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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今天重新审视第二国际的历史演化和思想遗产，不仅对于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而且对于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刊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姚顺良教授，请他就第二国际的历史地位、理论和实践贡献、内部分化和演变过程、当前研究第二国际的意义和路径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他与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姚教授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关于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的研究论文，并在“长江三角洲马克思哲学论坛”上提出要加强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今天想请您就这个问题更深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姚顺良：要说明这一研究的意义，首先要从第二国际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来看。我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比作一个链条，第二国际就是这一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这是由第二国际所处的时空特点决定的，第二国际处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恰好是两个时代（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两个世界（西方和东方）的交叉点。它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全盛时代，也构成了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既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欧洲走向世界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分化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的时期。简言之，第二国际的地位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胜利（古典资本主义、西方）”和“过渡（从古典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从西方向东方）”。所以，如果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不关注第二国际的问题，那么将必然形成一个断裂的链条，也就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这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史。
       记者：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中曾经称第二国际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您说“第二国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全盛时代”，这是否表明您赞成他的看法？
       姚顺良：我并不完全赞同科拉科夫斯基全书的观点，但他的这一说法并不为过。第二国际时期确实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黄金时代”。这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就理论方面来说，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已经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为刚刚兴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既不同于实证主义、又不同于人本主义的崭新范式，并在19世纪50—70年代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其经济学研究成果如《资本论》、政治学研究成果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在西方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范式真正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80—90年代，即第二国际时期。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一是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有两次高潮：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大批知识青年（如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和工人运动领袖（如普列汉诺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知识精英和主流学界（弗兰茨·梅林、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二是恩格斯的号召、指导和示范。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①。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历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史以至于人类学、生态学的著作，在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考茨基语），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记者：如果说在理论方面是指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影响，那么在实践方面就应该是指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了？
       姚顺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本身就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就是作为第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问世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即使当1848年革命淘汰了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后，在1864—1876年的第一国际时期，仍然有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马志尼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等“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流派”同科学社会主义并存。只是从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起，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群众性工人政党逐步建立，特别是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成为欧洲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一方面的标志就是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制定，该《纲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最终肃清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而且后来成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包括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党纲的范例。
       记者：从您刚才的谈话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第二国际促成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19世纪的欧洲范围内？
       姚顺良：不仅如此，第二国际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9世纪和欧洲范围。列宁曾经说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②实际上，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著作培养了许多国家的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就从我们中国来说，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达尔文相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来自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不过是经由日本学者转口的。而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也回忆说，促成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三本书。而《阶级斗争》正是考茨基所写的《“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解说》一书当时的中译名。
       专家访谈记者：您这里谈的主要是第二国际前期，后来第二国际不是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并蜕变为机会主义了吗？
       姚顺良：这正是我要谈到的第二方面，即第二国际的过渡性质。第二国际的过渡性质是同它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化不可分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社会主义运动由欧洲向世界范围扩展，第二国际先是在思想理论方面分化为“修正派”和“正统派”（以1899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考茨基的《反伯恩施坦论》为标志），后来又在实践策略方面分化为左、中、右三派（以1910年考茨基的《在巴登和卢森堡之间》为标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彻底决裂。在1919—1921年间一度出现三个“国际”并立之后，最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右派与中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革命共产主义”（左派的“共产国际”）的对立。这种分化，过去我们一般认为是由于“第二国际的背叛和最终破产”。第二国际固然由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大战爆发后站到各自政府一边而瓦解，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与“革命共产主义”的分化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社会主义运动在由欧洲向世界范围扩展过程中必然带来的分化，是第二国际“过渡性”历史使命的完成。这种“过渡”和“分化”，包括哲学或马克思主义范式、政治经济学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策略三个方面。
       
       记者：请您分别就这三个方面具体谈谈。比如在哲学方面，西方学界一般认为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并且将其归因于恩格斯。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姚顺良：我不赞成把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实证化完全归因于恩格斯。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分化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诚然，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世界观确实带有实证主义倾向。早在19世纪70年代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认为，哲学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而趋向消亡。他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③他把唯物史观同达尔文学说等量齐观的说法和晚年通信中正确强调上层建筑反作用时的某些提法也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进化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倾向。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主流派理论家发展了这一倾向。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同样性质的“经验科学”；所谓“辩证的唯物主义”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或历史）方法“这两种考察方式”的统一：前者即经验归纳的方法，后者即“发生学方法”。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范式完全实证主义化了，伯恩施坦和沃尔特曼、沃伦德尔等人试图引进“新康德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以补充马克思主义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把恩格斯仅仅看作“实证科学模式”的源头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后来分化出来的三种模式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恩格斯在同普列汉诺夫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通信中对二人的肯定，表明他同样是另外两种模式的源头。普列汉诺夫正是通过与恩格斯的通信，确立了“斯宾诺莎和18世纪唯物主义——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解释路径，经过列宁进一步向黑格尔辩证法的返回，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模式。而拉布里奥拉则认为，“实践哲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其最后一批哲学著作中，拉布里奥拉更是明确指出，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回到康德，同某些“正统派”鼓吹回到斯宾诺莎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其含义在于：不是摒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毫无益处地重复陈旧的东西，或者纯属折衷主义的混乱。拉布里奥拉开启的“实践哲学”的解释路径，不仅在意大利经过克罗齐的中介，直接导致了后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而且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年代的卢卡奇和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黑格尔式解读方向一致。实际上预示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
