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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前线》杂志2007年6月2日号刊登了菲律宾学者瓦尔登·贝罗题为《亚洲创伤》的文章，分析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亚洲农民日益艰难的处境，并分析了在挑战面前，亚洲农民已经和可能采取的应对战略，这些战略包括农民可能继工人之后成为自为的阶级并建立共产国际那样的农民国际组织。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是由于小农场主的抵制，当然也包括亚洲小农场主。20世纪发生了多起悲惨事件，其中之一是到处存在的对小农场主或者农民的伤害。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规模经济、资本密集型技术与市场的高度结合导致大公司控制农业生产和农业加工，从而降低了中小型农场的地位，使之边缘化，而且使农业劳动力只占总劳动人口很小的比重。
       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大农业的变化中，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已经消失了。在前苏联，农民被转化成集体农庄里的工人。对农民剩余产品的无偿剥夺，不仅养活了城市人口，而且成为实现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
       在所谓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亚洲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政府将所有负担强加在农民身上。在台湾地区和韩国，农村土地改革首先激发了20世纪50年代农村的繁荣并且促进了工业化。但是在1965年随着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转变和对低工资产业劳动力的需求，政府故意采取了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通过这种农业贴补工业的办法，各国实现了新型工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收入相对于城市人口收入大大减少了，而且导致了曾经充满活力的农村经济出现了停滞，引起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向各个工厂供应着廉价劳动力。其结果是农民更加贫困，老化，以及在国家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日益减少。
       在菲律宾和泰国，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政府采取了类似政策。在泰国，水稻出口税隔离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使水稻的价格并不随着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而波动，压低了水稻价格从而减少了非农业雇主的工资成本。除了1970年，从1962年到1981年，真正财富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转移每年都在发生。毫不奇怪，尽管泰国以农业大国屹立于世，但大量的农村人口依然很贫困。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开始在中国农村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的繁荣，这和台湾当局的做法类似，不仅满足了农村需求，而且刺激了工业生产。
       但是，这种农业的黄金时期很快走到了尽头，其原因是相同的：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向农民征收重税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来完成的。以前各级中国政府强加在农民身上的税收总共达到269种之多，除此之外，还有经常随意增加的行政性收费。毫不奇怪，在许多地方，税收占农民收入的15%，三倍于政府规定的上限5%。毫不奇怪的还有，当经济增长保持在每年8%—10%的时候，农民收入却是停滞的，结果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是农民收入的6倍。
       所有亚洲农业国家本来都采取了利用配额和高关税的措施来严格限制进口，然而这些国家在1995年加入WTO签订农业协议后，这种贸易保护措施就不起作用了。
       农业协议通过禁止制定配额和关税迫使各国打开农业市场，并且要求各国必须以低关税进口一定数量的各类农产品。与此同时，北半球的发达国家继续以各种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比如出口补贴，直接的现金返还等。
       其结果是，在WTO成立后的前10年，发达国家实际上都提高了对农业的补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给农业提供的补贴总额从1995年的1820亿美元提高到1997年的2800亿美元，2001年的3150亿美元，2002年的3180亿美元，2005年几乎达到3000亿美元。美国对农产品每出口100美元就补贴20—30美元，欧盟则高达40—50美元。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中没有得到政府补贴的小农每年的生活费还不到400美元。
       美国和欧洲的大量补贴扭转了全球农产品价格下跌的趋势，在WTO贸易自由化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毫无竞争力。食品和农业组织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签定农业协议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进口量的猛增，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被发达国家占领，从而导致对进口食品的依赖。
