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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阵时，“文人下海”曾掀起一阵舆论的微波。待浪痕散尽，余音渐渺，在平静的波光中折射出文人或商人的身影，连同他们的人格区分，也看得清晰一些，并使这个话题有了思辨意义。
        我写此文既有体验也有风险。我在“海”中彻头彻尾地浸泡了十五年，此番提笔惟恐落入个人亲历的局限，不免多看了些书才落笔，致使本文在体例上似散文抑或似读书笔记?由他去，信笔且如信马由
       “文人”是谁
        少年时，我的住处离北海公园很近。每天清晨，从五龙亭东侧的后山传来清晰的京剧念白：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是勤奋的专业小生在吊嗓子，那“书”字的发音挺着舌尖、拖着长长的尾韵，有点儿怪腔怪调。老北京的观众都知道，每当从幕后飘来这两句话，一个清俊儒雅又百无一用的角色就要登场了。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角色隔着历史的雾霭，显得很遥远。未曾想，此次落笔时，会把这样的角色拉至我的近前。
        翻阅牛津辞典，找不到与“文人”相对应的词汇。我对自己的英文程度素无把握，于是去请教专家。专家说，最接近的意译是“知识分子”。我想，西方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的良心，这倒是与中国文人声息相通；
        但是若把文人仅认作知识分子，又觉不够到位。
        中国的企业界早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叱咤风云。学理工的办工厂，学国际贸易的开公司，学金融的管银行，这些都被看作是“对口”。再如一批信息产业的精英，挂着博士或教授的头衔，文化并不比“文人”低，他们不论制造电脑或是经营网络、销售软件，一如商人那样追逐利润，也被视为正常而不算“下海”。
        由此看来，“文人下海”是个很特殊的问题，就连“文人”是何人都成了问题。
        我试着在报刊及网上的讨论文章中去捕捉“文人”的面容，依稀可见眉目。例如，常被提到的“下海”文人多是坐而论道的策划型人物，眼高手低，将“君子取财有道”挂在嘴边。一边说“富贵可求也”，一边又称“富贵于我如浮云”。还有的文章直接举出某红学家经商蹩脚的陈年旧事，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文人经商，一百年也不成!”
        这些讨论大多止于感性，然而，却令京剧舞台上的书生角色又浮现出来。这是一群被四书五经熏陶出来的人物，即使不得入仕，身上也透着“准士大夫”的气质。在当代现实生活中，或可找到相似的影子，比起‘。知识分子”的界定更为狭窄，早已游离社会职业分工的概念，归于文化属性。
        由此我联想起旧时梨园的舞台两侧有一副对联，并想到西方现代心理学中较新的一个分支，称为“角色理论”。
        戏台小天地 天地大戏台
        其实，现代“角色理论”也常以莎士比亚在《请君入瓮》中的一段话作为征引：“世界是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些演员。”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从戏剧理论那里可以借来一些现成的元素和符号，用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很熨帖。这就使“角色理论”在杂说纷呈的心理学流派当中，成为比较通俗易懂的新说。
        “角色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丛”。这个用词很形象，它说明人在生活中不是扮演单一的角色，而是扮演一大把角色，故为“丛”。在家庭中扮演着夫妻的一方、父母子女的一方；同时在社会上又扮演着各种职业的角色、领导与被领导的角色、教育者与受教育的角色……社会对每个角色都有规范性，或称“来自剧本的期望”。一个人如果不能扮演好身兼的某个角色，就会形成“角色紧张”。在一生中，人们会经历多次的角色转换，有“角色顺应”，也有“角色冲突”。而社会也像观众那样，根据预期系统对角色的演出做出评价。 ，
        以“角色理论”看文人下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当今，那些受过儒学系统训练的人大多早巳逝去，就连间接认同旧式传统文化的人也日益稀少，他们可否构成一个角色群体，值得从社会角度去审视他们的心理特征?
