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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刊《世界》2007年3月号刊登了该刊记者岗本淳对日本学者内桥克人的采访录，题为《日本撤销管制：大公司正毁掉人们的生活》。内桥认为大公司日益主导日本政治，它们所推动的在劳动关系上的撤销管制，已经导致日本劳工状况恶化，同时，也导致日本大公司的发展和国内发展的关联性越来越少。日本正走向这样一个时代：日本全球化大公司繁荣但是社会却走向贫富分化和动荡，前者正大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工作的多样性问题
       岗本：在2007年1月25日召开的国会的例行会议中，许多将弱化劳工法的撤销管制的动议被提了出来。这些建议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内桥：在很多国家，诸如社会保险这样的就业条件是被认为是正常的雇佣条件，而且也被认为是劳动者的权利。享有这些权利是工人决定其如何选择工作模式的前提。
       以日本为例，自从堺屋太一描述一个“就业选择的时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即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成员八代尚宏把商界期待的“工作模式多样化”时代到来的愿望表述出来以来，“就业选择”和“工作模式多样化”这些术语开始在学术界中使用。
       尽管只有当大公司完全履行它们的雇佣责任，为固定雇员提供某种权利和保障时，才能够实现“工作多样化”，但如果雇主强迫雇员去工作，他们却不能享有这些权利，那么“就业选择的时代”和“工作模式多样化”将会是不可原谅的骗局。更加恰当的说法是，这种体系只不过是“强迫工人工作模式的多样性”。
       我称这些主流声音——如堺屋太一和八代尚宏的观点——为权威的观点。权威的观点对社会施加控制，掩盖了与其观点相矛盾的公众的意见。通常是由权威人士来界定涉及社会和政治问题争论的术语和争论前提，其结果是一般人非常容易被劳工问题欺骗，他们经常把“就业选择的时代”误解为选择职业的自由和“选择的多样化”。主流声音决定且控制这场争论的另一个例子是“劳动力大爆炸”。就如同鼓励残疾人自强法案实际上却是毁灭他们的法案，保护合同工法案只不过是损害他们的法案，他们所用的语言是彻头彻尾的欺诈。很多日本的学者赞同那些权威的观点，并且促成了对劳工问题争论的具有强迫性的控制。
       谈及经济也是如此。一些人认为“没有改革就没有复兴”，但实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带来“比伊奘诺景气时期更高”的经济增长。伊奘诺景气时期是从1965年2月到1969年的7月，57个月的增长周期，然而最近的“经济复苏”是从2002年的2月到2006年的11月，持续了58个月。在伊奘诺景气时期，GDP以22%的速度增长，而在最近的经济复苏期间，GDP的增长速度只有104%。
       经济和财政政策部长大田弘子宣称经济正在增长，并且增长率比伊奘诺景气时期高。如果确是如此，日本银行应该提高利率，但相反却谨慎地压低利率。在2003年的第一季度末，首次测量近期“经济复苏”。一些大公司的利润是72%，而当把这些公司压缩成只剩下几个大制造业公司时，利润就增长了105%，这比2004年多增加27%。以销售增长额作比较，2003年第三季度的销售增长额只有12%，而前一年只有19%。
       如果销售额并没有提高，利润怎会暴增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一时期以某些方式“强制人们去工作的自由”在剧增。之所以如此，新自由主义评论家们指出“如果解雇职员变得更容易，那么就业机会将增多”。认为如果雇主严格控制劳工，就业机会就会增加，这是错误的逻辑。
       目前在日本出现的这些势头表明，日本大企业存在着一种通过把人力资源费用变成一个可变的成本而不是固定成本，尽可能减少劳工费用，来把劳动力商品化的企图。这一企图的实现需要法律条款的相应变化，即把对劳工的司法管辖权由劳工法转移到民法和商法。
       目前在高科技企业有四种类型的工人。第一种是固定员工。其他的都是非固定的，可以分为三类：1）兼职和临时工，2）合同工，3）签订定单合同的半独立个体经营者。大公司可以说，“如果我们明天没有工作，那我将不需要你们。有道理，对吧？毕竟你们是独立的，是个体经营者”。这种做法完全是对新西兰存在已久的劳工法的仿效。这种劳工法规迫使弱势的个人一对一地去与强势的大企业讨价还价。
