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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刊《当代马克思》2007年第42期刊登了法国著名左翼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题为《雇佣劳动者告别两极化形式?》的文章，对法国学者让·洛伊坎（Jean Lojkine）题为《告别中间阶级》一书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应该划分为资本家、管理者、职员、工人四个阶级，两种阶级矛盾（资本家与生产劳动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辩证地重叠在一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将会得到普及，有朝一日甚至可能会淘汰资本主义关系。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告别中间阶级》一书中，让·洛伊坎谈到了新中间阶级，它与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构成的老的小资产阶级相对。然而，从整体上看，这本书的主角并非颇受争议的中间阶级，而是所谓的雇佣劳动者。
       对洛伊坎观点的分析
       雇佣劳动者的两极性及其解体
       雇佣劳动者的构成包括两个极点：一个是“管理者”，另一个是“工人”。这两个极点最早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得以确定。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两极形式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洛伊坎所说的“群岛”形式。
       应该指出的是，在政治领域内关注雇佣劳动者的再次融合，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这是雇佣劳动者在不消除彼此间差别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一次新的成形过程。这一点是阅读本书的关键之一。
       新的雇佣劳动者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且这种复杂性仍在加剧。首先，在信息革命的影响下，两极对称地发生解体。让·洛伊坎认为，这正是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寻求融合，在体力劳动中确认自己的身份。然而，新技术促成了信息的发展，在此影响下，工人变成了生产过程的控制者。洛伊坎解释道，这种机制使“管理者”一极走上了穷途末路。
       认同两极结构其实也就是对其他群体的推论提供了论据。依据我的理解，洛伊坎头脑中的“其他”阶层是以一种无结构性的方式定位于两极之间的，均处于中间位置。洛伊坎特别关注到这些群体中的一支，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教师；他还考虑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机构中的雇员，特别是医院的职工，对这类群体也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这些群体的异质一直都存在，但是两极的解体改变了异质的范围，并且更加清楚地确定了相关群体的位置，我们可以将每个群体视为一个“小岛”：“没有工人阶级，没有管理者，新的雇佣劳动者大多数都没有名称，也找不到恰当的表述方式”。总之，他们就是一大片“群岛”。
       显然，这样的群体是最难分析的，特别是难以描述他们在两极解体过程中的命运如何。不过，让·洛伊坎赋予信息劳动一种非常宽泛的含义，该含义可以扩大信息劳动对于这些群体的意义：“护理人员对病人的倾听、保育员或保姆对孩子的倾听、邮局或银行的窗口营业员与用户之间的交流、秘书筛选信件……所有这些涉及人际关系的劳动形式也都属于信息劳动”。这类精确的描述提出一种建议，那就是将信息劳动理解成为对体力生产劳动的否定，因为体力生产劳动的消失已经导致工人一极的解体。将来，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可能都会从事信息劳动与人际关系劳动。
       对替代理论的批判
       从前文的描述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洛伊坎对“中间阶级化”理论的驳斥，单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十分强调这一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劳动对立关系的论断，由于工薪阶级的发展壮大而受到质疑。在法国，亨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被公认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让·洛伊坎认为，路易·肖韦尔（Louis Chauvel）在此之前早已阐明了中间阶级化的这一观点是空幻的。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目睹了一部分工人和雇员社会地位的上升轨迹走到了尽头，而中间阶层和非领导身份的管理者的社会地位大幅度降低且极不稳定，特别是像教师、艺术工作者、医生、法官等为数众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地位均大大下降”。
       还应指出，洛伊坎对中间阶级化理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中间阶级”，他仍然会用带引号的形式引用这一表述。例如，他阐述了中间阶级的思想体系。“中间阶级化”可能会让人产生阶级结构出现侵略性、毁灭性增长的猜想。
       洛伊坎驳斥的第二个理论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布迪厄认为管理者这一社会群体掌握着一种文化资本，所以将管理者置于“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分区中。在布迪厄的论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洛伊坎提出的对称结构：面对资产阶级，洛伊坎提出雇佣劳动者内部分为两极；而布迪厄则在资产阶级中分出了两极，虽然他并没有使用这种措辞，但意思确实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管理者（或多或少仍是雇员身份）被从一个阶级拉倒了另一个阶级，而这一点恰恰证明对管理者进行分类是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尽管让·洛伊坎并未做出任何暗示，但是我们仍然不禁会想到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的分析，他也用到了分极的隐喻。同布迪厄一样，比岱通过将阶级关系理解成为动态的划分机制，把资本家与管理者（高级管理者）一同置于统治阶级之内，这就是比岱所描述的“两极”。
