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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关联理论与口译策略研究
作者:马 霞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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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帕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 )根据格赖斯(HPGrice)的合作原则提出了关联理论。近年来,中外一些学者开始对关联—口译策略、关联—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其中有斯帕伯、威尔逊、格特(Gutt)、谢天振、何自然等著名学者。
       斯帕伯和威尔逊认为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也不以准则为标准,而是基于下面的观点: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惟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①如果说话人生成话语的目的是为了传递某种交际意图的话,那么他就有必要首先使双方相互明白话语的信息意图,以期待听话人对该话语加以注意,这往往与话语的“明说”有关,而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提供的明示信息去推理说话人隐含的意图,语境是推理的前提。明示推理交际涉及说话人的示意与听话人的推理两个方面,“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②
       因此,交际就是说话人的示意过程与听话人的推理过程。交际者以最佳关联为目的,即他们的目的是让接受者在信息处理时付出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交际者会尽量让自己的语言输出(如话语)去顺应听话人处理信息的需求,以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代价。对听话人来说,交际就是一个识别说话人意图的推理过程,以扩大双方的相互认知环境的一种认知活动,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双方对认知环境的相互明白。斯帕伯和威尔逊认为,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必须生成一定的话语,并通过该话语向听话人展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并让对方获取该意图,这就是一个明示过程。这也说明人类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一个明示与推理相结合的过程。
       根据斯帕伯和威尔逊的观点,交际双方能相互识破对方的意图是因为:第一,交际双方说话就是为了让对方明白,所以要求“互明”;第二,交际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隐含内容,主要因为存在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通过说话人的示意,听话人就会从中获取一定的新信息,从而改变自己的认知语境,也就产生了语境的效果。交际的成功必须依靠关联性,依靠说话人的明示与听话人的推理。前者通过在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信息是动态的,是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是听话人的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而不是在理解之前就事先确定。在语境假设的重新构建中,听话人会利用百科知识、逻辑知识以及语言知识等去帮助生成与当前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信息或假设。语境是一个变量,是一个心理结构体。何自然和冉永平认为语言的交际过程就是一种认知语境假设的参与过程,其中涉及语境假设的选择、延伸、调整与顺应等,它可以揭示交际的认知状态,说话人与听话人在认知上越是趋同,交际就越容易成功。在信息处理时,人们会尽量以最少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即人类认知以关联(尤以最大程度的关联)为取向。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越少,语境效果越好,关联性就越强;反之推理所付出的努力越多,语境效果就越差,关联性就越弱。
       因此,“关联性”和“语境效果”二者之间形成一种重要关系:“关联性是制约演绎推理的原则,语境效果是衡量关联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二者之间成正比关系,即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③
       然而,语境效果不是衡量关联性的惟一标准因素,人们还需要在处理信息时从心理上付出一定努力。这样一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努力和关联性之间成反比,即付出的努力越多,话语的关联性就越弱;如果理解话语时心理上无须付出太多的努力,那就说明话语具有最大的关联性,就会因而取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二、关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
       根据关联理论,口译的过程被视为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口译研究的对象是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在源语语境和目的语语境这两个不同的语境中,译者分别充当着信息的接受者和传达者这两个角色。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充分利用自己认知语境中的各种信息知识,从源语的语言形式(包括语音、句法层次)和内容(语义、语用层次)等各个层面推导出隐于源语明示信息后的暗含意义(或交际意图),找到源语信息与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获取相应的语境效果,以目的语听众的认知能力和期待为准则对目的语进行最佳关联性的取舍,在目的语中为听众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将源语的意图和相关信息传递给目的语听众。
       而语言是文化的镜象折射,我们应该留心在口译活动中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象内涵。北欧有“猫降雨、狗祈风”的说法,17、18世纪的英国传说每逢豪雨(cloudburst)过境,水沟中都散布着猫和狗的尸骸,因此英语用“rain cats and dogs”表示下倾盆大雨。文化意象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认知环境和认知方式,因此在口译活动中要准确地译好文化意象、获取目的语的最佳关联性绝非易事。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口译活动中的跨文化意象现象,结合口译活动的特点,运用关联理论和当今翻译研究的两种趋向—归化和异化,来解决口译中因文化意象的差异而造成的翻译上的困难。
       然而,文化意象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口译时较难把握。倡导异化的译者把口译当作是向目的语文化的听众介绍外国文化的绝佳途径,而主张归化口译的译者则认为应该尽量用目的语听众能够理解的词语进行口译,以避免文化冲突。异化和归化哪种方法更好?在翻译某个具体的意象时究竟应该选择异化还是归化?很多问题困扰着译者。主要的难题之一就是在口译中,文化意象的内涵意义难以保留,有时连文化意象本身因翻译困难而被译者故意忽略,从而使目的语的翻译出现文化意象缺失或歪曲现象。
       1“间接口译”—“归化”性明示
       这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处理手法。在这一过程中,源语的异域色彩大多尽数丧失,而着重保留源语的实质性信息(即保留与交际意图有关的信息),以消除理解障碍,为目的语听众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按照格特的“间接翻译”④的说法,我们可把它称为间接口译(作用相当于间接引语),注重保持“认知效果的相似性”,意在“表明源文的意义”。请看下列例子。
       例1
       源语:他这一阵心头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老是宁静不下来。⑤
       目的语:His mind was in turmoil these days and he was quite unable to think straight