       记者：那么，在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方面呢？
       姚顺良：第二国际实际上构成了从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到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过渡。从19世纪末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理论界异常活跃、创见迭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形态最初分析的基础上，先是普列汉诺夫，接着是拉法格对垄断、托拉斯和金融资本进行了研究，最后形成了分别以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三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希法亭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从资本支配形态的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他提出了“金融资本”论；卢森堡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部，从资本与前资本的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她提出了“资本积累”论；而考茨基则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形态仍然是“工业资本”的统治，是“工业国-农业国”分工的产物，提出“工业资本”论和“国际分工”论。他们三人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构成了后来列宁《帝国主义论》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和理论背景。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正是以布哈林为中介，在基本继承希法亭、部分借鉴卢森堡、全盘否定考茨基的基础上完成的。记者：第三个方面，应该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分化了。这大概是第二国际后来破产和分化的主要原因吧？
       姚顺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第二国际的分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理论上分化为“修正派”和“正统派”，这种理论上的分化是同实践策略上的“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对立相联系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特别是1910年到1914年间，分岐的焦点是对待“群众性政治罢工”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态度问题。对此左派持肯定态度，右派持否定态度，中派则动摇于两者之间。第三阶段则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分化进一步集中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三派分别采取“社会革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并由此彻底决裂。战后右派企图恢复“第二国际”，左派另立“第三国际”，中派一度成立“第二半国际”，不久又与右派合并。由此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两大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演化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对立。
       现在看来，与其说“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分子和“工人贵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不如说其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分裂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歧路。“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要求。
       记者：您前面谈的是研究第二国际的历史意义，但是您为什么提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界都要重视和加强对第二国际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何在？
       姚顺良：实际上，上述三个方面同样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讨论，经常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和“西方马克思学解释范式”，惟独忘记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些范式的胚芽都孕育于第二国际，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还是在直接批判第二国际主流派的实证主义解释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深入研究第二国际，不仅不能准确地把握各种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的渊源，也不能准确地界定其实质，更不能从对这些范式的批判性反思中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原生态的范式的精神实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面，战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主义”理论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局限，比如资本的现代形态能否概括为“金融资本”、垄断是否会导致“自由竞争的消除”等等。与希法亭的情况正好相反，在20世纪头十年间在理论上遭到普遍批评的卢森堡和被左派猛烈抨击的考茨基，其理论上的合理之处却日益显露出来。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经济实质，坚持从再生产过程出发把握资本主义新形态，战后许多学者指出，那一时代的资本输出实际上正是卢森堡和考茨基所指出的，是为了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是宗主国为了争夺和垄断市场。而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恰恰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升级、资本再生产过程全球化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如果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最初分析，不认真研究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提出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以布哈林和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来源和思想背景，也就不可能充分认识这一理论的贡献和局限，不可能找到理解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研究的正确路径。
       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同样如此。不久前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一度成为热点。由于在发达国家与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所以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对我国经济学领域中“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一种反抗。但是，要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搞清“民主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源流，这也需要研究第二国际。通过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尽管它战后在理论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实践中主要是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改良，实际上已经由资本主义的反体制力量变成了体制内的整合力量，但是，它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克服资本主义某些弊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肯定它在发达国家的进步作用。然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是否能简单地照搬到中国，这是又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现在中国更接近“东亚现代化模式”也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东亚模式”有相近之处，即实质上都是在“现代性批判”的形式下去实现“现代化”，寻求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
       
       记者：通过您的谈话，研究第二国际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已经十分明确了。您是否可以谈谈目前研究的现状和进一步深化的路径？
       姚顺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十分薄弱，甚至许多方面是空白。这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从教条主义出发，从1918年列宁与考茨基决裂以后，特别是在斯大林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④这样一个论断之后，也就是把第二国际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种断裂以后，我们对第二国际的理解和研究就已经打上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对第二国际，只能否定和批判，只能作为反面教材来为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作论证。特别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我国在毛泽东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对第二国际的否定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列宁承认的第二国际前期的功绩，比如对考茨基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也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研究主要局限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史领域。
       记者：那么，您认为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应当从那些方面加强？
       姚顺良：我认为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一是在文献学方面，需要加强对第二国际相关史料和文本的搜集、编译、出版和整理。应该说，中央编译局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这里具有戏剧性的是我国现有的关于第二国际的大部分文献恰恰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时，作为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而内部发行的“灰皮书”，近年来变为公开出版物。现在缺少的主要是考茨基等人1914年以前的、在前苏联尚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意义》、《斯拉夫人和革命》、《“旧式的”和“新式的”革命》，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主编的《社会主义史》丛书等，在报刊方面则像《新时代》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甚至连一直被基本肯定的拉法格、卢森堡和拉布里奥拉等人的论著也译介得很不全。比如拉布里奥拉的名著《历史唯物主义概论》也只有第一、二部分被翻译过来，而最为关键的第四部分（提出“实践哲学”）和晚年的一些论文（批评“向斯宾诺莎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回归”）却没有被翻译过来。
       记者：除了在文献学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上您还有什么建议？姚顺良：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一是实事求是。最根本的是不能沿袭成说。一定要重新原原本本地用第一手文本说话，重新考证，重新解读，重新诠释。当然，这并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轰动效应，而大作翻案文章。那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二是比较分析。将第二国际内部不同倾向的文本观点，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第二国际与西方主流思想文化界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三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史论结合。特别是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
       在研究路径上，我认为，应多方位展开。一是应多方面、多视角开展研究，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各个学科，包括发达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等各个领域。二是应注重研究的综合性，多学科的整合。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牢笼，划地为牢。三是应有所侧重。当前的重点我认为可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第二国际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理论探讨，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责任编辑 辛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