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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社会主义杂志》2007年第3期，发表了维尔纳·泽普曼撰写的《工人阶级是否还能被理解为历史性变革的主体？》的文章，分析了科技革命和劳动市场国际化等因素对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影响，并从工人阶级的阶级特征和政治行动能力等方面论证了工人阶级依然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当探讨根本性社会变革的力量时，在左派的讨论中往往也出现一筹莫展的情况。这种怀疑的存在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实主义地审视一下工人阶级的现状便会产生许多问题。今天，什么是工人阶级，已不再一目了然。在最近几十年里，工人阶级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条件的改变导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体制内部出现结构重组，劳动市场的国际化更加有利于加强剥削和重新构建劳动世界。这对工人阶级产生严重的后果：工业就业关系被“融解”，所谓的“服务业”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产业工人占非独立就业者的比例持续缩小。1970年至2000年之间，联邦德国工业工人人数由640万人减至340万人。这些数字确实反映了劳动世界传统分类的变化，但是不涉及具有生产特点的新部门的重要性的提升。
       影响工人阶级的各种因素
       凡是其社会存在是与资本对立、其社会地位从根本上说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特征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在此基础上非独立就业者的一大部分人（2006年的比重为占全部就业者人数的889%）属于工人阶级。随着雇佣劳动表面形式的分解而出现雇佣劳动的普遍化。尽管工资收入者从事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都从属于具有不同法律形式和付薪形式以及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的劳动世界中的不同职业类别。由于待遇的不均等，这个阶级的成员有可能被任意挑动去相互争斗。这样便组成以类别为中心的“团结声援形式”，他们不再把斗争矛头对准企业领导，而是对准别的工资收入者。分裂进程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而且出现在整个工业系统。在跨国集团的研发和生产中心形成了素质高的核心职工。这些素质高的核心职工领取相当丰厚的工资，并且享有暂时受到威胁但是仍然存在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实行的社会保障。而其他按照等级排列的劳动力的收入则逐级减少，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障不断恶化。这些劳动力在没有得到保护的就业条件下往往领不到核心职工收入的一半。劳动世界的这一部分人受到市场动荡的伤害。处于这种境况的就业者的被雇用和被解雇取决于订单，收入差并且就业得不到保护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过去的25年里，德国从业者稳定在大约3800万人，到2005年底只有不到2700万工资收入者享有义务社会保险。“正常劳动关系”通过有期限的合同、出租劳动等，使劳动退回到随时解雇、签订企业合同和从事表面上自主的形形色色的工作的就业状况。就业非正规化倾向是社会全面倒退的一种表现。国家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不再需要的“多余劳动力提供者”的生产来维持。这种阶级统治表现在扩大贫困和削减社会福利。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使用原则，这种发展是阶级社会新形式的公开的一面。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长期遭受失业、非正规就业和社会福利待遇下滑的痛苦。对一部分工资收入者来说，资本主义又回到它不光彩的起始阶段，回到贫困化和作为其基础的大规模失业。摧毁社会福利的后果也起因于高技术进入劳动世界。这样便产生了对少数就业者提出新的素质要求，对多数人来说素质下降的倾向。过去几十年认为“科技革命”将导致素质普遍提高的期待并没有实现。高技术资本主义巩固着劳动世界的分裂。它往往伴随着简单的“服务业”。在宗主国往往以非正规就业形态的后勤活动出现。这种发展只是一个例证，证明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和技术变革所引起的重负被完全转嫁给工资收入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领域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与资本的社会结构性冲突的苗头。2004年虽然出现过社会斗争的高潮，但是只是防守性的。尽管如此，奥佩尔、西门子、梅塞德斯及其他地方的职工都作好了斗争的准备。工会官僚不是第一次对他们搞突然袭击。同样，许多工会理事会背叛反哈茨Ⅳ法案的积极分子。德国工会联合会扮演了“象征性”抗议而实际上接受社会政策“改革”的双重角色。德工联联邦代表大会决议要求最低工资为75欧元，但第二天工会却与资方签订最低工资为48欧元的集体合同。工会的信任度因此被损毁了。谁要谈论工人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就应该先了解工人阶级的这种令人沮丧的经历。
       工人阶级依然是社会变革的主体
       当财富拥有者向劳动人民宣战并要求他们作出越来越大的牺牲时，有反抗精神和政治上有行动能力的工人阶级却反应模糊。正是由于他们表现得异常克制，才产生了质疑政治上已中立化的工人阶级还是不是社会革命变革主体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应该注意的是，这不是马恩理论上的最后论述。顺便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惟一坚信无产阶级作为历史性转变的发动机的人。
