在我的朋友心目中，郊区即是边缘；钟楼，围绕钟楼的四条大街，这才是西安，西安的中心。偏离这个中心就是不如意的。我理解他们，我们都为中心活着，我们希望自己居住的周围有本城最高的楼，有本城最著名的景点，有本城最大的商场。我去看一个朋友，下楼时他很神秘地向我指六楼：x X X在六楼住。六楼灯是黑的，我什么也没看见。x x x是本城一个著名人物，他住在我朋友的六楼，给我的朋友带来骄傲，照亮了我朋友的生活，使他觉得自己不再偏僻。
        但是，我很惭愧地、不能让我的朋友们骄傲地住在郊区，我是坐着中巴进城的。我现在很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实际上这个词早已经“城乡一体化”了。当我说车这个词的时候，我内心中的羞涩早已经烟消云散。
        郊区正在被别墅群、开发区、高档写字楼这些概念美化，郊区被房地产开发商和广告商描绘成一个比城市中心更现代、更时尚、更文明的地方。但对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住在郊区只是因为这里房子更便宜，这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住在郊区我就必须忍受中巴，接受中巴司机的脏话，接受人和人最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互相挤压，彼此厌烦，但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挤在中巴上。从郊区通往市中心的中巴。距离嘲笑一切文明和教养，我的最高目标是一个座位。车上是大家从各自口腔中喷射出来的早餐气息，无法回避。一个女孩子嫌恶地躲避我，似乎我可以隔山打牛穿透她的外衣内衣攫取她的贞操。她逃也似的下车，接着上来的又是一个女的，她拼命地靠向我，覆盖我的身体。我立即变成一个没有性别的人。中巴在司机的揉搓下忽快忽慢，他的嘴中不断喷射脏话，大骂在车下拉客的售票员没有眼色。眼色就是你能迅速判断一个站在路边的人是不是你的乘客，而且你能从跟在你屁股后边的中巴或者跑在你前边的中巴中把他拉上自己的车。几乎所有的司机都在骂售票员，售票员再骂不愿上车的乘客。我总是在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幸免于难的人?如果我不坐他的车，是否也要遭他唾骂?回答是必然的，而我在遭到唾骂之后依然毫不知情。
       
        8非典以后我知道自己经过的路上有两处传染病院，一个是结核病防治医院第七医院，一个是结核病防治医院第八医院。在售票员所报的站牌中，它们一直被称为七院、八院，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普通的研究院，研究军事什么的。现在我知道，我距传染源如此之近。
        非典成了儿子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最佳理由：因为父亲是一个经常和传染源打交道的人。父亲必须被隔离，独自上床。我说：你不爱我。儿子说：万一你传染给我们怎么办?我说：
        那我现在就走，你和你妈生活在一起。儿子说：那不行，你必须每天回来。我说：要是你们传染了，我就还和你们睡在一起，不嫌弃你们。儿子说：那也不行。这些游戏性的对话每天都在进行，它似乎在无意中透露了亲情之间的心理底线，我们所说的“痛不欲生”，实际上是以“生”为基础的。我每天回家必须看到三个人，必须看到妻子在做饭，儿子在做作业，我必须听到他们的欢呼吵闹，听到他们入睡，听到他们在哨声中起床穿衣。丧失这一切对我是不可想像的，但并不意味着我愿意替代他们。初恋的人可以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你活不了我也不活了”，但是这些誓言伴着初恋的结束而结束，大家很快就看到了生命中不“真诚”的品质。我们都可以离开对方，只是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以代金券的形式把生命中的感情支付了，把自己作为货币保留了下来，或者相反。
        中巴车上人明显少了，只要上来就有座。上来的人都戴着口罩，没有人咳嗽。如果有人咳嗽，会很小心地避开其他人，把嘴对到车窗外。但是依然会招来其他人的目光。我坚持上班，并且不戴口罩，似乎显得很有勇气，不怕死。中巴车司机再不侮辱售票员的任何亲人，车慢慢悠悠地开着。几乎所有的饭店门上都写着“本店坚持每天消毒，请放心进餐”。所有的单位、家属区都设了岗，严格盘查所有要进门的人。最多的时候，我身上装了三个进门证。有些人似乎非常热心这样的活动，他们能从封锁和管制中获得快感。甚至，有些人能从这种戒备中回忆自己过去的幸福生活。他们戴上袖章，执行自己的使命。因为忘记带出门证，我被自己熟悉的门卫挡在门外。
        有一种倒下叫站起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车上的广播里说。一个女声紧接着说：让我们携起手来，打一场面对非典的歼灭战。激昂的音乐衬托他们的声音。那种音乐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音乐非常相似，播音的也许就是同一个人。甚至，和某个卖轮胎的广告音乐非常相似。一个护士投入到非典第一线去了，在一种非正常的生活中，她寻找到了一种激情，甚至刺激。当正常的、没有意义的、僵化的生活被突然终止后，一种类似战争的行动突然使生活带上了冒险色彩，这个活动使她立即意识到自己已经参加到了一种面临死亡威胁的活动中来。生活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她内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无聊的生活结束了。人渴望把自己投入到某种重大的活动中去，人的内心中本身就有一种做祭品的激情，不是献给爱情，就是献给战争。非典让她觉得自己非同寻常。她的事迹不断在传播。音乐、电视慢镜头、护士日记、抒情诗人、晚会上孩子叫妈妈的泪脸、关于瘟疫的所有资料、加缪的小说、播音员的声音、社会学家的访谈，一个事件提供了无数个真理。抒情的企图。米兰·昆德拉说。没有逗号没有句号，生活突然变成了一篇只有一连串惊叹号的文章。人们寻找到了感动。人们本来就有寻找感动的冲动。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们应该谴责的是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生活。有人，广播电视或者抒情诗人，他们怕我们，所有的倾听者，堕落下去。他们怕我们有所畏惧。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携起手来，接触便是伤害。每个人对他人都是威胁，我们不能不保持距离。我们不知道对方是谁，我们不知道谁是病毒携带者。死亡成了生命中的事件，我们随时都面临被淹没的可能。生活不仅由挤压、呵斥、繁乱组成，而且由病毒、病毒携带者，由病毒产生的疏离组成。如果有一种倒下叫站起来，就一定有一种站起来叫倒下。没有永远的站立，也不会有永远的倒下。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我寻找自己的位置。生命无依无靠，我抓紧的常常不是我极力追寻的。我唯一能做的是，相信自己，相信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 [责任编辑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