       提出几个问题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关于该书的论证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特点：（1）首先，让·洛伊坎建议我们认同第一种结构，即两极结构；（2）其次，通过分析判断，肯定信息劳动是导致两极结构解体的要素；（3）随后，提出所谓的“群岛”形式论断，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混杂的构成形态；（4）最后，以一种正面切入论据的方式，提出中间阶级化的观点被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粉碎。
       论据是否具有说服力？不进行深入分析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需要对问题的复杂性进行大量的研究。我将就以下四点提出自己的问题：
       1雇佣劳动者的两极性。在我看来，让·洛伊坎的观点表现出他力求维护资本-劳动对立关系这一论断的愿望，并将该论断视为一条深深刻在资本主义性质中的不可触犯的论据。众所周知，用这种论断解释如今的实际情况出现了一些涉及到高级管理者的问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美国尤甚。正如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已经隐约预见到的一样，“工资”变成了分配剩余价值的特殊渠道。书中特别对高级管理者区别看待，认为他们的情况往往表现得与其他普通管理者不同，这隐约体现出工资问题是个难点。作者明确地表达了将异质的雇佣劳动者“糅合”在一起的愿望，注重将雇佣劳动者单独视为一个整体。但是，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差别显然无法完全忽略，于是，一个“包含两极的整体”的概念应运而生。在这样一种成形过程中，“非工人”雇员的问题则成为了主流问题。我能够理解做出这种阐释的政治动机何在，但是持保留态度。
       2溶解两极的信息劳动。我认同工人劳动发生变革的论断具有现实意义，但无法对这方面进行鉴定，特别是关于该现象在数量上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针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有三点意见。首先，我并不是完全相信体力劳动已经消失，严格说来，这也是工人身份丧失的一个核心要素。其次，关于管理者一极解体机制的真实性问题，该书并没有真正说服我：除了生产变革之外，信息技术还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管理技术，这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可以防止官僚主义化（腐化）的发生。对于管理者而言，我认为正是由于信息技术才促生了管理者的身份。最后，人际关系劳动与信息劳动的“同化”问题（趋向一致）令我有些困惑。
       3“群岛”形式。群岛论断是一剂良药，可以有效地医治所有简单化的阐释。依据我对本书的理解，我认为该论断主要是以工人一极的解体为基础的，而正是工人一极的存在使得雇佣劳动者在面对资产阶级时能够保持稳固的根基。一旦工人一极由于体力劳动的消失而脱节，就不可能以对称的形式（管理者）或环绕的形式（其他非工人雇员）来看待雇佣劳动者的其他群体了。两极浮冰破裂，作者将理由总结为体力劳动的几近消失。因此，对其他部分的解释就变得很复杂。
       
       4中间阶级化。按照作者的表述，批判中间阶级化这一论断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中间阶级停止增长的观点。这就是辩驳吗？我并不认为持有中间阶级化观点的理论家是在预测所有人都将会处于中间地带，而是认为中间地带正在形成。工人阶级走上职员或管理者的岗位，以及职员走上管理者的岗位，这些都与资本主义阶段相符，无论是让·洛伊坎还是路易·肖韦尔似乎都不否认这一点。因此，他们的批判主要是支持中心趋向现象会以与过去相同或者更慢的速度持续下去的人。即使中间阶级的发展得以中止，一种稳定、高速的“中间阶级化”现象早已在这种发展的影响下出现了：这是阶级差别带来的破坏性的结果。因此，接下来还应该论证，不管中间阶级如何，对阶级结构的考虑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就又回到了对中间群体的阶级结构进行阐释的工作上来：这才是出发点。因此，对中间阶级化的批判的确带来了一些有趣的事实性信息，但是并没有减少持有该论断的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危害。
       替代观点：管理关系
       我想再简要地回顾一下自己的理论框架，说一说针对洛伊坎的书中提及的问题，我的这套理论提出了怎样的建议。这套理论最早是由我单独提出来的，后来通过与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合作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我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与雅克·比岱的论断较为一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中的发展趋势是市场之外的发展因素——在企业、金融体制、政策等当中的因素——相互协调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必须以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群体的参与为前提，他们是整个结构组织的载体。自20世纪初以来的几十年内，这个发展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将首先发生在美国的管理革命视为该过程的起点。不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受到其影响重新构建组织形式。在企业中，被马克思称作“资本主义职能”的工作——资本家的工作任务——被托付给领薪金的人员，这是该组织形式的重要特点。
       从一开始，这种过程的发展就伴随着高层群体内的两极分化，一极是提出方案和行使权力的管理者，另一极是担负执行任务的职员。这种工作任务上的区分并非职能分工（生产组织、销售、财会……），而是再现一种正在成形的阶级关系（像这种阶级关系的建立必须以其他条件为前提）。我认为，这种区分将管理者与职员置于两个不同的阶级中。我将新的社会关系命名为“管理关系”或“管理主义关系”。应当阐明的是，在这些变革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怎样的？根据“同源”学说，这些变革是如何与阶级结构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混杂的“资本管理主义”，在美国被称为“管理资本主义”。两种阶级矛盾（资本家与生产劳动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辩证地重叠在一起。管理关系将会得到普及，有朝一日甚至可能会淘汰资本主义关系。