       声称为大众服务的组织——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推动监管改革办公室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牢固地控制着权威观点。这些组织采用各种计谋控制着整个局势，影响着大众的观点。经团联主席御手洗（佳能董事长）的观点恰恰代表这些组织的想法。御手洗的观点正是“芝加哥小子”的日本版，他生活在美国23年，并且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致使拉丁美洲完全破产。
       二、官僚体制的改变和经团联权力的扩张
       岗本：正如御手洗的例证，政府同像经团联这样代表主要大公司利益的组织紧密捆绑在一起。这是否代表了过去50年来政府和企业间的紧密关系？
       内桥：政府和商界间的关系紧密正是官僚体系特征的一个变化。日本的官僚体制从来不是一种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制，而是一个家族体制。尽管如此，官僚体制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性。
       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政府、官僚体制和企业之间的铁三角关系受到抨击。在小泉纯一郎当政期间，首相号召改变官僚体制。这是通过利用人们对官僚体制的厌恶而设的一个计谋。其结果呢？正是在改革的这几年里，没有几个既存的官僚体制中的要素被破坏，而是官僚体制中的家族体制趋势变得更强。这个变化勾画了所谓的小泉纯一郎体制改革的真正本质。
       如果家族要素确实强大，那么某些官僚将会出来考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众利益。比如，当左桥滋出任通产省的高级官员时，通产省的官僚们考虑日本国家利益，并拒绝要求日本实施贸易政策自由化以允许美国汽车进口的所有国际要求。
       这种政策有利有弊，但是如果左桥不这样做，汽车市场自由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就已经开始了。果真如此的话，丰田肯定就没有今天。丰田今天的崛起归功于城山三郎所称的“官僚的夏天”。像左桥这样的官僚今天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官僚尾随政府的时代。
       同时，由日本经团联领导的企业团体控制着政府。允许政治献金的做法的复苏使结果更为清楚了。安倍政府和它的政策口号的实质真实地反映了御手洗的观点。
       为了描述“撤销管制的噩梦”，我将追述它的起源：经团联1994年11月15日发表的《撤销管制和雇佣政策的经济影响分析》的声明，以及次日由日本公司管理者协会提出的《关于撤销管制的请求》。12年后再次阅读它们也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举一个例子，这些报告估算结构调整和撤销管制可能会损失900万工作机会但同时会创造1000万的工作机会。简言之，这些报告预测了130万净增的工作机会。管制改革促进办公室主任宫内义彦等以上述预测为依据推动了管制的撤销。但是如果把改革的进展情况和这些预测对比，其结果几乎就是一场闹剧。
       小泉改革并没有改变官僚体制的基本特征，使得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更猖獗，经团联确实是权威观点的独裁者。在这种背景下来分析御手洗的观点，许多事情就变得很明了。根据大企业经营活动的轻重缓急，经团联排列政府政策的顺序，然后把政治献金的目标和数量建议给各公司，以此来左右政府。没有投票权的公司是否应该被允许行使比投票者更大的权力呢？官僚体制并不是在监控当前政府，而是支持更大程度的撤销管制。日本是现代国度中官僚体制功能缺陷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岗本：撤销管制的趋势似乎导致所有公有资本的私有化。整个公共领域正在逐渐被私人利益控制。这似乎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变得如此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内桥：非常正确。代议制政府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家们应该对诸如生活、工作和住房这些人们的基本利益负责。一般的公共资本，如美丽的景观、清新的空气、水和教育，正变成私人公司利润追逐的对象。这正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给市场以特权。公共领域的公司的私有化是一个阴谋。它把追求庞大的、私企的利益掩饰成是追求公众的利益。这些措施有助于实现御手洗的观点，而且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变成现实。
