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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法国《思想》杂志第350期刊登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工会活动分子、美国著名左翼人士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于2006年出版的《左转，塑造政治的未来》（Left Turn，Forging a Polilical Future）一书中的“超越资本主义？”这一章。文章介绍了当前世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四种形式，并对一些学者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构想如工人股份制、工人参与和工人自治进行了评论，指出它们都没有找到或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该文内容丰富，反映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和运动的动向。现将其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新自由主义作为主导全球资本的经济纲领，它的胜利出现在撒切尔和里根上台执政时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历史性妥协的国家和自30年代中叶起以另一种形式实行妥协的美国终止社会协定的政治意向。在许多欧洲国家，过去这种社会协定表现为资本向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步，使其在劳动场所享有真正的权利，以及普遍的医疗健康计划、退休计划、带薪假期、病假或妊娠期的补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领域的特征是劳动者和其他人民力量为争取维护这些协定的基本内容而斗争。由于资本加强进攻，工会运动处于守势。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劳动者不再提议争取新的社会空间问题，相反，从广义上说，他们是在尽力保持过去所取得的成果。美国劳动者在参与类似的斗争时态度更为谨慎。但是，尽管工会运动的权利在缩小，最近10年显现的却是历史上与社会主义相联的意识形态形式——乌托邦思想的有力回潮。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四种形式
       在资本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冲击下，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都急剧下降，于是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反击。一是示威和反抗。二是努力争取把这种抗议活动扩展到选举舞台，投票给反对派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情况在拉美尤为突出。三是举办世界社会论坛和各种地区论坛，聚集了反全球化和替代世界主义的力量以及非政府组织，就人民力量如何遏止和击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念和战略展开重大对话。四是环保和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思想家提出替代方案，以便从目前的秩序中解脱出来。
       1反全球化或替代世界主义运动的兴起。尽管这些运动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同样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是另一些积极分子则着眼于世界组织的民主化，以创造一些能够对社会基本成员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参与决定的空间。在美国和西欧某些工会的支持下，他们组织了强大的示威活动，反对跨国公司，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控下行事的组织机构。这就是抗议和抵抗运动战略的实质，其目的是在没有确定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扰乱新自由主义纲领。
       2在拉美，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在大选或议会选举中进行具有社会主义或民众主义特征的起义。这些运动争取将替代性的斗争连接起来，这些斗争起码将拉美国家从依附性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巴西劳工党政府在卢拉首任期间选择了屈从于紧缩政策，以便向大银行集团偿还外债。这些新政府大多数宣称社会主义，但是还没有找到抨击“市场专制”的手段。
       3若干年来，世界社会论坛及其地区论坛广泛地将各种团体重新聚集起来，以确定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在社会论坛内部，一些人认为跨国资本及其机构的利益与人民力量——特别是遭遇债务和紧缩计划痛苦的穷人——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经常受到大型私人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则主张与世界银行等组织和准备通过谈判解决债务问题的国家开展对话。债务引起了许多国家和个人的破产，并强迫一些政府降低工资、削减少得可怜的福利服务费用，把严厉的紧缩政策强加在人民头上。在那些拒绝妥协和准备做出妥协的人之间还有一种人，他们尽一切努力保卫既得利益，这是大多数工人运动或已享受社会计划的公民的态度。
       4一群数量不多但呈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讨论中锋芒毕露，极力主张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类是自然历史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和生态学家提出要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并发现温室效应是人类活动所致，因为工厂和汽车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地球不断升温，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乔尔·科韦尔（Joel Kovel）、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等理论家都声称资本主义本身是解决这一危机的主要阻力。这些作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呼吁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指出我们的现代工业体系以主宰自然为基础，这正是这一危机的源头。
       对工人股份、工人参与和
       工人自治的评析在这种向跨国资本发起挑战的世界性运动的强力推动下，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锋芒毕露地就资本主义霸权的若干替代方案开展争论。我这里推举三位并就他们的著作进行评说。一位是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他是与国会有过合作的经济学家，也是前参议员威斯康辛·盖洛德·纳尔逊（Wisconson Gaylord Nelson）的顾问，并于1963年在华盛顿创建了一家左翼智库——政治研究所；第二位是迈克尔·艾伯特（Michael Albert），Z Magazine杂志社社长，经济问题方面的多产作家；第三位是西摩·梅尔芒（Seymour Melmom），他关于战争经济转型以及和平利用国家资源方面的作品堪称经典。