       对进口食品依赖的历史性转变意味着数百万农民的破产。甚至在农业协议生效之前，世界银行预测到，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在农业协议下将成为最大的输家。的确，自1995年以来，由于贸易自由化产生的竞争压力，以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为生的小农被边缘化，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是商业化的大种植场的迅猛发展。
       在菲律宾，种玉米的农民，喂鸡的农民，养牛的农民，种菜的农民都被迫大批破产。在以玉米为主要农作物的菲律宾第二大岛——棉兰老岛，许多农民彻底破产了。经常可以看到农民让自己的玉米烂在地里，因为国内市场的玉米价格已经下跌到他们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地步，随着农业生产的停滞，全国种植玉米的土地面积从1995年的3149300公顷下降到2000年的2150300公顷。
       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包括种植大豆和棉花的农民，随着中国加入WTO而被边缘化。的确，为了保持和提高进入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数量，政府选择了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根据世界经济研究院的报告，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农业方面的承诺，其管理农业的挑战已经显现，这种承诺的深度比别的发展中国家要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的承诺。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削减关税和制定其他政策以促进市场准入，接受严格限制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条款。
       在斯里兰卡，成千上万声称已经破产的农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反对鸡肉和鸡蛋的进口。食品和农业组织同时指出，像洋葱、土豆等主要食品进口量的猛增，使得当地生产极不稳定，主要表现为播种面积的大量下降。
       在印度，在履行WTO承诺之前，贸易自由化在农村已经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危机。经济学家乌德萨·帕特里克描述了这场灾难：农民生活和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暴跌而陷入困境，粮食消费量骤降，2003年以4口之家为例，每一户家庭平均消费粮食比1998年少76公斤，比10年前少88公斤。由于贸易自由化，人们发现因灾难而自杀的农民人数从1998年的233人增加到2002年的2600多人。有人估计，在印度由于农产品进口量上升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暴跌而死亡的农民高达10万人。
       在2004年，反对农民灾难的乡村抗议性运动导致右派联盟在竞选中最终意想不到地失败了，这个联盟在竞选活动中鼓吹“印度闪亮”，无比繁荣。印度乡村的选举抗议性活动是全球性的现象，它表明农民再也不能接受牺牲自身利益的政策。在亚洲，农民占领土地，绝食罢工，暴力性的游行示威，象征性自杀使农村的苦难成为影响极大的话题。
       在中国，被公安部称作“群体性事件”的示威游行，从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2005年的87000起，其中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农民。而且每次事件的规模在逐年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次参与人数10人左右上升到2004年的52人。毫不奇怪，在现任领导人的眼中，农村被看作一个需要被拆除引信的“火药桶”。
       贸易自由化的政治后果和其他针对农民的反农业政策导致了20国集团和33国集团的成立。20国集团使发达国家认识到，如果不对发达国家国内不公平的农业补贴进行重大修改的话，在市场准入方面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作出更多让步。33国集团则要求，对农业生产和就业非常重要的某些农产品应排除在关税自由化之外。成员国还想要求取得提高关税和采取其他措施的权利，像特殊安全机制（SSM）就是用来保护成员国自己的产品免受进口农产品猛增带来的影响。当欧盟和美国拒绝对这些要求作出让步时，就导致了2003年在坎昆召开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的失败。
       
       2005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就宣布，承认发展中国家拥有选定特殊产品采取特殊安全保护机制的权利。然而由于美国不遵守承诺和拒绝大幅削减国内农产品补贴而导致2006年6月多哈回合谈判的再次失败。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通过更大地开放市场而引起农民更多的不满，由此来换取欧盟和美国象征性地削减其对农产品的大量补贴。
       韩国农民——李昆海2003年9月在坎昆街头的自杀，就是农民抵制全球化的一个典型事件。在“WTO杀死农民”的旗帜下自杀的李昆海的目的是想引起国际社会对农民自杀事件的关注，因为这些国家易受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影响。李昆海的目的达到了，这件事震惊了WTO成员国的代表们，他们为纪念李昆海而默哀1分钟。在这样的气氛中，李昆海的自杀事件无疑成为重新开始对话的关键因素。
       农民国际
       2005年12月以李昆海为榜样，数百名韩国农民试图冲破警察封锁线冲击香港会议中心，结果有900多名抗议者被逮捕。