       三、新自由主义周期
       岗本：因为公司的权力在扩大，民众的权力在衰微，未来似乎不确定。对照拉丁美洲的发展，你如何解释日本最近的经济发展呢？
       内桥：日本银行紧紧抓住一个过时的经济周期理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日本银行坚信，如果大公司的业绩变好，那么将会帮助中小规模的企业，并且通过提高工资，使个人收入增加，造成一种涓滴效应。日本银行在一个“预测报告”中宣布，如果真是这样，不但能实现供给与需求均衡，而且需求将会超过供给。它们在10月继续坚持这一观点，我通过电台和其他媒体表明，它们的政策是错误的。
       目前，日本公司每年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利润的大约1/3是由10个像丰田、佳能和索尼这样的主要公司获得。前30强公司获得了将近一半，前100强公司获得90%。这将意味着在东京股票市场挂盘上市的1600家公司中，仅仅100家就挣得绝大部分的利润。而丰田公司，持续挣得史无前例的利润。
       这些利润从哪里来的呢？80%来自对外出口，国内市场只占20%。因此对于前30强企业来说，国内市场的复苏实际上不会改变什么。
       在过去如果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企业将试图刺激复苏国内市场并增加市场份额。提高工资被视为促进消费者消费的途径。大公司的管理者们也曾认为如果社会繁荣了，企业也会繁荣。这种认识对丰田来说也是如此。
       但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了。不管国内市场如何萧条，企业仍将赚大钱。如果这些大公司交纳所得税，这种情形可能会变化，但情况并非如此。正常的企业的税收是5%，但专门从事出口业的大企业只交纳约1%的税。4%的企业税收是太高还是低的问题一直在争论着，但是事实上这些企业受益于特殊的优惠政策，允许不交纳其他费用。已故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久保亘，曾任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时期的大藏省大臣，他在一次国会会议上质问丰田汽车公司到底交了多少税。当时的部长说这是公司的秘密，他不能披露。许多像丰田这样专门从事出口的公司，从种类繁多的特殊免税政策中获益，而总的额度却不是很清楚。如果有人在国会会议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没人能给出一个可信的答案。事实上，日本是世界上有效税额最低的国家。
       四、什么是国际竞争力
       内桥（继续）：在今年春天的劳工冲突中，在回应工会提出的由于经济增长，企业应提高工资的要求时，御手洗声明，由于存在着国际间的竞争，轻易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一个以保护工人权利和提供社会安全网为己任的社会无力参与国际竞争，那么，北欧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岂不早就该一败涂地了吗？日本的企业在国际竞争的幌子下谋得所有的特权，但这并不是通向真正竞争力之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使日本更落后于国际竞争。
       人们经常听到：每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排名前10的公司一直都是北欧国家。芬兰公司总是排在前列。这是因为衡量竞争力的标准是不同的。世界经济论坛依据3个标准评价各国的国际竞争力——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公共政策是否运行良好、技术状况是否先进，最后芬兰仍是脱颖而出。
       相比之下，日本的商业和经济领导者仅从价格优势来谈论国际竞争力。价格竞争力只是诸如产品竞争力和劳动力竞争力等诸多竞争力中的一小部分。
       我曾拜见一位小公司经理，他们公司收到了一份为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制造打印设备的定单。当诺基亚的代表访问公司时，他说：“如果我们合作，贵公司必须满足我公司一些条件，请回答下列问题。”第一“贵公司最后的排放处置器在哪里？”然后问单身员工宿舍的位置，了解到是在佐渡岛后，他参观宿舍，检查雇员是否有足够的生活空间。为达成合作关系，该公司清楚所有这些环境是必需的。可持续的竞争力并不仅仅意味着价格竞争，尽管公司不断地降低价格，他们的成本也不会降低到0。可持续的竞争力依赖于人的技能，而人的技能的发展取决于教育系统。