       1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和工人的企业所有制
       从最近对劳动和消费的特征及其对未来民主影响的研究潮流中，最值得称赞的是阿尔佩罗维茨的作品。他借用多元化联邦的概念，对财富和权力集中进行批判性的回应。他认为为了巩固民主和自由，应寻找共享财富和达到更大平等的方法。因此，他建议通过雇员股份制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为工薪劳动者建立一种对他们的劳动进行经济分红的制度。虽然这些建议没有什么新意，也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但是雇员制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的论证是充实的。他认为市政当局的公共职能应该下放，使市政当局成为更小的单位和管理区域，并将其改造成为像体育和能源机构那样的服务性管理机构。而更有争论的是，把它们组建成为能吸引私人资本（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地方发展公司。其实，这些建议仅仅是重拾过去一些人提出的地方发展计划。实践证明，这些计划对投资者创造赢利的机遇远远高于对相关地方区域创造的社会效益。而这些计划一开始都是由城市或州（涉及美国50个州）通过出售证券提供资金保证的。
       可惜，当阿尔佩罗维茨重拾这四十年来广为传播的发展地方企业观点时，人们对这一战略的缺陷仍感到不放心。譬如，读者不了解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企业是靠公共补贴、优惠、免税以及其他各种优厚条件而进行运作的，但当投资者找到更好的买卖时，就将企业关掉。实际上地方发展计划的财务都靠公共实体支撑，如工业区、免税企业区的界线都是模糊不清的。为争取将企业主多留一段时间，地方采取的措施往往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失误，也就是说有些生产单位靠公共资金建设起来，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或空有其名，或成为转口货栈，或者有些企业不承认工会，并向员工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也不给予其他任何福利待遇。
       
       阿尔佩罗维茨不仅仅靠一些论据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列举大量事例，如拯救了许多企业和工作岗位的雇员股份制计划，与大学开展的合作，促进地方发展并引入高新技术的企业，特别是在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和马里兰州。他鼓吹重新分配医疗费用，主张改革联邦退休制度，建立更具有进步性的住房津贴和纳税制度。他认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人们能够丰富家庭生活，推动公民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政治生活，将工作时间削减到每周25小时，以便提供更舒适的个人生活。这也许是这本书最有意义的建议。
       在这一张财富共享的乐观的未来图画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答。首先，作者没有讨论劳动场所的专横管理问题，这无论是在私营企业还是在11000家已实行工薪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都是存在的。显然，所有顶着工薪劳动者名义的企业在劳动过程中不进行工人监督，而事实是实行个人股份制计划的大多数企业只满足于向工薪劳动者转移所有制而不触动管理职能。在这些企业中，即使税后利润共享，所有制共享也意味着共担风险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与传统企业管理人员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劳动场所并不比原来私营或国有企业更民主。
       第二个问题是与劳动场所密切相关的工人自治问题。我认为，如果不涉及市场背景，在劳动场所很难实现民主，而市场恰恰是几乎所有建议所忽视的一个因素。市场与历史上出现过的交换过程是不一样的。只要通过对不熟练工人的长期培训来破除企业等级，那么劳动的社会分工就可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在更广泛的劳动力部门中进行劳动分配。但是，劳动及其产品服从市场法则的事实使这方面的一切美好努力都付诸东流。期望解决财富过度集中的未来社会必须意识到这一毋庸质疑的事实：市场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竞争能使物价降低，也能使产品实现多样化，但全球化经济中工人间的竞争使工资降到更低，并让资本处于统治地位。当一个在工人所有制和工人监督制度下的企业向市场推销其产品时，该企业就会立即遇到这个问题。即使管理人员的工资低于私营企业的水平，但原料配送和销售成本以及与资金更雄厚的企业竞争，这些都会对劳动场所和价格产生影响。寻找答案是不容易的，但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阿尔佩罗维茨会忽视这一问题。
       2迈克尔·艾伯特和参与计划
       艾伯特写了大量关于替代经济的著作，集中阐述了工薪劳动者对企业的监督问题。他在《参与式经济》（Parecon）一书中提出，参与式经济是对抗全球化和不平等的最完整、最激进的尝试。艾伯特不满足于鼓吹取消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化，他还主张在地方和全国用计划代替市场，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分配和货币流通。参与式经济的形式很多，根据艾伯特的看法，社会应围绕着工人理事会和消费者理事会组织起来。在经济领域中，这些参与性机构不仅应在资源分配方面分享决定权，也应在怎样进行产品生产、怎样分配、根据什么准则消费等方面共同作出决定。消费者作为基层的社会单位——个人、家庭、社区等——应在决定和沟通他们的需要和愿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同样，工人们也应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生产方式。
       在这方面，艾伯特谈到一系列问题：怎样保证参与式的生产、消费和计划，怎么解决会议“过多”和革命动员“经常化”问题以及“人性”问题。通过分析遗传基因的排列和其他原因，他驳斥了人类天性贪财的论断，但同时也坦率地不赞同卢梭主义的观点，即人类天生是善良和互助合作的，只是由于阶级制度的等级结构才变坏的。他认为在当代社会环境下，与让无所不在的市场任意决定以及把计划和监督任务交给技术精英的官僚主义解决办法相比，参与式计划提出的工人和消费者自治是一种以民主和平等的理念构建的更彻底的解决方案。