        走出微型经济体
        在现代社会，一种职业角色通过“自致行为”，也就是学习或调适，转为另一种职业角色，早已司空见惯。这说明角色之间的边际是可以融通的。犹如从一个房间推开一扇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何况在更高的思维层次，有许多相互交叉的知识。也像两个房间的书架上摆的书籍，有不少是相同的。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卸任后身跨商、教两界，以及近来清华大学聘请高盛公司主管级人员执教，都是现成的例子。
        “角色理论”依角色的弹性划分为“规定角色”和“开放角色”。前者对角色的行为有严格明确的规范，如军人、法官、政府官员等，后者比较自由，在社会期望的框
        架内享有较大的主动空间。我理解知识分子应属“开放性”角色。然而，却很难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文人”，在心理特质中曾经存在着一股何种黏滞的阻力，令其更习惯于扮演封闭性的角色。
        我联想到实验心理学中有一个“微型经济体”，那是心理学家为了科研的需要而特意设计的一种实验模式——设置一个封闭的环境，与尘世隔离，再把一群人集中在这个指定的空间，给定一些条件 (如有吃有喝)，再控制一些变量(如限制与外界互动)，并在内部配发一些实物或象征性的货币，从中研究他们的经济行为和动态过程。
        这个“微型经济体”和我们许多人长期生活的真实环境多么相似!
        直至改革开放之初，文人的生态环境并无显著变化。他们当中虽然有不少人被称为自由职业者，但也必须隶属于一个单位或部门。这个人的生活条件是给定的，其待遇一律与行政级别挂钩，来决定发多少工资，住多大的房子，骑单车或坐小车。生活谈不上优裕，却可保衣食无虑。同时，也必须遵循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如意识形态的限制，工作调动的限制，以及人事交往中所谓”海外关系”和“涉外活动”的限制———
        我们都曾心甘情愿地待在这个“经济体”内，即使遭到一时放逐，也把这里看作是心向往之的生活故乡。
        这场实验得到的显著结果，是人的生存能力的弱化，及角色的封闭倾向。文人这个开放性角色变得愈来愈不通透，愈加作茧自缚。
        本来，人可以有多种选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多端。作为自然界的一员都有“求存”的问题，作为社会的一员都有“立身”的问题，并在这个前提下去展现生命的光彩。但是，长期生活在一个保障体系中，导致谋生意识的迷失，也像真正的士大夫那样，更加坚信“君子谋道不谋食”。
        现实经济形态比文化传承更能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我们还看到这项实验的副产品，在生存功能弱化的同时，人事倾轧的功能却得到强化，变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倘有一天，走出微型经济体，面对着“野生的”生存环境，尚能经得起雨雪风霜吗?
        还好，这样的考验没有立即发生，以至有一个缓冲的过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文人迎来一场蔚然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精神风采也得以充分释放。在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派挣脱羁绊、勇往直前的气势。文人们在这一历史瞬间表现出的“仕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文以载道”的角色实践，与社会对角色的期望正相吻合。
        这是天时与人世的风云际会。
        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中国文人物质生活的黄金期(那时他们的待遇可与政治家比肩)，而八十年代初则是中国丈人精神生活的黄金期(此时他们的一文一言可博天下人喝彩)，如此备受宠爱，令．他们的西方同行也觉羡艳，不过，这是文人境遇的恒久常态吗?。
        其实，西方近代史一再向人们暗示，对文化的致命威胁不仅有可能来自政治，更有商业。商业如飓风般席卷一切的威力，是足以改变文化地貌的。
        倚岸观海
        正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文主义热潮方兴未艾之时，整个社会向重商主义急剧转型。这一突然发生的变化，令社会多数成员都缺乏准备，而“丈人”尤其始料不及。
        中国文人看不起商人，是发自骨子里