       在这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译为His mind was in turmoil。
       例2
       源语:各级预算都要量入为出,一是吃饭,二是建设。⑥
       目的语:In preparing their budgets,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make both ends meet and that budgeted expenditures cover both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costs
       在英文中“吃饭”包含有许多意思,如:进餐(having meals),准备食物(catering),生活(make a living)。在“预算”中提到“吃饭”,英文可用subsistence来表示。
       
       在例1和例2中,源语中的中国文化的含蓄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吃饭”的中文含义在目的语中已经被遗失掉,为了寻求相互的最佳关联,在目的语中依照上下文(即实际意义)分别以“His mind was in turmoil”和“subsistence”传递给了听众。因此,最佳关联的实现要求我们在口译过程中使用归化的方法,而归化同时又有助于最佳关联的实现,这就是最佳关联和归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口译时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的因素,不断探索,用归化的方法丰富翻译的手段和语言,争取译语的不断完善。
       2“直接口译”—“异化”性明示
       除“归化”明示之外,还有一种常用的明示手法就是注释性增译,格特把它称为“直接翻译的阐释法”。⑦这个源于笔译的翻译方法同样可以用在口译中,简称“直接口译”。它相当于直接引语,注重保持源语的语言特征,意在保留确切的源文。这样,译者可在直接口译活动中通过使用加、减词的方法为目的语语境提供部分所需信息,以保留源语所有的交际线索,这样即可保留源语的特色和个性,做到紧贴源语,又能消除目的语听众认知语境中的障碍,为听众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
       在口译中如果每个译者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选择词汇,源语的意义难免被曲解。口译,特别是文学口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口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会造成一种目的语对源语的客观背离。在口译实践中,这种叛逆性和译者的创造性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法国文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⑧听众在接受目的语的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叛逆,因为听众的理解很难与译者所期待的完全一致。例如:
       例3
       源语:茶馆厅内陈设古朴典雅。八仙桌、靠背椅以及屋顶悬挂的一盏盏宫灯,无不渗透出特有的京味气息。⑨
       目的语:The elegantly furnished teahouse features furniture of strong Beijing furniture flavor,such as the“English Immortals”table,a square table large enough to seat eight people with 8 wooden highback chairs,and palace lanterns hanging from the roof
       例4
       源语:The whole sky spangled gay twinkling stars,and the Milky Way is as distinct as though it had been washed and rubbed with snow for holiday。
       目的语:“天上闪耀着光明的亮星,牛奶路(天河)很白,好像是礼拜日用雪擦洗过的一样”。⑩
       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很难想象例3中的“八仙桌”、“靠背椅”和“宫灯”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完全用归化的方法翻译其文化意象,听众可以很快的理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听众是把目的语当作是自己文化内的东西来理解的,很难意识到外国的文化因素。因此典型文化意象的异化口译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完全用异化的方法来翻译文化意象,那么大规模的外国货可能会让目的语听众晕头转向。在例4中,如果把the Milky Way译成“银河”,那么就会出现“洗河”这样不合逻辑的译文。事实上,在古希腊的神话里,天上那条银白色的星群就是指一条众仙们从奥林匹亚山通往大地的路,这条路的璀璨的光芒则是与仙后赫拉(Hera)的乳汁有关。那么何不让听众知道这一著名的希腊神话,把the Milky Way译成“XX路”呢?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关联理论对口译这一复杂的现象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译者是沟通发言人与受众之间的桥梁,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口译活动成功与否,译者是关键,即:口译的优劣取决于译者的综合素质和所采取的策略。但每个译者都有自己遵循的规范,这就导致了文化意象翻译的困难。
       从口译过程的三角关系来看,很多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译者身上,忽视了听众在这个三角中的力量:听众的理解与否,接受与否,特别是听众能否正确理解源语所包含的交际意图,是口译成功与否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最佳关联性理论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的选择就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最佳关联性理论本身着重对受众理解过程的分析和解释。
       口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甚至是跨时空的交际活动,口译活动中的语境也是动态发展的,即使是对同一句话来说如采用不同的策略也会得出不同的目的语,当然,目的语的功能和目的会截然不同。根据最佳关联性理论,只有寻找到目的语与源语之间、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之间的关联性,才能实现最佳关联。同时我们也要建立一个双向的视角,让听众学会用正确的思路,带着充分的文化积淀去理解目的语。因此,我们认为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口译策略与其他翻译策略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注释
       ① Sperber,DAnd DWilson,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86/1995
       ② 何自然、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现代外语》1998年第3期。
       ③ 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④ Gutt,Ern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⑤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71页。
       ⑦ Gutt,Ern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⑧ Escarpit,R,“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Literature in Elizabeth and Tom Burns(eds),”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nd Drama,London: Penguin Books,1973
       ⑨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94页。
       ⑩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马霞: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