       参与式经济在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沙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昂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等的作品中都有大量阐述。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乌托邦思想，可能就无法超越当前的专制和等级制度走向美好的未来。布洛赫和潘涅库克从研究社会关系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模式。艾伯特将乌托邦模式建立在阶层理论的基础上，阶层理论试图对现代社会的运转进行解释。他不说“不可能”而是说“还没有”，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还没有”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只是受到现行社会政治关系的抑制或掩盖，由于我们掌握了科技发展水平，自然知识、劳动过程、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组织机构的工具得到广泛（虽然还不足）传播，我们有把握能够想像另一个世界。艾伯特向这种激进的想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艾伯特对自治或当前运动的历史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分析，因而他的论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把劳动场所的民主计划置于劳动者自行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是从反历史的抽象化、概念化中挽救工人自治推论的必要条件。
       3西摩·梅尔芒和工人自治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摩·梅尔芒（1917—2004）是该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上世纪60—70年代，他曾通过对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五角大楼与美国大工业企业紧密联系的分析，提出了替代战争经济满足人民需要的著名论断。不言而喻，那些控制政治经济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无视他的建议，但他的思想在公众中、在争取和平和裁军的阶层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他最后40年的生涯中，梅尔芒成为一个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教诲公民采取主动，摆脱战争，拯救经济。
       《后资本主义》（After Capitalism）是他过去研究工作的延续。在书中，梅尔芒把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对战争的依附性和分析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结合起来。这种分析的大部分已被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转变的学者所公认。在研究中，该书将过去“五角大楼资本主义”的提法转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以此概念作为对当前权力的表述形式。这意味着他的批判放在处理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国家和大企业的联盟上。在这种背景下，梅尔芒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命运作了反思，并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无力考虑劳动场所的问题，自由主义民主受到限制。
       《后资本主义》无疑是对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史理解得最好最深刻的范本。和艾伯特一样，梅尔芒热忱支持工人自治并把这一概念作为合作范例的评审标准。他蔑视并拒绝工薪劳动者股份制计划，因为这种制度鼓吹脱离监督的所有权，是工业管理人员为保证他们权利的永存而制订的一个纲领。他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批评苏联。俄国革命创造了苏维埃，也就是工人委员会。可是在侵略、内战和高层官僚主义统治下，共产党人脱离了工人委员会，因而，与其说是工人们自己管理社会，还不如说是官僚、管理阶层和技术精英统治着社会。依据对所谓苏维埃制度的批评，梅尔芒指出工人自治制度的特征并揭示其潜在力量。
       梅尔芒特别肯定了工人自治的非商品制度观点，他从自己的经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劳伦斯·B科恩（Lawrence BCohen）的研究工作中颇受启发，科恩论证了一家纺织工厂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工人监督。总之，他认为自治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已经以潜在的状态出现。梅尔芒和科恩称工人自治摆脱了异化并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等级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他们生产的劳动产品与他们自身相异化。最后，梅尔芒从西班牙一个工业银行合作社蒙德拉贡（mondragon）的经验出发（这个仍建立在市场体系内的合作社在劳动场所推行民主中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将劳动场所变为民主和参与的空间的可能性进行了悲观的预测，以此作为其研究的结论。
       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
       涉及到在劳动场所和制度规范方面向新的民主体制转变的政治问题无疑是这些研究的对象，但人们很难想像这些作者在不讨论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还能够用他们的论点来说服众多公民。阿尔佩罗维茨猜想在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内的改革可能会实现变革，他举的许多例子都涉及到现存的国家及地方权力结构和立法改革，特别是那些为工薪劳动者股份制创建法令的改革。他无疑不需要任何政治“路线图”，因为他相信现有的条件足以逐步走向后资本主义制度，搞一种混合经济，在该经济中，“超越资本主义”就意味着通过对促使机会均等的“进步措施”的立法，产生一些与现存统治形式类似的结构。我认为，阿尔佩罗维茨已经成为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谈到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梅尔芒和艾伯特承认需要新政，但艾伯特从未对是否接受无政府主义明确表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已被摧毁，不起任何作用了。而梅尔芒不接受现存的工会组织去实现他的自治建议。显然，资本主义不是能长期容忍工人自治制度的，因为这种制度最终将会排斥作为调节机制的市场。因此，这三位作者不愿也不能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
       以为国家和世界构建新道路为重任的新的政治组织应该与提出这些建议的知识界进行讨论，并吸收这些建议的精神和某些细节。因为不管受到怎样的批评，拒绝承认民主在劳动场所止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民主主义者，将为激进的设计方案出台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全球化的动力核心仍然是要劳动绝对从属于跨国资本的需求——不管与世界替代主义者可能达成何种妥协，而这种以全球化为背景的现实没有引起坚定的政治哲学界的回应。
       我想通过本文研究政治理论无力面对21世纪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社会理论向经济社会的现实妥协的倾向。我坚持历史发展的前景，因为与未来对话的必要条件是懂得我们从哪里来，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最终将走向何方。■
       ［毛禹权：中华全国总工会］
       （责任编辑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