        的。这一“职业歧视现象”在全世界都当属仅见。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仕”和“商”是地位最为悬殊的两个角色，分别居于“四民”之首末。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抑制商业的历史，由历代士大夫制定出来的“轻重论”、“盐铁论”和“重本抑末”论，富商大贾都处在被抑贬或打击的位置，有时甚至蒙受着人格上的侮辱。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以困辱之”；吕后规定“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官为吏”，商人被明确地划分为“贱民”。
        文学和戏剧对商人的描述比史学家更为生动。中国文人大多持有超然的金钱观，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痛心疾首。从唐诗宋词到宋、明小说，豪门大户的形象总是猥琐形秽。于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见利忘义，便成为商人的经典脸谱。
        何必把话题扯远?现实问题在于，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主流的思维定势仍没发生根本性变化。当时，全中国已没有一个民间商人的身影，有的皆为“官商”，那是被老百姓戏称为“大爷”的。在民间能跟商业活动沾一点边儿的是个体户，因被定义为劳动者而聿存。他们已从建国初期七百万小商贩，缩小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五万人，从事的都是最简陋的手工生计。一个将近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仅有这么一丁点儿私人经济元素，可谓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就不难理解，在八十年代初时冒出那么多的倒爷、板爷和练摊儿的，皆由社会的底层人士引领风气之先。当时常常可以听到对这些人文化低、成分杂的指责或嘲讽。文化低是事实，据统计其中也确有百分之三点八的“两劳人员”。但是对他们的苛求并不达观。他们本来就是无业状态，迫于生计，又较少观念框架的束缚，豁然间眼前闪开一条生路，犹如被施主放生一般，踊跃游向大海去了。
        这个”海”，对于他们来说不仅象征着市场经济，也有顺法自然的意义。
        然而这些人带来的轰动效应不可小觑，他们闯入一个“短缺”经济的市场，如入无人之境。只不过“倒”了几把，“练”了一遭，就赚来整口袋的钞票，令岸上的人看得瞠目结舌，耳热心跳，遂有“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之说。
        现代心理学研究一再表明，人们看待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重要。人们是通过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来确定自己是否富有的。这一幕小小的“闹海”，对文人的价值观是一次冲击。文人再自视清高，也食人间烟火。面对着文化相形贬值，难免有几分苦涩。
        接下去的事情众所周知，一些文人禁不住海的诱惑，落海而去。更多的人恪守着志趣情操，持续地耕耘那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适逢茶余饭后，“文人下海”也可成为一项谈资笑料。
        翻阅这类的讨论文章，“文人下海”的话题大多集中在“成败”这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但是，有一种看法更为深刻而凝重，却不一定公开表达出来，那就是来自道德动机的质疑。在文人看来，“下海”与“守岸”构成人格坐标的分野，下海者当属精神意义的叛徒，已非我族类了。
        中国“文人”有其规定的纯洁性，因此我很理解这种看法在逻辑上的顺理成章，并对留在岸上的文化守护者心存敬意。正是这批执着的人，在文化与商业的边缘，拦截着沙漠化的侵袭，筑起一围绿意。
        褫夺与蝉变
        认真说来，文人下海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浩瀚无垠的大海留给“文人”的航道很狭窄。
        “非文人”下海多会选择投身于一个成熟的企业，不在乎由最底层做最不起眼的事，忠心效力，恪尽职守，只待熟悉了这间企业的运作也掌握了市场或客户资源，说声“拜拜”，自立门户。而丈人本来就享有一份薪俸，并比工薪阶层多了一笔稿费或讲课费，走到哪里皆为上宾礼遇，又何苦另择一条寄人篱下之路呢?