       日本电子行业竞争力下降严重。当我写出《认为日本是顶尖高技术国家是日本的自我陶醉》的文章时，批评家们声称，日本的技术比欧洲要更胜一筹。但这只是自我陶醉。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高科技工厂空洞化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比比皆是。
       五、劳工正在商品化的国度
       岗本：如同美国一些公司正在推动全球化一样，日本公司存在着一个欺诈性合同的问题。
       内桥：现在的日本公司正是如此。很多日本的大公司正在毁灭人性。日本的全球公司正在从事着欺骗性的雇佣合约。日本工厂依然存在等级制度，经理不需要解决雇佣问题就能够调动员工。通过转包，经理能够将成本转移给下一个分包商，结果是工人变得越来越脆弱。许多工业事故都发生在这类公司的工人中，这类公司使用三级乃至更多级分包商。最近已发生很多“工业事故推诿”的严重事件。举个例子，在夏普公司的一个工厂，高层管理者不想让全球投资者知道在一个高科技工厂曾经发生过事故，所以他们声称发生在另外一个地点。这本应被认定为是一起工业事故，但由于受害者是同三级承包商签约的，所以没人愿意去承担责任。
       自从2004年允许雇佣合同工以来，有多少人的生活被破坏？企业已经完全地采纳了合同工体系，并且将成本向下转移以至于处于成本转移底部的分包商实际上在雇用那些“等待召唤的工人们”（有时称为“一次性召唤的工人”），这些工人并没接受过正规培训。分包商在秋田和青森这些失业率高的地区找工人，然后把他们派到爱知（丰田总部所在）这些极需劳工的地区，人被变成为了商品，这个体系类似于过去的贩奴船。
       个人合同是这个体系中最卑鄙的一面。公司利用合约来降低保障工人基本权利的成本。损失由个人承担而不是企业。惟一的校正途径是劳动标准监督办公室提高执法力度。在这种情况下，经团联正在大力促进增加外籍工人和移民工数量。
       以实习生形式雇用外国劳工也存在问题。自从出现几个中国实习生被控谋杀事件后，这个问题引起了关注，但外国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相当困苦。在像岐阜这样的纺织厂里，工人每月15000日元（不足150美元）（通常大约2/3要邮回家）。只有通过雇用外国员工企业才能赚钱。一个通过转包生产廉价服装的企业把所有的中国实习生安排在单身宿舍，然后用微型汽车运送他们去工作。实习生在一个工厂工作5小时，在另一个工作2小时，在第三个工作1小时。工人同一天被强迫在多个工厂工作。
       以这种方式，大公司在毁灭工人们的生活。“工业事故推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企业管理者降低成本，避免任何可能的雇佣责任，为追求史无前例的利润而让工人遭受危险。这样的制度是极不可能持续的。
       我们正在奔向一个全球化的大公司繁荣而社会动荡的制度。六、给日本工人一个美国式的未来
       岗本：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收入不均和贫穷现象肯定会增多，日本就会变得和美国一样了。在伊拉克打仗的多数美国人是社会底层。此外，社会已开始传播御手洗的观点，讨论修改宪法。日本保守派推动修改宪法，将国民自卫队转变成一个完全合法的军队，往海外派遣军队，进行集体自卫安排。不但如此，他们还认为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必需的，并且要寻求强制国民尊重国旗和国歌。日本经团联是在支持日本更大程度的军国主义化，把穷人派往战场吗？
       内桥：美国的社会流动依赖于学历文凭，所以没有中学学历的人很可能就会永远是穷苦工人中的一员。因此，移民的孩子参军，目的是获得奖学金并快速取得公民身份。
       日本的未来也是一样。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推动财政上成为“小政府”，在权力上成为“大政府”。日本领导人声称他们的目标是小政府，但是他们越自由化和越多地撤销经济管制，越欣然地接纳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央政府就越需要提高其政治高压力以维护社会秩序。
       自由化之后总是伴随着政府政治控制加强。如果认为撤销管制和自由化之后会有更大的自由，那我们就错了。
       [刘爽：中国刑警学院基础部]
       （责任编辑 丁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