       上述阐释又回到了让·洛伊坎书中的一些论断上来：
       1四个阶级。管理者与资本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前者是领薪金的人员，后者则不是。尽管资本主义关系在资本管理主义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管理者位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两个阶级均处于社会等级的最高位置。雇佣劳动者采取的是管理者和职员的酬劳方式，但是并没有将管理者归入与工人相对的另一极中，换言之，管理者与工人阶级不是雇佣劳动者的南北两极。管理关系的发展将管理者对立于其他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雇佣劳动者中又分为工人和雇员两个阶级。因此，我认为一共分为资本家、管理者、职员、工人四个阶级。
       2因“信息”劳动而解体的工人一极。在资本管理主义阶段中，资本主义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趋向于将职员（非工人、非管理者）和工人集中在同一个阶级关系中，这会促使阶级的数量减少至三个，不过现在这个递减的过程尚未完成。技术变革改变了生产劳动的实践方式（在车间里）和职员的工作任务（例如，商店的收银员），随着该变革的推进，这种趋势的确将会继续下去。但是，正如让·洛伊坎所强调的那样，工人阶级仍然具有“不幸”的特点。
       3中间阶级化。管理革命的进步卷起了社会“晋级”的浪潮，这是通过管理者阶级和职员阶级的出现而实现的。我们所描述的“两极分化”过程与所有人向着社会“中间地带”的方向聚合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上先后经历的两个阶段，一个是新中间阶级的出现，特别是由于二战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新中间阶级的力量得到加强，另一个是对他们内部的划分逐渐确定下来。
       方法论的观点：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然而，“结构上的”分析无法考虑到这些现象的方方面面。由于资本主义运动的起伏（战后兴盛起来，20世纪70年代遭遇危机），特别是由于社会秩序的延续，这些现象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战后，由于先后经历了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妥协”或“凯恩斯主义妥协”（这是20世纪初第一个金融霸权出现之后确立的）以及新自由主义，社会群体之间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对社会秩序的分析并不注重阶级结构的变化，而是强调该结构内部的权力等级和妥协。战后的妥协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管理者在其与工人、职员的联合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资产阶级的特权也得到遏制。在与管理者或他们所处的高级群体的妥协过程之中，新自由主义符合资产阶级重建霸权的要求。我们应该将之前提到的过程特点进行一定的修改，以便能够将新的决定性因素考虑进来。现试举几例：
       1位于雇佣劳动者行列中的管理者。社会民主主义妥协明确地将管理者归在雇佣劳动者一方，这更多地是从社会秩序的政治领域方面整体考虑的，他们的地位在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中不受影响。还应该从非结构的政治领域方面理解雇佣劳动者的趋同现象，这是让·洛伊坎和我都想呼吁的一点。我们已经了解到，在新自由主义阶段，管理者——至少是管理者阶级的上层——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摇摆不定。我与多米尼克·莱维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对美国的这类现象进行了一番观察。
       2管理者与职员之间非工人工作任务的极化以及职员与工人的“趋同”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结构的形成过程并不是脱离历史、按照结构已经确定的既定程序推进的。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可能将阶级权力的斗争和重要性加以抽象化。通过对赢利和非稳定化过程的大量研究，新自由主义特别利用了新的信息技术，确定了介于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职员的工作任务的特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延续社会民主主义妥协的做法，可能会为不同的“结构”轨道开启道路，潜在地减弱对阶级的划分，而不是强调这种划分。
       3中间阶级化的中止。针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我们应当采取相同的方式，主要将原因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阶级结构转变的原因，另一种是肯定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前者是指与管理革命相结合的中间阶级化浪潮的高涨，特别是决策与执行工作之间的极化过程，这一点我之前已经谈及，它为中间阶级化设定了限制。后者是指雇佣劳动者普遍变得脆弱，并且社会民主主义妥协特有的相互联系遭到破坏，这会增加中间阶级化的结构性限制。在此背景下，我们还应该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带来的影响，这些都迫使中间阶级化进程中止。
       尽管让·洛伊坎的书谈到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方方面面，但是他的分析并不包括对阶级结构的动力和社会秩序的动力进行区分。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在自在阶级（即我所说的“阶级结构”）和自为阶级（我所说的社会秩序的政治领域）的传统区分之中，洛伊坎明确地选择了后者：阶级在其身份和组织中认识自我。而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们在做出分析时应该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对阶级结构和社会秩序都加以考虑。
       [赵超：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丁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