        既然下海就要做生意人，或称大股东。因此，文人下海大多选择不太陌生的项目以易于切入，例如广告策划、图书经销或影视制作之类。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并不根据谁的意愿去嘉奖谁，首先是根据需求进行择汰。更何况，犹太人还有一条“二八定律”：有的生意是八分投入二分回报，另一些生意则是二分投入八分回报。而文人面对这类机会成本的选择，自由度都有限。
        接下去要做的事，需在一系列的文件上签字画押，承诺履行一连串的责任和义务。首先，文人得把自己还原为“自然人”，拿着身份证去注册登记。先从心理上剔除一个人的任何附加价值及优越感，并被暗示着将要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去竞争。
        如果这位文人用的笔名正是身份证的原名，在注册时可能会遇到一双诧异的目光，仿佛在问：“您也想做生意吗?”这不是个好兆头。这种疑问今后将长期伴随着商旅生涯，而且弊多益少。丈人知名度的商业价值与艺员和运动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一般文人都缺少心理学中所谓的“宜人性”。在获得定单筹措巨资和营销产品时，都可能受到质疑。就像文人对商人持有成见一样，在商界看来，“文人无行”和“轻诺寡信”也是丈人的特质。
       注册后，文人立即成为一个新的角色：法人。这意味着你拥有一间-~,3k，不论这间企业的规模大小，法人得给每一位员工发工资和福利费，并对企业的一切行为承担终端责任。如产品质量的责任，服务态度的责任，工期的责任，付款的责任，安全及消防的责任……法人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责任义务，即纳税，即使不赚钱起码也得缴纳营业税。当法人承诺做到这一切，才被确认为商人。
        文人一沾海水，生活方式大变。本来文人只需操好一支笔，理好一叠纸，万事则安。而作为一个商人，心中常有牵着一头巨兽似的惶恐，这头巨兽有可能执行商人的意志，也可能将其反噬。
        文人的第一笔注册资金不会很多，除非这位丈人是富如身家亿万的“哈里·波特”的作者。而且，按照国内的管制，注册资金是封存不可动用的。因此，文人下海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谋生，商界俗称“维皮”，即做到日常收入可供维持企业的正常开销。这是文人下海后面临的第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下海前虽自感清寒，但一家一户的开销毕竟有限，下了海反倒背着一个老大的包袱在生存线上挣扎，依照马斯洛的人格理论，这是人生需求层级的大幅度降格。由“顶峰感”，“自我实现和受人尊重”一下子跌下来，直降到生物性需求的最底格，连安全感都没有了。如果此人多愁善感，徒生凄凉悲壮之叹!
        有没有赚钱的捷径?丈人可能有此幻想。在业外人士看来，中国商界遮掩着层层黑幕，幕后是权钱交易、欺诈造假和花巧的敛财路数。我曾另有丈著，谈及那些被经济学称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畸形现象。但是，这并非商业社会的常态。随着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人们可以看到，勤奋和诚实乃是商家立身之道；如若攀上财富的更高峰峦，雄心、智慧和无穷的韧性方为成功的要素。理性经济行为终将占据上风，历史留给圈钱者的机会愈来愈少了。
        商家要做到“维皮”，往往得经历多年
        的磨砺煎熬。殊不知，一旦可以“维皮”，企业就已积累了能量，只待机遇的曙光闪现。倘若文人缺乏这份坚韧的耐心，就会觉得自身优越感受到褫夺。一个文人愈是曾经成功，这种褫夺就愈是来得残酷。这仅仅开始，从文人到商人的蝉变，是一系列褫夺的结果。
        文人下海似有一种方式可以成事，先将其置于死地，弃之于大海，待其后生。
        状元也疯狂
        阅读现代心理学的角色理论，恍若有人生如戏的幻觉。文人是一个角色，商人是另一种角色，文人扮演不好商人的角色——事情就这么简单。真实生活中那些沉甸甸的感受，经过科学思维的提取，变成一些轻松而清晰的概念。对应文人经商的不伦不类和不伶不俐，角色理论有所谓“角色混乱”，“角色错位”，“角色冲突”……指的都是角色扮演者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不协调状态。
        在“文人下海”的种种不适当中，最难逾越的心理障碍，是一桩细微米节的俗事：求人。
        在成熟的商业环境中，鲜有一味求人的事情发生。大凡盖一个图章，取得一笔款额或获得一项生产资源，都是责任义务的约定和代价支付的互动行为。而在不成熟的商业环境中，尤其在政府较多干预经济活动的情况下，企业的对外行为几乎就是求人求人再求人。而且，企业动机本来就注有私利的欲求，故此很少有人会无条件的施以援手，这就使求人变得几近于央求。
        文人一向自持“万事无求品自高”，这句话源自儒家明训：“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文人可以做到不求诸亲朋好友，不求诸同窗同事，甚至无求于读者，而商人做不到。商人有欲则有求，不得不低眉事人，好话说尽，曲意奉迎。一个纯粹的商人甚至可把求人当乐事，大丈夫能屈能伸，以屈求伸，韩信甘受胯下辱那是小菜一碟。他们求人可以求得潇洒，求得漂亮，求得令对方舒舒服服。故此，商人求人的效率要比丈人高出许多，文人很难把此道学精。在这里，尽管演出有高明与拙劣之分，而仰人鼻息的角度是被设定的。