       李昆海和在香港抗议的韩国农民都是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的成员，农民之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农民国际联合会。农民之路自它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以反对WTO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最富有战斗性而著名。
       虽然还有其他农民国际网络组织，“农民之路”却以独特的定位而著称，它不仅为农民在公司主导的产业化农业下的生存而战斗，而且要改变或替代现存的体制。现在来评论一下“农民之路”领袖何塞·博韦（Jose Bove）和其他领导人的蓝图。博韦是著名的法国活动家，他曾拆毁设在法国他的家乡的麦当劳餐馆。有一本激进的杂志曾经描述“农民之路”的组织目标就是创建农民国际，就像20世纪把工人团结起来的共产国际和社会党国际这样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一样。
       “农民之路”的协调中心设在印度尼西亚，其主要战斗目标是“WTO远离农业”，它的替代目标是“食物主权”。“食物主权”中最重要的、最急切要采取的政策就是保护农业小生产者。印度尼西亚“农民之路”协调者——亨利·萨拉吉（Henry Saragil）和印度尼西亚农民联合会政策研究代表艾哈迈德·雅巴布（Ahmad Yabub）把这种政策解释为：保护国内市场免受低价进口商品的冲击，制定有利于所有农民和渔民的价格政策，废除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出口补贴。
       然而，“农民之路”的纲领已经超出保护农业小生产者的贸易政策。它还呼吁结束允许公司取得粮食种子专利。该团体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优化的种子是通过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逐渐进化而成的，种子和所有的其他植物遗传资源都应当被看作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而不应该属于某一私营经济集团。
       像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农业改革属于大地主所长期回避的话题，它是“农民之路”政纲的基本内容，就是支持小农所从事的可持续发展的，具有生态意识的有机农业。该组织既远离“第一次绿色革命”，也远离“第二绿色革命”，前者是化学密集型农业，对环境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后者由基因工程推动。“农民之路”认为，第一次绿色革命已造成巨大危害，因此对第二次绿色革命应采取审慎原则，以此来避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与基因工程型农业相对的做法是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因为消费者对为了抢占市场，销售转基因商品而不在标签中注明的公司非常恼怒，因为这种作法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几年来欧盟的农民、消费者和环保主义者为了防止从美国进口转基因产品而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尽管欧盟从2004年起谨慎地允许进口少量转基因产品，但是54%的欧盟消费者仍然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危险的。反对其他有害过程比如食品辐照保鲜将农民与消费者更加密切地联合了起来。大多数农民认识到公众健康和环境保护比食品价格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地生产和烹调传统之间的联系应更加密切，而这种关系正在遭受着来自公司控制的食品生产、加工、营销和销售的威胁。这就是博韦为他拆除麦当劳辩护在亚洲产生了广泛共鸣的原因：当我们说我们要通过拆除在我们城市建好了一半的麦当劳餐厅抗议时，每个人都明白，其象征意义为什么会如此强，因为它象征用合适的食品反对糟糕的标准化食品，农业工人反对跨国公司。极右派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力图把它理解成反美主义，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决不是那回事。它是在抗议一种企图主宰世界的生产方式。
       一个自为的阶级
       农民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经济学家、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注定悲惨的阶级。一个在过去被认为由上层人士操纵的被动对象，现在正在抵制一个要把他们引向毁灭的发展主义范式。他们已经成为卡尔·马克思曾经描绘的一个自为的，具有政治意识的阶级，一个敢于说“不”的阶级。21世纪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传统的发展主义计划是有缺陷的。不断升级的农民抗议也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由于环境危机的增多和城市工业生活的社会性失调的积聚，我们认识到农民运动不仅关系到农民自身，也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为过时的现代主义范式在组织我们的生产、社区和生活，它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正在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
       [白少君：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丁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