       学究式的社会学者对“危险的阶级”充满恐惧，他们不是研究工人阶级政治上的行动能力，而是寻找工人阶级反抗能力的消蚀。与战后几十年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相比，现在社会的不安全感在蔓延，对工作岗位丧失和职业地位下降的恐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目前阶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稳定能力。马克思曾倾注很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他早期著作的课题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忽视19世纪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倾向。《共产党宣言》中就讲到，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工人阶级一分为二。资本通过实力地位挑动就业者的相互对立。
       雇佣劳动者存在的阶级特征并没有因为这种发展而消失。相反，阶级斗争在社会意识中留下明显的轨迹。几年前阿伦巴赫研究所就指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一切旧形式都似乎又越来越适合用于说明当今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在所谓的以团队劳动和扩大了的自我负责为特点的“新的劳动世界”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虽然不现实，但也没有从职工的社会画面中消失。来自企业方面的胁迫导致新的冲突，由此社会的不安全和职工的不自主加剧。积极参与合理化进程和把企业成果变成自己的成果，并不意味着忽视继续存在的过分使用劳动力、报酬不合理和就业不安全。新的劳工政策并没有使工人意识的决定性因素失效。尽管出现各种分裂倾向，工人阶级还是掌握着作为基本变革力量的最好条件。劳动世界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对立的场所和社会矛盾的中心，只要是为了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价格而斗争的地方，阶级斗争就没有超越初级的前期阶段。只有确定了各类工资收入者的问题和利益的共同点时，开展行动才会有可能。
       经济·社会出于结构的原因，一种现实的“变革主体”似乎与其传统形式的重要特性是共同的。这一点在同所谓的“新社会运动”的比较中显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很清楚，新社会运动没有实现人们对它们寄予的期望，这一点正是它们成份的混杂造成的。它们是不可靠的中产阶层青年的运动，其预期寿命令人失望。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状况在其纲领中有所表现。它们把没有劳资冲突和与此相关的财富问题作为社会变革构想的课题，政权问题被系统地避开了。它们远离经济的冲突领域，它们的行动出发点是和平受到威胁和生活的自然基础受到摧毁。它们有局限性的影响领域并不意味着进步的抗议运动在构建新的历史性联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在没有与工资收入者的重要部分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想取得变革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太可能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职能就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剩余价值生产和以此进行剥削是它的结构的核心，所以直接参与的阶级在社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用阶级理论来研究工人阶级就要求认真分析统治集团。国家的政权结构使得统治集团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高科技的资本主义时代，那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活命、处于与资本对立之中、每天经受资本的进攻并且起码客观上有共同利益的人群的运动，是推动根本性变革的最理想的力量。有成果的行动只有作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群体的集体行动才能实现。电子网络代替不了直接的集体行动。互联网虽然创造了有价值的新的通讯结构，但是它们既带来相互联系也带来相互孤立。从电脑到街头或者参加示威游行，道路还很长。罢工作为斗争手段虽然很少使用（至少在德国是如此），但是对一部分工资收入者来说，罢工是开展行动的有效杠杆。罢工总会影响社会再生产，所以在工资收入者内部用罢工来显示干预能力被看作是很重要的。
       尽管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减少了，也存在各种分歧，但是从行动能力角度看，工人阶级还是开展政治行动最关键的力量。工人阶级仍然组成一个大的社会集团并在企业里掌握着关键因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革命性变革进程还未得到足够的理解，因为仍存在尚未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劳动世界的部分领域如计划、行政、生产和销售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于办公室的工业化，出现了新的就业模式和与其相适应的很少与传统的职员意识有共同点的外表形式，似乎工人和下中层的办公室职员之间的心灵分界线逐渐消失。他们之间是否就可能出现团结声援的新前景呢？还需拭目以待。另一个问题是源自劳动市场的国际化。虽然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具有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因为出卖劳动力者超越国界相互竞争，阶级斗争的前景将改变，许多斗争只有在国际联合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果。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黄汝接：中华全国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