        一个商人即使恪守自己的精神情操，也得向外在世界妥协。遇有不顺心，不情愿或不好忍之事，一句“和气生财”打发掉烦恼。同时，商人更要向市场妥协，那简直到了刻意媚俗的地步，否则企业便失去生存条件。自诩“引领新潮流”是拣好听的说，其意仍在对市场的预测和揣度。而文人则应拒绝妥协，特立独行，“见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从理论上说，尘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一个文人的良知施加权威。
        现代心理学常以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证明角色心理如何整合一个人的人格结构：某士兵刚刚晋升军官，初遇士兵向他敬礼骤觉有些窘困，久之则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对不敬礼的士兵加以惩罚。同理，一个人在商界浸淫日久也会留下人格的印记，圆通权变就是商人的职业标签。
        文人下海又不耻于商人的作派，有可能导致“角色距离”。也就是说，文人发现商人的角色与自我概念不相符，就可能用一种疏远或蔑视的态度来扮演它，在自我意识和角色扮演之间建立一个内在的心理距离，降低投入热情，丧失工作情趣。但在激烈竞争的商场上，周围对手个个都是倾力而赴，士气昂扬，哪里容得丝毫懈怠。“角色距离”致使文人出师未捷，先在气势上低萎了。
        信笔至此，仍未着眼于“角色技能”的问题。在我看来，角色技能并非“文人下
        海”成败关键因素。一个有才学的文人，亦不缺少经商的智商和情商。在思维的一定高度，知识与学养有触类旁通之妙。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和人力资源学那些工商硕士的必修课，读虽有益，多读却无助。商场上的生财之道并无一定之规，条条大路通罗马。文人经商的最主要对手，在于其“先赋角色”过于强大。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丈人下海”的著名角色，是光绪年间的状元张謇。他在大魁天下之后并未入仕，而是回乡兴办实业，被保守人士视为疯狂之举，日后却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先驱。观其日记，有“以嚼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的感慨，足见其观念深处的角色冲突。张謇在朝中受到翁同稣的赏识，在生意上又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比起一般商人自是幸运有加。但是，他的企业最终仍不免清盘易手，史家多归咎于西方列强的商业入侵，却少有人去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性孱弱去寻找内因。
        无梦到徽州
        我必须提及徽商了，否则便不成此文。当我沿着“文人下海”的心态寻踪时，却无视曾有那么一方神奇的山水，那么一群谜样的族人，他们作为“文人下海”所向披靡，业绩彪炳，在中国的流通领域雄踞三百多年。相形之下，我把“文人下海”的心理阻滞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冲突的这一视点，显得狭隘、苍白，几乎不可自圆其说。
        欲识金银气 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 无梦到徽州
        这是汤显祖在明万历年间题的一首小诗。后世学者对这寥寥数语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但其中有两层意思是浅白的，当时的徽州是商贾荟萃、金银气聚之地；而黄山和白岳也是旅游的胜景。
        在方志学领域，徽州怕是保存文献史料较丰富的一个地区。其中对徽商的描述，又以当地名儒《太涵集》的作者汪道昆最为详尽而生动。徽州“业贾者十之七八”，“新都三贾一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及为子刊、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明代另一位更有名气的文人王世贞也曾写道：“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徽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们“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向着长江流域和大运河两岸跋涉，糜集于南京、上海、苏州、扬州……这些花团锦簇之地，并向着闽粤和海外绵延，一时竟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初次看到对徽商的描述时着实令我好生困惑。儒家对人性的压抑，也就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吃人的礼教”那一负面，从理论上发展到极致，就是程朱理学了，而徽州恰恰是朱熹的老家，理学的坚强堡垒，号称“东南邹鲁”。从这里发出了“存天理，灭人欲”那使人毛发为之一悚的呼喊。但是，就在这同一地点，却产生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为了追逐金钱财富，走过庄严的文公堂、肃穆的宗祠和巍峨的牌坊，踏过崎岖的山路，在新安江上驾起行艇飞帆，去驶向物欲横流的世界——这是一幅多么不协调的画面!
        我弄不明白，徽州的文化基因在哪一个链条发生了突然变异，以至“儒”与“商”这两个千古难容的角色，变得那么和谐、亲密，交替转换就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
        有关徽商的记载，散见于族谱、方志、笔记、文集当中，亦有许多中外学者涉猎过徽商现象。学者们的见解大体一致。徽州这个书卷气十足的地方，人们先儒后商
        或亦儒亦商，是被狭促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
        处于万山丛中的徽州地少人稠。万历六年的人口统计，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15．8人，人平均耕地仅有1．75亩。歙县的方志记述：“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如此特殊的环境令人们对商业的意义有了最为直观和朴素的诠释。民谚云：“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以前，我曾多次思索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生意”二字的含义，却在徽商这里得到破解。原来，生意是具有生命本义的。
        然而，这并非全部答案。一个社会风俗的巨变，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导引。在徽州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程朱理学，是如何与商人达成妥协呢?
        饶有趣味的是，这个谜思仍在朱老夫子那里求释。《朱子类语》中，“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熹在这里已网开一面，而到了继他之后的徽州第二个大学者戴震那里，更是直呼“理者存于欲”。“有欲而有为……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这些话，对于徽州的儒贾来说，应是耳熟能详的。在世代徽商中有一共识，亦传教子孙：“士商异术而同志。”不论做官或经商，都降低到实用主义的同一层面，而高居于两者之上的是“功利”价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微妙的现象。在同一社会中，只需把文化元素的位置稍加调适，整个体系就大为改观。
        徽州富商巨贾的生活是相当奢靡的。他们拥吴姬，揽越女，宿妓挥金如土。家中一大群小老婆，有的竟自号百妾主人。并且蓄养家班，大张堂会，结交权贵。徽商在“乌纱帽与红绣娃”这两件事上最肯花钱，被世人传为笑谈。但是，徽商也的确是贾而好儒，富而思教。他们的雄厚财力和文化诉求，在全境留下星罗棋布的书院，滋润了一代新安画派，哺育了徽班，并于日后成为中国戏剧皇冠上的瑰宝——京剧。徽商似乎证明着屡见的历史逻辑：一个非教条的世俗社会更接近全方位的繁荣。
        金钱与诗歌
        西方的商业文化一直有学者秉烛前行，大凡有哲学家参与其事，都不免罩上道德伦理的色彩。不过，东西方学者形成镜面反差。在中国“义利观”的内容是相斥的，而在西方“义”与“利”是画等号的。
        倘若不要言必称亚里士多德，那么可从被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谈起。他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这是市场经济学的核心。人们自利的行为的最大化，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最终为社会创造了福祉。然后，到了与马克思同时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大师马克斯·韦伯那里，简直在为人们的逐利行为歌功颂德了。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言“赚钱就是美德的结果和职业能力的表现”，被学者们认为是倡导了“利润伦理”。以至西方商人在点数钞票的同时，戴上崇高的桂冠。
        似乎，在中国堪与西方“利润伦理”相比者，惟有徽商。“徽俗，商者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为不肖而爱憎矣”。徽商自是摆脱“小人常戚戚”的心态，变得“君子坦荡荡”了。
        我恍然觉得，中国今日的出版文化与西方的“利润伦理”也颇多相似之处!
        近年偶得闲暇常去逛书店。人经历的
        事情多一些，似乎不大着意去碰那些虚构的作品，只想找些实在的东西。于是，人文科学部类的书架就成为我的流连之地。
        我发现这里有许多书都关乎金钱。书架上摆着教人快速发财一夜致富的诀窍，排列着大亨、财阀、官商、买办的传奇。有一位清末商人本是官商勾结的典型，属于百姓最厌恶的一类，却受到众多作者的追捧，光是此公名下的书目就有几十种之多，许多封面提要以最热切和最赤裸的语言呼唤着对金钱的饥渴，那语气仿佛要把人蛊惑得血脉贲张仍不罢休!
        书店的这一隅也挤着最多的年轻人，比起文艺书架前的冷清，这里却是肩膀挨着肩膀，手臂擦着手臂，我可以从肌肤相沾的汗湿和身后呼吸的热气中，感受到他们生命的张力!
        身处此境，我强烈地意识到，新一代角色在冉冉升起，而“丈人下海”已是行将消失的问题。此文可做酒祭。
        但是，作为一个“亦贾亦儒”的角色，我的思索并未中止。我觉得有些话要对身边这些年轻的朋友实说，却又与他们素不相识。我知道他们不喜说教，但对真相有兴趣。
        我想说，别太沉溺于那些教人发财的书籍而虚耗光阴，在我之前，有一个行家名叫费尔海姆，早就戳穿过这类把戏，他说：“那些一心想找到这些秘诀、魔法和妙方来发财的人，却是最不可能发财的人。”
        我想说，我衷心祝愿身边的那些年轻朋友，能如愿发财，富裕总是一件好事。而且，我相信他们聚敛的金钱将远远超过上一代。不过，金钱的含义太复杂了。世上有多少学者和读者就有多少关于金钱的定义和谚语。它是魔鬼也是天使，是好的仆人也是坏的主人，是快乐源泉也是灾难的祸根……简直令人无所适从。另有一说法较为新颖，把金钱比作文学语言，这是以温饱社会为前提的一种类比。一首诗代表一只夜莺，一些钱代表几斤面粉或几小时劳务。难道不是吗?它们的属性都是比喻、介质和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人的目标在远处的地平线。金钱是中性的，但在人的一念之间，才有了道德的属性。
        由此，我要提到在中国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令我最为敬仰的偶像，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川船运业巨子卢作孚。他是“文人下海”的翘楚。曾做过记者、总编、社长，也办过教育会馆。但在烽火连天的乱世．无从施展文人的抱负，便弃文从商，并在短短的十年中发展成为内河航运的巨擘。一九三八年，日军逼近长江，武汉告危。卢作孚动员属下全体员工和上百艘船舶投入战争，冒着日军狂轰滥炸和人员的伤亡，他以非凡的智勇亲自指挥把二十万吨工厂设备从上海、南京、武汉运抵重庆，为抗日战争保存了重要的实力，被称为“东方敦克尔克大撤退”的组织者。不论作为传统文人或现代商人，他都达到人格境界的峰峦，亦令许多同样有心而乏力的人扼腕自叹。在他至美的精神高度，任何职业都是灵魂的殊路同归。
        我企望在长江之滨应有他的塑像，他比《赤壁怀古》中的英雄豪杰毫不逊色。当愿前往膜拜，高擎醇酒，“一樽还酹江月”! [责任编辑何 安]